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陈永贵大红大紫， “农业学大寨”，口号响彻云霄。既然老陈坚定地站在刘格平和红字号一边，为什么，他不能力挽狂澜，拯救红字号挫败命运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实际情况是，从1968年中期到1969年“九大”前后，也就是中央学习班里两派斗争高潮期，陈永贵自身也是风雨飘摇，还险些出了大事。他有短处被人家捏在手里了。在这段红字号最艰险岁月里，老陈同样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陈永贵一老农民，到底能有多大个问题？
陈永贵的历史档案转运到大山中档案国库了，这所深山国库，驻有重兵把守，直属中央管辖，省一级无权调动库中任何材料。中央对于调看陈永贵档案还有明确规定，即必须经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山西省委也没有这个权力。
二十多年来，看到关于老陈历史问题诸多版本，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汉奸，均不甚详尽，亦不敢轻言。及至后来看到谢振华将军自述和另外两本书，叙述扎实，又可以相互印证，才觉得说清了问题，应是可靠的。
另外有两本书，一本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百战将星》丛书，其中一本《谢振华》，由军旅作家欧阳青先生担纲撰写，他直接采访了谢振华将军，写清了陈永贵历史问题来龙去脉；另一本，是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文盲宰相陈永贵》，撰写者是新华社资深记者冯东书先生。
其他种种版本，虽有相关呼应，却不及这两本源于第一手资料的著作可靠。
陈永贵，究竟是不是一名为侵华日军效力的有组织的成员呢？
先看《谢振华》一书。作家欧阳青写道：“1968年初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谢振华在负责山西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事情的起因，是解放军驻晋‘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冯东书亦在书中写了相似的情节：在1969年春九大召开以前，陈永贵“对自己在日军占领昔阳时，当过村里的伪代表，参加过日本人组织的兴亚会，心里有点儿发虚。
他心里没底，怕成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阳泉市清理阶级队伍，有几个昔阳籍的人被查出参加过日伪兴亚会，有人把他们视为汉奸，他们害怕挨整，便扯出了陈永贵，说陈永贵也是兴亚会的，他怎么就没事？阳泉市当时是69军一个师级干部在那里当领导，就把陈永贵这个情况反映到了军党委和省里。”
接下来，欧阳青书中说：“具有丰富的安全保卫工作经验的谢振华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同志说，我们要重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责成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三名同志，负责查证此事。”。
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1955年镇反时，他交待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
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大寨的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查证王久荣的档案材料。王久荣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他的供认记录也承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并交待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冯东书先生在书中说：“抗日战争中，日本人为了他们侵华战争的需要，引诱和强制当地农民参加他们的一些组织，这是他们‘以华制华’政策的一部分。参加者中有的很坏，日本人投降后被镇压了，陈永贵的这件事，在昔阳县档案中早有记录，并不是文革中才发现的新问题。……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他太了解这件事了。
他在1963年采访大寨时，就在昔阳县看过陈永贵的档案，早就知道陈永贵历史上的事。”
欧阳青书中接着说：“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刘旭等人，又查证了抗日战争中八路军129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城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
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他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群众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当过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
