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深了。秋云坐在电脑前，敲下最后一个字。墙上的挂钟，敲了十一下。
三个月前，秋云回到北京，看望弟弟妹妹，和他们一起给父母扫墓。路过繁华的西单路段，街道名牌依稀可见，自家的房屋荡然无存。回到多伦多，往事涌上心头，挥之不去。于是，在电脑前动手敲字，回忆自己一家在那里度过的几十年。敲下最后一个字，秋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让我们静下心来，听听这个寻常百姓家的故事吧。
二.
我的第一个家，在老北京常见的小小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座落在西单牌楼附近的捨饭寺胡同，门牌24号。如果您翻阅现在的北京地图，肯定找不到这条胡同。捨饭寺胡同这个不够光彩的名字早在1965年就被改为民丰胡同了。套用现在的流行话语，捨饭是“负能量”，民丰是“正能量”。
我父母的老家在河北省容城县。父亲是家中长子，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为了摆脱贫困，爷爷一家节衣缩食，送父亲到村里的私塾念了三年书。然后，托朋友引荐，送父亲到北京一家杂货店当学徒。父亲从十六岁开始，好容易熬过五年，期满出师。二十四岁那年，回老家成亲。婚后母亲留在老家，侍候爹娘，下地干活，里里外外一把手。我的大哥、大姐出世后，都是在春荒季节得病，由于乡村缺医少药而夭折。
父亲出师后，自己摆杂货摊谋生，活儿越来越忙。于是，向我爷爷、奶奶请求，把母亲接过来。一来自己有个帮手，二来希望自己将来的子女能够健康成长，并且下定决心，一定要攒钱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母亲来到北京之后，父母两人不分昼夜，埋头苦干，省吃俭用，又向朋友借了些钱，找到铺保，买下一个小小的四合院。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家，捨饭寺胡同24号。
这个四合院很小，只有三面有房，即所谓的“三合式”，严格说是“三合院”。正房（北房）是座北朝南的三间大房。房间朝南的一面全是大玻璃窗，透光明亮。挨着北房东山墙，向东搭建了一个宽大的房间。房间没有窗户，临街的北面墙角开了一个门，这就是小院的正门，门牌挂在左上角。这个宽大的房间实际上就是院子的门道。
院子东头有一间半房，和门道相接。大间是父母的工作室，小间是装有抽水马桶的厕所。院子西头有一间房，租给一对夫妇。这对高姓夫妇，没有子女，是我父母租房住时的好邻居。我们叫他们高大爷，高大妈。高大爷以蹬三轮车为生，高大妈在家侍候丈夫，有时出门帮佣。两家人，一家是诚信本分的小生意人，一家是靠劳力糊口的平民，自然合得来。现在我们家买了房子，高家希望仍然和我们住在一起，父母也就答应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于是，院子西头的房间，就租给了他们。后来，我们家被迫拆迁，他们还是和我们一起搬迁到同一个院子居住，直到老两口在1980年代去世。这是后话。
院子南头是一堵颇高的墙。在我家院子里只能看到邻居房子的第二层。这家邻居有一个汽车库，想必是达官贵人之类。我们从未见这个车库打开，也从未和他们打过照面。不过，车库前面的空地，是我和邻居小朋友玩耍的好地方。
1946年，我就出生在这个小院子里。接下来的数年里，又迎来三个弟弟。我六岁上小学，学校是白庙小学，离家很近。捨饭寺胡同的南面是白庙胡同，白庙小学就在白庙胡同里。母亲每天总是忙着帮父亲做事，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弟弟们。因此，每天放学回到家，我都陪弟弟们玩，在堂屋里教他们写字、画画、算术，俨然是个小大人。该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在院子里做游戏。院子虽小，可是能藏身的地方很多。墙犄角就不用说了。院子里摆满了父亲用来做各种咸菜的家什如锣，盆，苇席。特别是那些酱缸，一个个靠墙威武佇立，比我们还高。有时候我们还跑到北屋西间的储藏室玩，那里堆满了各种杂货如豆子，食盐，硷面，以及日常不用的锅碗瓢盆。
三.
