“没有错误那就不是农民的片子了，有错误才符合身份。”
 
如果把整个西安城看成一个时钟，那么史家寨就在4点半钟方向，从西安市中心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能到达。这里的村民大多种植小麦和玉米，每年秋收，一大片金色的麦田被微风吹得涌动，从高处俯瞰，农民和农具都缩成了一个个小点。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留下来的人即使七老八十，也时常在地头出没。土地对于他们来说亲切如老友，但有时又会痛恨这片不算肥沃的土地困住了他们的一生。


史家寨村民。

村民张焕财家里有4亩地，长年的劳作将他的皮肤变成小麦色，一双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如果你在史家寨遇到过一个手拿铁锨、肩扛摄像机，将镜头对准旱田里劳作老人的人，那一定就是他了。
 
他至今，已经拍了15年的纪录片。


村里一位少年给张焕财拍的“工作照”。


 
我就是农民，我的东西叫农民纪录片

2019年9月，张焕财最新一部纪录片《村戏史记》在北京昌平秦家屯放映，拍的是史家寨村民唱戏的历史，从构思到成片，前后跨度20多年。
 
老早以前去青海打工，张焕财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来自不同地域的工友性格差异很大，但似乎都很喜爱唱戏——河南人有亲和力，曲调也婉转欢快；江浙人轻声细语，越剧刚好也是这样。他的乡党们（陕西人对老乡的称呼）则喜欢唱秦腔，想唱了就吼几嗓子，也不计较唱得如何。


乡党在乡间唱戏

农业社还在那会儿，打麦场里的村民经常一边干活一边唱戏，歌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有次张焕财跟一个村民一块进南山，对方能一人分唱几角，一会儿男声一会儿女声，一会儿是沧桑的老人唱腔，一会儿又是年轻人的声音，腔调美极了。张焕财觉得，那是农民自己的声音，但“可惜，那会没有摄像机”。


村民唱戏片段

90年代，他去西安打工。工头叫人，干10个小时是底线，12小时也是常有的事儿。一天，一个民工在“人市（劳务市场）”枕着烂砖头睡着了，附近的扒手伺机而动。
 
张焕财看着扒手把他外面的兜儿翻了一遍，翻出了一张2元钱、一个打火机，接着又解开他的衬衣。每每摸到一样东西，扒手便得意地向围观的人炫耀“战利品”。几十个农民工就像在看一部无声电影，眼见熟睡的人像洋葱一样被层层剥开，有人调笑说：“把他妈失的（方言，意为*他妈），人家就像是医生做手术呢！”


西安街头，等活的民工睡着了。

张焕财向来热心，想“上去揪他”，结果立马被同伴按住：“你咋那二球（傻）呢？他们是一伙伙子（一伙人）呢，你爱多管闲事，看不打死你才怪？”
 
被偷民工的乡党也站在一旁，攥紧拳头敢怒不敢言，张焕财想：“要是我有摄像机，就把他拍下来，曝曝光。”
 
这样的愿望一年比一年强烈。直到一次他路过陕西武功县城，看见一大片甘肃过来的麦客，躺的、站的、坐的、光膀子的、穿短褂的，一律头戴草帽，穿着军用鞋或麻鞋。那画面，简直震撼刺激。
 
“这些真实的农民生活在电视里竟然看不到！”张焕财打定主意了——他要买个机器，自己拍。


《村戏史记》片段

2005年，张焕财终于攒够了钱，花3000多块买了一台掌中宝（家用摄像机），光是说服妻子齐慧芳就费了老大劲儿：“我寻思着买个摄像机，可以拍婚礼挣钱，一年，不出一年本儿就回来了。而且拍片子要是能得奖，还能有奖金，比打工强多了不是？”
 
之后，这个掌中宝常年跟随张焕财南征北战，在工地时好几次险些丢了，有时候是摔了，或者不慎被别的民工踩了一脚，“别人压根没想过有谁干活还带摄像机”。


2007年，张焕财在陕西韩城摘花椒的自拍。

起初，村民看到张焕财就像见了外星人一样。看他把三脚架支到田里，有人过来问：“你得是搞啥测量呢？”看他抱着摄像机拍干旱的冬麦，又有人冲他喊：“有病么？这么早就给麦地里打除草剂？”
 
