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写作《美国种族简史》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移民与文化》一书中，将研究视角从美国国内扩大到了世界范围。为此，索维尔花费了12年时间，探访了15个国家和地区，纪录片式的讲述了包括海外华人、德裔、日本裔、意大利裔、犹太移民社群、印度裔在内的六大族裔的移民与文化历史。

日本人开始向巴西大量移民是从20世纪早期开始的。而在美国移民政策收紧、欧洲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巴西移民的数量减少之后，入境巴西的日本移民加速增长。

1910年之前，每年进入巴西的日本移民都不到1000人。而在1913年有近7000日本移民来到巴西。到1930年，每年迁往巴西的日本移民近1.4万人，而当时已经有超过11.6万日本移民居住在巴西。


在那段时间里，从日本迁入巴西的移民超过从德国和意大利两国迁入的移民总数，仅次于从葡萄牙迁入的移民数量。

第一批来到巴西的日本移民是在1908年组团到来的，他们能来是因为圣保罗州和日本的一家私人移民公司签订了合约。但因为缺乏对迁入地情况的了解，这种最初的尝试以失败告终，移民公司随之破产，最后导致带着血泪的违约与反抗。

然而，日本移民仍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虽然各个时期的移民人数波动很大，但总体上呈增长之势。

小心翼翼的集体行为

来到巴西的日本移民往往是有组织的、公司承办的行为，而不是移民个体性的跨越太平洋的行为。他们生活在完全由日本移民构成的社区里，隔离在巴西人的社会之外。

这是日本组织者自身的选择，并不是巴西当地政府或民众逼迫的结果。做这种选择是为了减少日本移民和巴西当地民众的摩擦，提前减少那种曾经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导致对日本移民的排斥的民间敌意。

和生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那些以农业为主的群体不同，生活在巴西的日本移民虽然做农活儿，但是他们受过教育。

从20世纪初期到1941年这段时间，迁往巴西的日本移民的识字率比意大利移民要高，前者约74%，后者约60%。日本移民的识字率也远远高于葡萄牙移民的43%、土耳其移民的38%和西班牙移民的28%。比日本移民识字率更高的生活在巴西的移民群体只有波兰移民和德国移民，前者的识字率是77%，后者是87%。


日本移民的社区不仅有自己的领导者、医生和社会组织机构，还建起自己的稻谷磨坊、木材加工厂、制糖工厂，以及发电设施。他们还修路架桥，建起水利设施和广播站。

日本人在巴西开拓了丝绸加工业，自此巴西再也不用进口丝绸。生活在圣保罗州的日本移民只占总人口的2%到3%，拥有不到2%的土地，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们却贡献了巴西近30%的农业产出，包括46%的棉花、57%的丝绸和75%的茶叶。

到了1943年，日本移民在圣保罗州拥有超过100万英亩的土地。相当比例的香蕉种植园和渔业生意也掌握在日本移民手中。

这些日本移民聚居地长久以来都是由东京指派的官员管理的。此外，日本的银行也在巴西开设了办事处。这种在日本移民独立聚居地建立自治体系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日本移民和当地的工人、农民、商人之间针锋相对的直接经济竞争。


另外，日本移民社区的性别比例几乎是平衡的，其中60%是男性，因此在婚姻市场上与当地人的竞争也得以避免。从1908年到1941年，迁到巴西的日本移民有超过90%是举家迁移的。

成功融入当地文化

来到巴西的日本移民尽力避免曾经在其他地区引起麻烦的情形，这些努力在初期看来得到了很好的回报。日本移民在巴西受到很大的欢迎。

1932年桑托斯发生地区内乱的时候，港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封锁。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港口仍旧允许一艘满载日本移民的船进入。这艘船是在整个地区军事敌对期间对外封锁的环境下唯一被允许入港的船只。

一份1933年的巴西研究指出，日本定居者是“高效的、勤奋工作的、尊重秩序的、有经济头脑的、忠顺的、遵守法律的”。不过，即便是在巴西，少数的那些成为中间人的日本店主和小生意人还是受到了仇视。

尽管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处于孤立的状态，但是生活在巴西的日本移民并没有真正地在物理上割裂同巴西社会其他成员的联系。

圣保罗州南部有一个叫作里贝拉山谷的地区，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生活着一群卡布克罗人。他们中大多数人不识字，都是赤脚耕田的农民。20世纪40年代早期，这个群体的人数至少是日本移民数量的两倍，但是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在里贝拉山谷小镇雷日斯特鲁，全部25个商店中有21个都是日本移民开的，店主和店员大都是日本移民。


在这种情形下，日本移民和巴西本地人的通婚不但罕见，而且这种通婚也代表着日本移民一方某种社会地位的缺失。

尽管日本人有着极强的社群凝聚力和对自身独特的内在价值观的文化坚持，但是在巴西全然不同的地理、气候和经济环境中，他们还是会发生许多外在的文化转变。

比如，在日本很少会见到一个农夫骑着马飞驰，但这种情形在里贝拉山谷的日本农夫身上很常见。因为他们在山谷里要往来的地方总是相距甚远，而道路状况也不是特别好。

日本移民在建筑房屋时也根据当地的自然状况做了相应改良，并且经常穿西式服装。日本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还做出以下决定，他们教导生活在巴西的本国移民不要在巴西建立佛教或神道教的宗教机构。


事实上，生活在巴西的日本移民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基督徒，虽然一些日本传统的宗教活动的残余仍旧盛行。日本政府同样要求本国移民在巴西穿西式服装。很明显，尽量减少日本移民与巴西当地人的摩擦是重中之重。

在巴西出生的日裔儿童进入公立学校之后开始学习葡萄牙语。在学校里，使用日语是违规的，会被报告给老师。

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里贝拉山谷地区，日裔儿童说的葡萄牙没有任何口音。而他们的父母的葡萄牙语通常都很糟糕。