时代变迁，政权交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当时年龄小，我还依稀记得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1953年斯大林去世，我们小学全校师生在操场上默哀。爱国卫生运动，高年级学生每天要向学校交老鼠尾巴。我当时年龄小，只是拿着苍蝇拍，把拍死的苍蝇放进空火柴盒里，交给学校计数。但是，最让我永远不忘的恐怖之事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那时我还是小学生，记得街上经常有人敲锣打鼓，不时有队伍路过家门口。还有人披红挂彩，在队伍里喧嚣乱舞，好不热闹。终于有一天，祸事降临到我家。几个身穿制服、上衣口袋插着钢笔的公家人敲门进了院子。父亲一看，立即把我们几个孩子轰到里屋的卧室，紧接着回到院子里招呼客人。我们姐弟几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躲在屋里不敢出声。透过玻璃窗，我看见来人气势汹汹，对着父亲指手划脚，张嘴嚎叫。母亲闻声走出房门，来到院子里，和来人说了些话，情势才缓和了一些。接着，来人让父亲领着他们，把院子里的生产用具一一指明，由他们做上记号，并记入登记册中。完了之后，还要父亲领着他们，进屋把家里的很多用品也一一做上记号。北屋西间的储藏室里，有很多杂物。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几杆大秤，顶星（最大称重量）各为五百斤，一百斤，十斤，五斤，一斤。由于母亲坚持说，一斤秤是自家的日常用品，才被拦下，幸免于难。其余都被做上记号，列入册中。很多夏天用来做粉皮的铜旋子和铜盆，也都被做上记号，列入册中。只是由于母亲据理力争，说铜盆是家里人用来洗脸洗脚的，才被准许留下一个。屋里其余凡有点用处的物品，都被标记、注册。就连用来盛水的缸、盆、瓦罐也被认定为生产用具，不能例外。公家人走后，我们孩子们才敢走出里屋。在我眼前，屋里院内，一片狼藉。满眼所见都是触目惊人的记号。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家了。我真想哇哇大哭一场。父亲这时无奈地对母亲和我说：算了，算了，都收走，心里也落得干净，只要人没事，就谢天谢地了。原来，几天前，北京市掀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限令几天内完成。父亲在顺城门外开的小杂货铺已经被折价充公，今天又到我家洗劫一场。这就是共产党的“公私合营”，连小本经营的一家都不放过。话说得好听，国家用赎买政策，把私人企业变成公私共有，你的资产作为你向企业的投资，你可以坐收定息，年息5厘，期限20年。实际上，这无异于抢劫；而且，抢劫之后，给点小钱，趁机把“剥削”的帽子扣到你头上，让你不敢反抗，连发牢骚都不敢。生计全无的父亲被安排到西城区绒线胡同副食商店当售货员，月工资42元。再加上每季度领取的几块钱“定息”，全家勉强渡日。
四.
