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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平你好说起

送交者: 州官放火[♂☆★★★樯橹灰飞烟灭★★★☆♂] 于 2019-10-13 13:29 已读 42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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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不想回忆文革时期了。

可有些人刻意,有些人思维浅薄,对现在不满,就想把文革美化为“青春无悔”,是“艰难探索”。

错!

那就是把现在,有缺陷的现实,重新拉入万复不劫。你不满意现在,请批判它。但要回到从前,是无知!

我的青春我作主!

凭什么要被你虽心所欲的拧在那儿当螺丝钉?凭什么你让2500万青年,不是战争所致,让他/她们骨肉分离?为什么要人为造成学生,家长,农民三不满意?

不说为人民服务了,能让人民喘口气吗?

文革最大的遗害,不是工业,不是农业,不是军事,那些东西好弥补。最大的害,是人心。

在十年里,在搅肉机式的残酷斗争中,造出了一个全民不说真话的民族。造出了一大批“革命”的两面派!

那个尚有良心的陈毅,在他最激奋的时候,说了一句:文革的毒害,至少还要影响两三代人!

说的深刻!

看看最近那个“染香”其人,真是活生生的例子。网上的“极左”,“粉红”,“义和团”们,您们不出来为她辩解一下。她是不是你们的影像?

上面这些是愤怒。下面我想说的是1976年后的有些事和人。那是我经历的,中国社会的转折期。

现在80,90,00后,和您们共勉。

1976年,毛泽东去世。我的感觉是解脱。

他的极左错误,在当时,无人能改变。如再有十年,中国还是在泥沼里挣扎。

执政党本身就是一言堂。没有一丝民主。只有等他去世,才能改变这一切。也可以说,中国的命运,完全是寄托在生物学的规律上。

这是可悲的。是改变它的时候了。

回顾文革及以前的教训,就是我们民族进步的起点。

文革不是66年,它起于57年的反右。59年的庐山会议把党内的,仅有的民主也消灭了。其后的“阶级斗争”学说,把全国都推入“浩劫”。林彪的极左和唯心,也起了恶劣的作用。

但可以说,1976年之后,全党,全民,都是一心要变。要改革是共识。民心在那里了。就好像是一艘浮出海面的航船。

邓小平看到这一点,这就是他出众,出色的地方。不然,为什么群众打出“小平你好”标语。那是真正自发心底的话。以前不多,以后很难!(他有严重错误,但抹刹不了功绩)

恢复高考,只是很少人能进入大学。但全国有2000多万知青。他/她们只有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愿望:回城,回家!

在1978/79和1980年发生了两件大事。最终导致问题的解决。有2000万的家庭,对新的共产党的领导,有了认同。民心不可违。

先讲1980年的北京车站爆炸案。我要说,我是不认同用自杀并连累无辜的方式的。但一个普通公民,他最基本的回北京的诉求无望。他又该如何处理。政府有这个渠道吗?他采用了极端的爆炸方式。地点距天安门只有几公里。(当然现在是不可能了)。当场炸死10人,包括他自己。也就是这10个人的血。北京马上出台的政策是:只要你是北京知青,无论结婚与否。和你的爱人,孩子,可以全部回京。因为以前的政策是:还在农场和农村的,未婚的,可回来。而参加工作和结婚的。不行。这就是长岛所言的:一天2000多离婚的原因。

再讲云南知青为回城的抗争。在云南农场,有几十万上海,四川,昆明和北京的知青。

这是1979年,他们在天安门抗议。大量的有知青的普通民众,为他送去成堆的御寒衣物和食品。

事件是这样的。我摘录最关键的部份:

1978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注意这句话)形成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提出此论点的人是谁?不知道)

这个决议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你剥夺公民的正当权益,那就会有悲壮的抗争)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领导也为此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维稳的先驱啊。但公民有申诉渠道,并有效,就不会激化矛盾)

知青向西双版纳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并在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

第一, 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 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 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却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是一支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

“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这才是知青们的心里话。有错吗?)