对巴西国民语言的熟练掌握不仅本身就有着文化融入的意义，而且为进一步的文化融合打开了大门。掌握葡萄牙语之后，日本移民可以阅读巴西的报纸、书籍和其他出版物，并且能够更好地和其他巴西人做生意，或者进行社会交流。

另一方面，当葡萄牙语成为年青一代日本移民的主要语言之后，他们与自己父母之间的交流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父母对着孩子说日语，而孩子们用葡萄牙语回答的情况屡见不鲜。

国家主义的泛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移民在巴西奋斗得风生水起，在政治上却被极大地忽略。而历史在两个方面的发展最终使得日本人在政治领域受到负面的重视。

一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作为一股帝国主义势力不断膨胀，二是同一时期巴西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强化。后者导致他们对国内处于孤立状态的少数群体抱有怀疑和仇恨的态度，其中就包括德国移民、意大利移民和日本移民。

1938年，巴西政府有意推行一种文化巴西化的运动。运动提出一系列要求，其中就包括所有学校只能教授葡萄牙语，并且要关闭用外国语言授课的私立学校。这些私立学校就包括那些日本移民在巴西开设的对公立学校起到补充作用的学校。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越来越被看作军事威胁和经济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境内存在的受日本控制的日本移民社群就受到了严格和重点的关注。这种关注的第一个体现就是1934年开始的对日本移民入境的限制，后来巴西政府又加强了对日本移民聚居地的管控，尤其是在日本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然而，日本社群并没有单独被挑出来特别对待，日本移民受到的对待和其他巴西境内存在的所有未被同化的外来移民所受的对待是一样的。尤其是巴西境内很多独立社群都是德意日轴心国国民组成的，而这个时期轴心国的国家正在四处寻找进一步扩充自己土地的机会。

除了禁止生活在巴西的外来人口组织政治活动，以及通过立法的形式更容易地驱逐外来人口，巴西政府也在全国的教育系统中推行巴西化运动。这一运动要求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必须教授国家语言——葡萄牙语，以及巴西的历史和地理知识。

一份针对日本移民社群的战时政府报告仍然赞扬了其良好的卫生状况，但也指明那里所有的书籍和期刊都是日语的，而日语教科书充斥着不良宣传导向和军国主义的指引。

这明显违背了巴西化运动的法规。但日本人仍然坚持逃避这些法律的限制，他们开办秘密的学校，继续使用日语和宣扬日本的价值观。

直到1945年6月巴西才对日本宣战，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

生活在巴西的日裔群体有着更多的支持日本的情绪和行动，比其他任何西半球国家都多。而那些国家对待日本移民的措施反而更为严酷。

因为一些日裔社群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使得那些支持日本的狂热分子在日本1945年正式投降之后仍旧坚持认为日本赢得了战争。

有16个日裔巴西领导人因为断言日本已经战败而被暗杀，其中最后一个人被暗杀居然发生在1947年。因为有相当数量的日本移民坚信日本会胜利，以至当时有超过2000人长途跋涉来到桑托斯的港口去迎接一支并不会出现的日本海军。所谓这支海军会护送他们回到“胜利的”祖国也自然是无影之事。

他们开展了众多活动，但这种空想最后以闹剧结尾。他们甚至售卖日本帝国的土地和各种收藏品来筹款组织庆祝活动，欢迎日本官员来庆祝他们“战胜”了美国。

正是在这段时间，那些宣称日本战败的日裔巴西人遭到暗杀。他们在彼时不仅威胁到日本移民的士气，还威胁到日本移民已经投资的金钱。

重视教育的传统

重视教育是日本移民在巴西获得成功的重要一环。即便在圣保罗这个日本移民集中的地区，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移民仍然不到当地总人口的3%，但是他们在大学入学新生中占到10%。

从巴西全境来看，日裔群体在所有民族群体中是大学毕业生比例最高的。日本人受教育水平能达到如此高度与他们的投入分不开。由于大多数日本移民都居住在乡村地区，所以他们通常在高中阶段就需要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寄宿学校。

1988年，圣保罗大学有16%的学生是日本移民。他们常常被其他学生认为是“不公平竞争”而遭到愤恨对待，因为日本移民实在“太用功了”。学校的一名物理学教授曾说：“在我的班级里，他们总是最优秀的，是最拔尖的前20名学生。”


日本移民在巴西的城市经济生活中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们拥有银行，并且生产纸张、塑料制品、肥料和电子器件。日本移民在二战后重新进入巴西的经济生活。比他们的投资额还大的只有美国和联邦德国的移民。

索尼、三菱和本田公司这样的日本企业为日裔巴西人创造了成百上千的就业机会。生活在巴西的日本移民在商业上具有很多优势，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诚信精神，这在一个商业和政治圈充斥着腐败问题的国家里显得尤为珍贵。

像其他一些在经济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成绩却在融入当地生活方面进展比较缓慢的群体一样，日本移民在巴西取得的进步主要是通过自己创业完成的。

不过，这是一场长久的战役。1912年，生活在巴西的日本移民只有14%自己创业，但是到了1958年，86%的日本移民做到了这一点。

大部分日本移民是农民，从事非农业工作的日本移民一半是商人，不到1%的日本移民为政府工作。

直到20世纪中期，才有第一个日本人被选为圣保罗首府的众议员。但是到了1988年，已经有两个第二代日裔巴西人成为内阁成员，另外议会也有了3个日裔巴西人。

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移民在政治上的成功是跟随着他们的经济成功而来的，而不是政治成功给经济成功带来了便利。

本文节选自托马斯·索维尔新作《移民与文化》，日本通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