父亲失去了自己的小杂货铺和家里的生产用具，但总算还有自己辛苦攒钱买下的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然而，没过多久，连这座房子也保不住了。1958年，传来北京要建设“国庆十大工程”，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的消息。十大工程之一的民族文化宫，选址在复兴门内大街东头北侧，邻接西长安街，离与西单北大街的交口不远，地处繁华的黄金地段。我家的四合院正在选址范围内。捨饭寺东西走向，靠西的半条胡同，南边房屋都要拆除。风声刚起，就有公家人开始行动，动员住户搬迁。来催我们搬迁的人天天上门，弄得父母烦恼至极。要搬去的房屋仅有一处，别无选择，看来看去都是一个样。高大爷夫妇仍然希望和我们住在一起，也一起去看，也是烦恼至极。我也跟随父母去看过。要搬去的房屋在一个四合院里，距离我家不远。从捨饭寺往北走大约5分钟，到大木仓胡同。沿东西走向的大木仓胡同走一会儿到西头。然后向北拐，接着向西拐，再向北拐。这样拐弯抹角走大约5分钟，道路西面就是。如果沿路继续往北走1分多钟，就到辟才胡同。这里一带都是普通民房，道路东面是北师大女附中家属宿舍。
走进四合院的大门，门道旁边有一间小屋，很象单位的传达室或门房。院子分前、后院。前院是个四合院。正房是西房，共5间，还有走廊，红漆圆木明柱支撑，屋里是木质地板。南房4间，已经有人住下，是和我家一样的搬迁户。北房和东房各3间，还空着。在前院的西南角还有1间空房，旁边是通往后院的通道。后院没有房子，显得空旷，我最感兴趣，心想以后就是我们孩子们玩的好地方。看了几次以后，父母知道不会有什么新结果，只能就在这个条件下作出选择。倒是高大爷夫妇一下子就看中了那间“门房”，正好够他们两人使用，而且紧挨着的门道可以用来放三轮车。因此，我们自己只能再选3间，这是因为原来的1间工作室不算住房，搬迁时不能算数，等于被“公私合营”吃掉了。至于那半间私用厕所，更不在政府的考虑之内。母亲想来想去，选了西房靠南头的3间。说是3间，其实只是一堵墙，把最南面的1间与其他2间隔开，这2间之间连通，没有隔断。至于西房靠北头的2间，要分配给另一个人家，没我们的份。靠着我们自己蚂蚁搬家似地肩扛手提小件日用品，高大爷的三轮车运送大件，终于完成搬家。刚入住的第一天，到了傍晚，当时只有2岁的小妹妹，吵着要回家。唉，小小年龄，她哪里知道，我们原来的家，已经永远失去了。
父亲特地找来一颗枣树苗，种在院子里自家走廊的前面。一、两年后就开始结果，年年不断。栆子又脆又甜，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枣子。后来听父亲讲，枣树苗是他从专产贡枣的朗家园挖到的，当时就剩几棵了。这棵枣树伴随我们全家30多年，直到1992年我们再次被强迫搬家。
五.
新搬进的院子，大门上方挂着门牌：贵门关6号。听邻居讲，这里风水不好，原来称作鬼门关。这里地势低下，夏天下大雨，大水常常漫过街道，冲进院子屋里。为了防洪，每逢夏天进入雨季，我们用木板加高院子的大门门坎，堆上泥沙。各家的房屋门坎，也照此办理。1965年，贵门关和南面的二龙路合并，院子门牌变成二龙路17号。这是后话。
在我们之后，又有新住户陆续搬进这个四合院，大多数户主是政府工作人员。原来，西城区政府就在离此不远的大院里。天知道，这为我们的第二次强拆搬迁埋下了伏笔。这些人，有派出所的警察，文教局的干部，街道办事处的人员，房管局的职员，商店的售货员。四合院成了大杂院。后来，各家各户又在自己的屋前搭起简易厨房，把院子挤得水泄不通。那个原来空旷的大后院，被房管局占用做为仓库，与前院的通道被阻断，后门上了大锁，孩子们的玩耍梦想因此而成为泡影。西房的5间屋子，挨着后院，其朝向后院的窗户被安上铁丝网，就象牢房的铁窗。更有甚者，房管局在后院办起一个加工厂，安上电锯、电钻等机器，锯、斧、锛、凿、刨，一到上班时间就忙个不停，发出尖厉刺耳的噪声，让人心神不宁。我们每次投告，至多能使噪声减弱几天，接着恢复原样。
我们从单门独户的院子搬家到大杂院，日常生活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新院子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大家公用，用水还算方便。水费按各家人数分摊。到了冬天，如果水龙头结冻，麻烦就大了。所以，入冬以后，各家轮流值班，天黑前关闭水闸。水闸安装在靠南房屋外的一个深坑里，站在地面上的人要通过一条细长铁杆旋转开关，操作不易。如果只有老弱病残在家，必须请人帮助。院里有一个公用电表，电厂按照其读数收费。各家根据自家的电表报告用电度数，其总数通常小于公用电表的读数。二者的差值，分摊到各家。因此，院子住户按月轮流负责，收取水费和电费，凑齐后去银行付账。这活对于中学生甚至高年级小学生不算难事。我经常自愿担任此职，也常常帮助高大爷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家。院内原有一个公共厕所，备有抽水马桶。这个公共设施难于维护，还有用水纠纷，因而被弃之不用，大家改用大院门外街道拐角处的公共厕所。
六.