拍摄没有他想象中顺利。拍《村戏》的那段时间，谁家乔迁、过事（白事居多），张焕财就扛着摄像机赶去。但农村闲话多，有时他找老人讲历史，儿媳和家人会干涉，“怕老人说他们不好”。
 
村里人也没时间陪他 “做梦”——为了拍出秦腔和劳动交融的感觉，张焕财动员了好多唱戏的乡党，让他们在干活的空余吼几嗓子，还想去唱戏的村民家里，把舞台的戏和生活的戏糅合起来，结果没人理他。


劳作完的村民们正吃饭休息。

村里有个开拖拉机的乡党，常年唱包公角色，唱得很美，张焕财想拍。每逢农忙天，他便扛着机子满地转，碰见了乡党，就跟在屁股后头让“来一段”。
 
乡党拉高了音调说：“来怂呢，把人挣的都拔不上气还唱戏（来个屁，把人逼得气都喘补上不上还唱戏）？”
 
“你哄谁呢？犁地是拖拉机出力，你出啥力？”
 
乡党说你上来试试，张焕财上去了，一路的灰尘加上颠簸，差点把他整散架。
 
即便这样，张焕财也从没停止过邀请，每回碰见乡党必提一嘴：“进摄像机里来一段！”年年如此，挖苦、激将法都试过，就是不起作用。后来，张焕财碰见他在自乐班唱得很投入，笑呵呵地问对方：“地里咋不唱？”
 
“地里唱？人要说神经病！”


一群妇女看张焕财拍她们跳舞的视频。

就这么磕磕绊绊地拍了10多年，2015年，终于被张焕财蹲到了一个画面：村戏的舞台上，一个年轻小伙卡着换节目的当儿突然冲上戏台：“稍等一哈，咱有两句话说。咱村饮水工程这活真莫（没）做好，我都看不下切（去）……”
 
“生活和戏剧终于融合到一起”，张焕财觉得，这戏可以剪辑了。


《村戏史记》里，看戏的村民。

2019年9月，他坐上一班全程近12小时的火车奔往北京，有纪录片爱好者在那里租了一个农家小院，里头有个剪辑室，常年为这些同好开放。
 
在小院里，剪片遇到技术难题或电脑故障，叫一声，就会有年轻人过来帮忙；偶尔谁做了好吃的，还会喊上大伙儿一块吃。没人管你怎么剪辑、怎么构思、怎么做字幕，张焕财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


《村戏史记》剪辑中

《村戏史记》前后剪了1个月，过程中，张焕财发现有些画面晃动得厉害，有些场景收声粗糙，还有些是大段大段的沉默，但他不在意，他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叫缺陷美：“没有错误那就不是农民的片子了，有错误才符合身份。为什么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纪录片导演呢？我就是农民，我的东西叫农民纪录片。”


镜头下的乡党们


 
“今年再拍一个，再拍个轰动世界的纪录片”

1960年，张焕财出生在史家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给他取名这个名字，后来导演吴文光建议他把火字旁的“焕”改成“呼唤”的“唤”——唤财——希望他早点发财。
 
和八九十年代大部分西北青年一样，年轻时的张焕财中了路遥和贾平凹的“流毒”，以为能“通过写作改变命运”。初中时他爱写作文，有次写村里饲养员，写他弯腰驼背，做了英雄事迹，结果被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讥笑：“是英雄就不能写他腰弯背驼。”他不服气，说“饲养员就是锅锅腰”。那次以后，他对这个老师“印象很差”。


张焕财在自家经营的劳保店里

还有一回，张焕财把作文纸弄丢了，哭了整整一上午，哭到最后没意思了，就发誓以后再也不哭了。之后他就真的没再掉过眼泪——1978年，他参加高考，落败，没有哭；后面连着4年也都没考上，离上线最近的一次只差4分，他依然没有哭。
 