领导这次知青大罢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知青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只用惨,悲,不幸,是不能完全代表老三届的。他/她们有觉悟,有抗争。他们的泪水和鲜血是后来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

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时地送到了丁惠民手里。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向罢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另有指示,云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他将这次会议中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了远方的这位知青朋友。信中说:“……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

这两封信给了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以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并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讲了话: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

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又是一片官腔。

云南官方的态度,激起了知青的卧轨抗争。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60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然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北京的最高层。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1979年1月2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

(这就是上面的图片)

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与中央首长见面事宜。他心里被这种怠慢与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团火,于是下了命令:“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人民英雄,自1840年以来,他们流血牺牲为的什么?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人民表达意愿的唯一场所?)

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我也在里面。我也曾是他们的一员。如果认为这不关我的事,我被害时,就没人为我站出来了)

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代表终于等来了中央首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听取了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说了许多感慨之言。

但他们并没有解决知青的最高愿望。

会见后,首长与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后,还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来,嘘寒问暖。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以检讨的口吻说了一些话。

没过几天,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以及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就在元旦过后不久,云南省的一个工作组来到勐岗农场,要在场部召开知青代表大会。

工作组的组长是省知青办的副主任,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他走上台后,看了下面一眼,然后念起了讲稿:“国营农场广大青年职工同志们,战斗在农场生产第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团员同志们……”

下面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开头那句是什么?”

副主任没有听出台下人的话中之意,把开头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顿时哗然,会场一下子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知青就是知青,你们搞什么鬼?怎么干了十年,连知青也不是了吗?……”

会场大乱,知青们情绪激愤,有人当场痛哭起来,更多的人则冲上台去质问副主任。副主任这才知道自己的头一句话便出了问题。可是,面对质问他还强辩说,这是中央最新的《四十条》里规定的,自己没有说错……

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见过大世面的知青指导员龙胜云忍不住站了出来,他的一番话很快赢得了众人的支持:“知识青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到边疆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不是来就业找工作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兵团撤销,‘文革’也结束了,为什么还有人任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落实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四十条》是不能接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人讲的话,哪一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尊重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能接受!”

(龙胜云,好样的!)

很快,新的知青罢工潮又掀起了。

此时,有一行自称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小组到达了勐岗。

这是冒牌的中央调查组人员,被轰走了。

知青罢工了!(合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组3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回城,毋宁死!”3天很快就过去了。

1月23日晚上7点整,通电的最后时限已到,中央调查组依然杳无踪影。

当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经过庄严宣誓后,一一进入绝食现场。

他们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种悲壮古朴的宣誓仪式,让当事者与旁观者都不由自主地涌动起一股壮烈之情。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

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局值班室。以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这一场自发,有序,没外国插手的知青抗议运动)

就在知青开始绝食时,中央派来的调查组一行数人向勐岗急速奔来,领头的便是调查组组长鲁田。鲁田是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还兼任着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一位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的老干部。

他在年初便接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到云南调查并妥善处理农场知青大罢工的非常事件。他先去了西双版纳,在那里亲眼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与混乱状态,感慨不已。

在橄榄坝农场,知青们给鲁田做了一锅“鲜鱼汤”。那所谓的“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臭扑鼻。原来知青将河里长满绿苔的鹅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还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鲜鱼汤”。那里的知青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鲁田看到那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着一簇簇的野蘑菇。就在这样简陋不堪的屋里,每间同时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们大多属于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两三岁了……

在勐腊农场,鲁田看到一群男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累累伤痕,那是在兵团工作时被打的永久纪念。他得知一个统计数据,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贫血接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达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达百分之百,另外女知青患痛经与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者近百分之百。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杀率高居各项死亡率之首……

这就是全国知青生存环境的一个可悲的缩影。知青上山下乡到底有多少价值,是否成功,今后还真要再坚持搞下去吗?鲁田想起,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中央主要领导多次到会表示,坚持要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决不动摇,会议产生巨大矛盾,最后才勉强通过了那个决议。

(谁?谁?谁?)