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共产党员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为陈永贵说了好话。……陈永贵终于保住了性命。——调查组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于是，立即向谢振华汇报……陈永贵得知后，主动找谢振华交待了自己的这段历史。”
冯东书先生也写了，陈永贵“主动向省里说了自己的这个历史问题”。欧阳青在书中继续写道：
“当时，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迎泽宾馆谈话。在宾馆第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陈永贵主动向谢振华司令员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他说：‘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谢振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陈永贵低声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来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本人送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谢振华将军，抗战时期正在山西。他在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二科科长之后，转在周恩来属下，担任“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政工科科长，与阎锡山势力打交道。
之后，转战刘伯承、邓小平属下，出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委。1938年，邓小平调谢振华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兼党的书记，专门开展太行山区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抗战后期，谢振华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军工作训练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也就是说，在1940年7月，毛泽东亲自谈话，派谢前往华中地区担任八路军第五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兼组织部长之前，谢振华在山西对日抗战前线，干的正是对付日伪敌特这一行。阳泉、昔阳均在太行山区，距离武乡县八路军总部并不远，谢振华对那里的敌特情况实不陌生。1949年以后，谢振华又在华东军政大学担任过基本系和情报系的领导工作。
当时，陈永贵前来相谈自己的历史问题，作家欧阳青写道：“老保卫科长出身的谢振华提问题会抓关键，他单刀直入地问陈永贵：‘你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陈永贵回答：‘是和日本阳泉宪兵队的清水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不过，情报有真有假……’”。
谢振华认为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于是，让陈永贵先回去，安心工作，要相信组织，不要有过多想法。随即，谢振华召开69军党委会，专门研究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最后决定，严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则处理此事。
1968年9月，谢振华派赴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当即指示说：69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12月，69军正式以军党委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北京军区党委，并转呈中共中央；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代表问题。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欧阳青先生最后阐明：谢振华作为山西九大代表资格审查负责人，“坚持原则，秉公办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派性斗争万分激烈情况下，还是把陈永贵作为农民代表，报他出席九大。并且严守了这一机密。陈永贵在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冯东书先生也在书中说：“谢振华知道陈永贵这件事后，没有公开拿出来做什么文章”，而是“通过军队系统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告到北京军区党委，并请转报中央。”
疑事讲到这里，一切都很清楚了。看来，陈永贵给日寇做过情报员，当过伪村长，参加过兴亚会，并且是一个负责人，确属事实。而在69军审查陈永贵问题前后，正是中央学习班里两派斗争紧要关头。军队暗查陈永贵，出手如剑。
不难设想，唯在此时，陈永贵已经不再是“根红苗正”巨大王牌，他必将谨慎言行，不敢大张旗鼓地为红字号撑腰张目，还要主动检讨自己存在着派性错误。还有周恩来等中央大员在1969年春节除夕之夜，即2月16日晚，召集杨承效等山西两大派头头解决问题，周恩来当众批评了陈永贵有派性，这正是69军及北京军区关于陈永贵历史问题报告之后，不久便发生的事。