第四次高考失败后，张焕财心如死灰，决定让弟弟去考大学，结果弟弟一次就考上了，至此两人角色互换，弟弟上学，换张焕财留下来照顾老人。


锄地时，张焕财感觉“是在给地理发”。

24岁那年，张焕财遇上了妻子齐慧芳。婚后，他频频给杂志投稿。有次写了篇读后感，1个月后忽然收到了7块钱稿费，相当于当时4天的工资了。这一下刺激到了张焕财，之后他整整给那家杂志社写了8年，每年最少投出去六七十篇，但都只有一两篇中稿。
 
直到1994年的一次征文比赛中，张焕财获了二等奖，奖金600块，后来他还听说获了特等奖的人叫陈忠实。


每次张焕财在村里拍摄，都会引来好奇的乡党们。

如此写了10多年，发表过10多万字后，张焕财逐渐意识到“零星的稿费对生活改变不大”。
 
命运的真正转折发生在2005年年底。10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主编朋友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南方周末》正在征集想拍纪录片的村民作者。
 
当时张焕财已经用掌中宝拍出了第一个短片，叫“我的麦子”，当然这个片子是“失败的”，镜头晃得厉害，也不敢靠近了拍，只能老远地拉镜头，他觉得“根本不能称之为片子”。本来张焕财没报多大希望，结果一个礼拜后，北京草场地工作站打来电话，说他入选了。一块入选的还有另外9人，工作站邀请他们上京统一培训。


张焕财拍的新疆采棉记。途经鄯善车站，那时候绿皮火车车厢顶是一溜儿的小风扇。

挂掉电话后，张焕财第一反应是不相信——“那会儿不是骗子多么？”妻子也觉得 “哪里有这样的好事？给你发摄像机，让你住酒店，火车票报销，还管饭？这啥待遇？你是村干部么，村干部也没这样好的事，你做梦吧？”弟弟劝他别太认真，说不定是传销；女儿刚好放学回来，也不放心让他去。
 
全家人都极力反对，但张焕财还是想试一试：“我就去看看，不是真的的话，就当是到北京逛了一回，一辈子也没去过北京呢。”


张焕财镜头下嬉戏的孩子

11月25号，他出了北京火车西站，隔老远就见到工作人员来接他。当晚，10个村民在 “巨龙宾馆”会齐，商量说第二天再看，如果是传销，就各自打主意跑。直到工作人员将10台崭新的DV机发到他们手上，张焕财才确定这不是骗局，来自广西的一个农民作者很兴奋：“得10头大肥猪，才能换一个DV机！”
 
回到西安，张焕财花1个月时间拍了短片《一次作废的选举》，内容是3个村子——穷村、富村和搞房地产开发的村子分别进行竞选——穷村看透了暗箱操作，“基本没人争当村长”；富村和搞开发的村子则竞争激烈，“村长竞选，见人就发一包烟，或整条烟地送”。
 
实际上，光是这题材就能拍一部“电视连续剧”，后来张焕财总共拍过8次选举，“有选人大代表，有拍外村的。整个过程错综复杂”。


《选举2015》纪录片海报

项目的负责人吴文光（纪录片导演）看到片子后评价很高，包括之后3年的作品。之后，草场地工作站决定继续为他们提供项目支持，张焕财的《我的村子》系列由此诞生，以一年一部的速度成片。“我的关注是土地、庄稼、村民。”张焕财总结道。


张焕财拍摄村里耍社火的片段。社火，即高台、高跷、旱船、舞狮、舞龙、秧歌等的通称。

他似乎对麦子情有独钟。每年的片子里都有农民夏收的段落，收割、碾打，脱粒，农民兄弟姐妹在三夏大忙里急急火火；也都会有麦子的特写，2006年是数麦粒，2007年是追着麦子跑，2008年是麦穗冲着镜头而来，2009年是绕着麦穗转圈……
 
“我敢说，我拍麦子的特写天下没有，或者说，从我开始才有。”