搬家后，我和大弟弟转学到大木仓小学。1958年，我考上位于丰盛胡同的女九中，仍然是吃住在家，走路上学。1964年，我考上北京大学。住校学习，周末回家，看望父母，帮做家务，关照弟妹。正常学习两年之后，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我们的青春年华，在一场浩劫中荒废。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红卫兵破四旧，包括取消公私合营后发放的定息，私有房产主必须把私房交给国家。政府趁机停发定息，没收私房。于是，我家不再领取每季度的几块钱定息。当初说好的期限20年，只有10年就终止。1958年被迫搬迁，换来几间房。现在，房契上缴。不但失去房产，而且倒过来，每月要向政府的房管局缴纳房租将近10元。真是岂有此理。
1970年3月，我从北大毕业，离开了我的家。毕业分配，实行“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厂矿、面向农村。我和男朋友被分配到偏远的陕西商洛山区。我们在那里待了8年半，直到1978年9月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学习。在这期间，有关我家的房子，发生了一件大事。
1974年夏天，下了一场暴雨。院子里西房和南房的地面塌陷，木地板开裂，墙壁出现裂缝。原来，一条防空洞从西房和南房的下面穿过，雨水灌入，防空洞被泡塌。由于地基塌陷，房体受损，严重影响安全。我家被房管局安置到附近已经停办的太平桥中学的一个大教室里暂时居住，直到第二年2月春节前才搬回修理过的房子。在大屋东墙和西墙的中央，各增加了一根靠墙的木头支柱，就是用简单的办法，防止房屋倒塌。地板的修理也很粗糙，仍然多处不平。
1976年，房管局发来通知，停交房租，但是，既不提及已经交了10年的房租，也不提及房契。又过了几年，政府才发出通知，发还房屋的产权，发给《房产所有证》。那白白交了10年的房租呢？一分钱也不给退。找房管局理论，他们说：你们要算账是不是？那好，在水灾后、地震后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修理你们的房屋，肯定超过你们交的房租。被这样一吓唬，我们只好作罢，自认倒霉。这是一个不讲理的政府。他们乱挖防空洞，造成损坏而不负责任。由他们计算房屋修理费，一定会超过我们10年间交的房租。
七.
1992年11月，父亲一人骑自行车去大钟寺农贸市场，不幸从自行车上摔下，大腿骨折。在医院做了手术，11月29日中午出院，回到家中。谁也没有想到，当天下午，院子大门外的墙上贴出西城区政府的告示，说区政府要征用包括二龙路17号在内的四个院子的地皮修建档案馆，住户限期十天搬迁。第二天，房管局派人挨家挨户地通知各户的搬迁目的地。显然，这是他们精心策划好的。我家的搬迁目的地是三环路之外的西八里庄，出阜城门一直向西，距离二龙路约20里。考虑到体质虚弱的小弟弟每天上下班和小侄子每天上小学，都将要往返四、五十里路，加上年过七旬的父母就医不便，我们说明情况，提出要求照顾，搬到近一些的地方。也许是出于职业本能，他们对此一概无动于衷。我们又托人上下走动，仍然无济于事。他们每日数次，催促搬迁，使尽各种手段，欺骗，威胁，毫不讲理。你说按拆迁规定应当如何如何，他们说另有细节。你要求看细节，他们说这属于保密文件。你再据理力争，他们说：你别斗气儿，有本事你去上告！ 一副流氓地痞嘴脸。孰不知，他们就是区政府的代表，区政府的打手。院子里两、三户人家，本来就是租房户，他们是政府工作人员，所谓的干部，有门路，可以凭各自的关系，住上更好的公房，当然愿意搬迁。他们刚刚搬走，房管局的工人就把他们原来住的东房和北房推倒。四合院临街的两面，立即变成断壁残垣。