鲁田也听说了,最近北京流传着邓小平一句不无幽默的话:“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鲁田想,小平同志的话绝非出于偶然,这也许正是那位大智大勇,经历过许多次风浪的老革命家放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

应全体知青的强烈要求,调查组与知青见面大会立即在山坡的露天会场举行。中央调查组的首长被请上主席台就座,罢工指挥部成员坐在台下知青队伍的最前排。

放眼望去,会场与山坡上黑压压的知青少说也有三五万人,主席台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鲁田的脑子里冒出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他走上讲台,说出第一句话,也就是按规定把知青称为“青年职工”时,台下便咆哮起来:“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

鲁田有点发急,但他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妥善解决”此事,便对着话筒苦口婆心地劝慰起来,从罢工的危害讲到中央的决议,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让他们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不想听下去了。

(北京知青吴向东当场自杀,还有比这更痛心的事吗?你们那些嘲讽的人,还有一普通人的良心吗?)

知青罢工副总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走上台,拿起话筒,才说了首句“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喉咙便颤抖了,话不得不停顿了下来。

台下一片寂静。鲁田站在旁边,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自觉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吴向东终于又开口道:“我,吴向东,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的面,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面,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30岁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报答大家的信任。”他尽情诉说了知青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讲出了一代知青的心里话,说出了大家要求返城的迫切愿望,最后,说:“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时,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说完,他转过身,面对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子就切开了手腕,刹那间指头粗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不等人们清醒过来,这位勇敢的知青便面带微笑跌倒在地上了。

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了,会场已无法平静。鲁田早已老泪纵横,他决没想到,现行的知青政策会对知青伤害得那么深那么致命。他几乎有了一种身为刽子手的负罪感。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讲台,对准话筒说:“我要郑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了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猛然爆发出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中国人民好啊!)

接着,鲁田告诉台下的知青们,他也有两个在农村插过队的孩子,他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他了解也能理解知青的苦难与迫切心情,但还是要请大家耐心等待一阵,让中央有个全盘考虑分批解决的过程……

然而,知青们不想再一天天一年年地等待下去了,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鲁田面前,大哭起来:“伯伯,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吧……”

女知青的哭声与话音,引起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共鸣,他们一起对着台上的中央首长,齐刷刷地跪下来,哭得石破天惊,大地颤动!

(我再不想跪了!政府的官员该向人民跪!)

鲁田大恸,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面对眼前这个女知青和台下数万长跪不起的知青们,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压着一座泰山,难以承受之重。

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面向话筒说道:“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要求。”这位老人决心冒着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挺身而出,为苦难深重的知青们请命了。

(值得遵重的老人)

凌晨5时许,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满脸倦容的鲁田重新走进了会场,登上主席台。他对着话筒,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对着下面静寂中的知青们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让我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一阵窒息般可怕的静寂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声,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声。许多知青冲进绝食现场,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返城的大门打开了。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六条”大致内容如下:

其一,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这是前提,但也是一条不现实的前提,几乎等于虚设。

其二,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

其三,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其四,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其五,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其六,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作为结束。我告诉朋友们,在延安,那个贫穷的陕北,用它的小米养育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专区。曾有27211个北京老三届在此插队。到2018年,还有383人留在当地。在10年间,有70人非正常死亡。诚然,也有邓小平,
罗瑞卿的女儿,有当上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此插队。他们可能认为是接触实际,了解人民。

但请不要忘了那绝大多数的工人,市民,一般知识分子的孩子们。他们也是平等的公民。不能用那些有了高级职位人的眼光,来看知青。知青们只要正常的工作,成家,团聚。这种苦难对他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公平。他们不要这种探索!不要这种锻练!

(原载:留园网《百家论坛》BY greatwarii
贴主:州官放火于2019_10_13 13:43:3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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