张焕财拍摄的麦子特写

最疯狂的时候，张焕财揣着260块路费就奔新疆拍采棉人，结果到了库尔勒的棉田，才发现那根本没通电——“DV没有电，难道靠太阳能吗？”最后只拍了5盘磁带就回家了。
 
2011年，他又将镜头对准西安的农民工生活。那几年西安“拆得最凶”，西万路的人市附近，每天都有数千民工在揽活儿，最夸张时能把10亩空地全部站满。那段时间，人市里流传着一个词儿叫“西万公司”——这个公司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却是无数普通民工的向往，找活时，人家问：“你是哪的？”农民自嘲：“俺是西万公司的！”于是大家会心大笑：哦，这个人想当公家人。


觅活闲余，农民工在马路边霸气习字。

当个公家人，端上铁饭碗，有医保，有退休金，张焕财也有着同样的朴素梦想，为此他曾在中国农业大学读过2年函授大专法律班，但没毕业证，找工作时仍是高中学历。
 
所幸他拍的纪录片成了。2010年张焕财第一次出国，吴文光带上他和另一位村民作者贾之坦参加了瑞士电影节。那回他转了很多地方，联合国总部、万国植物园、瑞士博物馆……就连此前一直反对他拍片的齐慧芳也一反常态，露出了羡慕的神情：“我这辈子老是为人家活呢，从来都没为自己活过。”


张焕财在瑞士街头自拍，大学生邹雪平抓拍下了这个瞬间。

《西万公司》的手记发出后，张焕财家被媒体频繁拜访。亲友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觉得张焕财在做白日梦，反而寄予厚望，希望村里头能出个人物。有次《我的村子2008》在村里放映，现场来了300多个乡党，大家挤在一台29英寸的农家电视前看，张焕财觉得“那么多人，画面太小了”。


《老庵庙》在村里放映，放到高潮部分，村民们纷纷拿起手机录视频。

他也曾经幻想过“拍一部纪录片，一下子引起轰动”，然后“从此改变身份”。
 
《我的村子2006》里就有这样的镜头：妻子在厨房切菜，张焕财乐呵呵地对她说：“今年再拍一个，再拍个轰动世界的纪录片。”妻子一听就笑了：“把你先人羞得抖抖的。”
 
后来这部影片在深圳放映，底下坐了很多外国观众。片子放完，掌声经久不息。张焕财想，也许“那会已经轰动他们了。”


上云之南展映、新加坡展映、入围西安国际电影节……2007到2011年是张焕财离“成功”最近的几年，平均一年参加两三次展映活动。图为《乡党》在兰州展映。


 
“为我的无效劳动感到遗憾！”

2019年9月8日，《村戏史记》在一个30平的小院里放映，银幕是用竹竿支起来的，桌上放着投影机，一圈椅子坐了9个观众。
 
第一版剪辑有110分钟，开篇是2个长镜头，一个20分钟，一个25分钟。先是一帮村民在尘土飞扬的路边聊村戏的历史，然后是一位老人讲1958年发生的事，接着故事又转到生产队饲养的一匹母马。
 
这2个“巨长的镜头”让张焕财心里没底，他担心观众会失去耐心。果不其然，片子没放完就有老师首先发难：“近1个小时还没贴近主题？”


《村戏史记》截图

其他观众也鲜有好评。有人建议“该把最后的镜头放在最前面”，还有人发言：“你是没擦镜头吗？有花花。”张焕财说是的，那人又说：“买个镜头纸就几块钱。”几个同好陆续发表了意见，都是技术上的毛病，在他们看来，已经拍了10多年的张焕财，不应该再犯这些低级错误了。
 
事实上，从《我的村子2009》以后，批评就慢慢多了。有人看他同一个题材连着拍了6年，觉得“去年跟今年变化不大”。有的人更直接：“怎么年年有家庭的矛盾？好像有点烦？”
 
回想最初三四年的“成功”，张焕财觉得可能是 “看农民拍片很新鲜”，看多了，大家“可能就嫌我不长进了”。
 
这些年，拍片的钱是他“从嘴里掏出来的”，他形容，那就像拿着手扶拖拉机的发动机，跟拿项目资金的科学家竞争做飞机，“非常难”。有时他甚至会想：“不是民工去当评委的话，是不是永远不可能认可这就是拍的民工生活呢？”