捡破烂的人通行无阻，直达院内。接着，南房的住户通过与房管局的关系，也搬去了满意的地方。西房共5间。和我家靠南头3间房连在一起、住在西房靠北头2间的另一个人家也被迫搬走。他们一搬走，房管局的工人就开始拆那2间，我家房屋西北角也被开了天窗。仅仅几天，好象是过了一世纪。卧床养伤的父亲垂泪多次，倔强的母亲已经达到身心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我们一家老弱病残，实在无法支持下去。我们平民百姓，没有势力，没有后台。好心人不停地劝告：还是活命要紧。最后，我家不得不同意往西八里庄搬迁。
住了34年的房子，有用无用的东西一大堆，几乎都是我把它们打进一个个纸箱里。12月22日，冬至刚过，北风凛冽。上午9点，来了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先后两趟，把东西运往西八里庄。父亲躺在担架上，担架无法通过房门和走廊，只好把房门附近走廊里的柱子锯开一个缺口。母亲留守房内，最后一个离开。下午2点半，我们坐车来接，只见母亲一人躲在一片狼藉、冷冰冰的大屋角落。还没等我们把母亲扶出，几个拎镐挥锤的大汉就开始拆房，墙壁震动，沙土飞扬。
西八里庄本来是农村，现在是建筑工地，一边盖房一边住人。没有商店，没有学校。经常停电停水因而停暖气。搬家当天，下午4点就停了电。冬天天短，很快就黑了下来。室内又黑又冷，加上窗外的飕飕风声，犹如到了世界末日。搬家的第二天，我从学校骑车回八里庄，一路黄尘迷目。摸黑上楼，叫开家门，一股冷风扑面。定睛一看，屋里一片凌乱，床上，桌上，所有东西的表面都覆盖着一层黄土。原来，昨夜刮大风，建筑工地的黄土漫天飞舞，钻过了粗制滥造的门窗的缝隙。
这些楼房建筑质量低下，可以称为简易房。为了安抚失地农民，当局让他们优先挑选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因此，我们这些外来的搬迁户，只能在边角处的一栋楼里，从有限的几间里选择。这些房间都是东西朝向，而且一律都是两居室户型。我家在二龙路的4间房，换来2套两居室，一套在2楼，另一套在4楼。两地住房有本质区别：原来的住房，我们拥有房屋产权。这次搬迁以后，丧失了产权，房屋为政府所有，我家必须按月缴纳房租，冬天还要缴纳取暖费。您可能会问：原来的房屋被拆迁，不是可以领取补偿费吗？是的，可以领取。但是，这个拆迁并不在北京市整体改建计划之内，而是西城区政府的行为。区政府要扩大自己的范围，要建造一座档案馆。这里离西单很近，地处黄金地段。如果按照“市价”，区政府要付出一笔巨款。于是，市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宣布这些都是“危房”，强迫搬迁，把搬迁补偿压到最低。您猜是多少？总共一万元。对比之下，两个二居室的套房，一次交清一年的房租加上取暖费，共1300元。领到一万元之后，母亲对我们姐弟5人说：我这辈子就这么点财产，平分给你们。我含着眼泪从母亲手中接过那两千块钱，心如刀绞。
八.
七十年前政权更替。随后，我家的房子变迁。从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四合院，变成一个大杂院里的4间房，文化革命期间产权被没收而缴纳房租，长达10年。继而再变成简易楼中的4间，必须缴租，完全丧失产权。私人财产，在强权之下就这样被一步一步地剥夺。那个当年偏僻的西八里庄，经过27年的建设，如今变成了相当繁华的市区，附近建设了许多居民楼、商店、医院、学校和其他生活设施。不幸的是，搬迁的传言四起。看来，这些X端人口，又将被迫为高端人口腾地，被驱逐到北京远郊区，甚至到河北某地。
作者：吴乃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