张焕财镜头下的村民生活

回到剪辑室，张焕财没用几分钟，就把2个长镜头分别砍了10多分钟，最后片长定格在83分钟，之后就没有再放映过。
 
第二天，张焕财回了西安的劳保店里。按照往常的经验，去北京剪片前，他至少要给妻子做3个月以上的思想工作。看着张焕财天天熬夜，有时齐慧芳会心软，突然答应让张焕财离家，然而家里一旦没人干活，齐慧芳又会陷入后悔当中，直到张焕财再次无功而返。


镜头下的乡党们

一天晚上，房间关着灯，妻子齐慧芳用陕西话规劝张焕财：“我想你甭胡成了，想办法挣钱，做点成绩。”
 
张焕财问：“啥叫成绩？”
 
“挣了钱就是成绩，钱拿回来就是成绩，把娃管好就是成绩。”
 
然后两人都不说话了。
 
家里的劳保店一个月只赚两三千元，4亩地的利润更是低得离谱，一年只有几百块。在结婚20年的妻子齐慧芳眼中，张焕财是没做出成绩的人。


椅子上的一男一女距离拉得老开，张焕财觉得“很像斗气的两口子”。

随着张焕财长时间的“没有长进”——得过的奖多是荣誉奖，没有奖金——村民们的热情也就逐渐消退。亲戚们甚至不相信大量的曝光之后，张焕财连个职位都没有，久而久之也就都说：“这货是扶不起，白费力气。”
 
无法摆脱的窘迫，成了这个4口之家争吵的导火索。每次吵架，妻子都要回到这些事上：“你这些年都弄些啥？房子房子没有，车子车子没有，把娃的婚姻（儿子33岁还谈不拢对象）都耽搁了，整天就弄你那些没用的！”
 
有时被逼急了，张焕财就还击：“我就是不弄这些没用的也发不了财！没那个命！”


邻家拆老房，张焕财看到一片屋瓦落在树上，不肯下来。


 
几时轰动了村子，或者也就轰动了世界

前年年底，张焕财彻底结束了打工生涯，今年他60岁，听力下降了不少，过去轻而易举完成的重活，现在也干不动了，大部分时间，都和妻子在自家经营的劳保店里待着。
 
闲的时候，他喜欢看看公众号，刷刷微博，妻子则爱刷抖音，喜欢看古装剧和家庭情感剧。有时候太闲了，张焕财就好奇：“有啥意思呢？啥破片儿看得那么专心？”齐慧芳驾轻就熟张嘴就怼：“你拍得好，咋不见放？”


《村戏史记》里，种皂角树的乡党坐到铁锹上，和张焕财聊起“人生是白驹过隙”。

如今，“村民影像计划”只剩下3个人还在拍，张焕财的“村子”系列也还在继续。
 
今年大年初一，听说镇上有人感染的消息后，他开始为前天的赶集忐忑不安：“便宜贵贱（无论如何）不敢出去转了。”结果没几分钟，街上突然传来了锣鼓声，他好奇地跑到门口，看见一支烧香队伍正冲破雾霾，威风凛凛地过来了，便赶紧回屋取摄像机。


疫情下的村子执勤点，村民们都戴上了“牛笼嘴”。

街上，村干部赶忙冲到跟前告诉张焕财：“可不敢（能）像5队XX那样乱发视频！”张焕财安抚对方：没考虑发新闻，只是记录，给村子留个纪念。
 
15年过去，无数次从云端落回现实，他不再想着轰动世界了。“我想，几时轰动了村子，或者也就轰动了世界。”


正月，疫情下的农村跳舞队。

最近他计划着拍一个生计片，让村民重走原先的路。“好几百里的路，需要费用”。他想找资金，但马上又意识到自己的不现实：“如果是一个村民，想做他的艺术计划，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可是我又偏偏喜欢做梦。”


夕阳下的麦田。受访者供图

终南山就在史家寨边上，隔了12里地，张焕财曾遇过几个隐居终南山的人。谈到这，他突然来了兴致，说自己还有一个 “白日梦”：几年后，他想一个人在远离村庄的田野上搭一个小房子，与鸡鸭牛羊为伴，然后每天在镜头前排练它们，让它们奔跑，走路，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