当时，陈永贵检讨了自己的派性，杨承效一派在会上高呼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周恩来马上指出：“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并说了很重要的一番话。后章另有详述，周恩来的批评，很快便公诸于世，这已经相当严重了。
毛泽东号召全国学大寨，谁敢批评陈永贵有派性？那不是“反大寨”吗？在当时，“反大寨”这顶帽子是很重很重的。而周恩来在这时——九大召开前夕，公开批评陈永贵，且毫不客气，必定有其充分理由。陈永贵有短处捏在别人手里，面对批评，他哪里还敢公开为红字号一派撑腰说话？何况红字号还被指责为“反军”派呢。
我还看到过另一份材料，说陈永贵参加了“九大”，当了中央委员，周恩来曾找陈谈话，告诫他一定要谦虚谨慎，给陈讲解“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大意是说，如果不是毛主席支持大寨，你的腰杆子并不那么硬嘛！
中央以及军队首脑们没有查处陈永贵，没有追究其历史污点，无非是为了维护毛泽东 “农业学大寨”决策而已。总不能让国内外笑看，伟大领袖树了一杆红旗，掌旗人却是一名日寇兴亚会情报组长呀。
从军队作家欧阳青和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笔下，我们知道了陈永贵历史问题真相。那么，谢振华本人对此又是怎样看待的？他在晚年对陈永贵其人有说法吗？有。
谢振华将军“1992年1月31日写于昆明”的一篇自述，题目是《难忘的回忆》。此文于1994年4月印刷成册。谢振华在文首写道：“我已经是七十八岁的人了，有责任将‘四人帮’这些罪恶历史和已收集到的十一篇客观文件，作为历史证件一同编入，送存归档，以供后人鉴别。”
在自述长文中，谢振华详尽回忆了当年调查陈永贵历史问题一事，内容与欧阳青和冯东书著述相一致。我发现其中一处稍有区别——谢振华写道，我约陈永贵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和他谈话，“
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而欧阳青书中没提陈一坐下即“痛哭流涕”这句话，为陈永贵省略了一个辛酸细节。其余对话，则是相同的。
大江流日月，逝者如斯夫。陈永贵历史疑案，便是如此了。但令人思索之处还有几点：一是新华社记者范银怀等人，早在文革前调研大寨事迹时，就把陈永贵历史问题从昔阳县档案中看的明明白白，那么，在树立大寨典型时，新华社是否向省里向中央禀报过此事呢？上头又是如何对待的？此其一。
第二，文革中，69军党委和北京军区将陈事报告了周恩来并转中央，那么，毛泽东本人是否知晓？又是如何对待的？保密乎？保陈乎？
第三，陈永贵在“九大”做了中央委员，在“十大”做了政治局委员，继而做了国务院副总理，可谓一路攀升，并无大碍。这中间将要历经多次考核审查，老陈又凭什么平平安安过关？要说毛泽东始终不知其底细，当然说不过去。有朋友对我分析说，世人皆知毛泽东，只要斗争需要，从来不按常理出牌，农业国策既定，坚守公社化体制，大寨就是红旗，他还在乎陈永贵历史上那点儿事吗？
还有一个观点，包括谢振华将军也这么认为：只因江青体系把陈永贵当做了有用之人，可以为其“政治目的当打手”所以才拉拢他扶助他。……这一切，唯有留待后人补正，留待史料公开了。
以下内容，可以看做本节前面段落的补充。
《光明日报》有位著名记者，名叫陈英茨，晚年著有《陈永贵本事》一书。陈英茨先后做过报社理论部和群工部主任，秉笔平生，著述谨实；早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议由复出后的黄克诚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次年春季，由中纪委张启龙、魏文伯、张策等几位副书记提议，黄克诚拍板，针对山西诸多问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纪委山西工作组。组长由中纪委专职委员毛铎担任，抽调军队干部孟苏民和《光明日报》陈英茨等骨干力量，于1979年4月14日进驻太原。先住并州饭店，后在迎泽宾馆。工作组任务很重，其中一项使命，就是重新调查、甄别陈永贵的历史问题。
10年前，69军党委曾将这一问题呈报中央，之后文革动荡，老陈升迁，此事并未得到再落实，也未见正式结论。工作组派赴山西时，陈永贵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因此，工作组展开调查必须慎之又慎，更要排除极“左”影响和派性干扰。
陈英茨先生正值中年，身为工作组重要成员，全程参与了这次调查。《陈永贵本事》一开头，即从这里切入。该书经过数年征求意见和慎重修订，于2008年5月由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李锐先生为其写了很长的序言。此书分量深厚，史实清朗，走笔确凿，亲历调研，是可以采信的。为简短计，以下摘选书中材料，尽量不与前文重复：
书中写道：工作组调查陈永贵历史问题，“一是陈永贵老家——昔阳县石山村的群众；二是解放前在昔阳县活动的我武工队和地下工作人员；三是陈永贵为日伪从事情报活动的同案人；四是知道陈永贵曾向日本宪兵队递送情报的知情者。所有揭发、举报都经过了认真核实，并且都不是孤证。
有些事实因没有过硬证据或仅为孤证的，则留下来‘存疑’，未算在陈永贵头上。全部材料是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显然是一次独立专案，是另起炉灶从根部查起，69军的材料只是线索与背景。
事毕，由直接负责这项调查的工作组成员孟苏民，首先写出一个调查报告初稿，然后按照毛铎指示，由陈英茨参与修订，依据孟稿，再出一个更严密的正式报告，这才报送中央审核。
从书中可见：陈永贵生于1915年，原名陈荣贵。父亲陈志如，好赌，没有给后代留下土地。为还赌债，先卖了女儿，又将怀孕的妻子卖到和顺县杨家。因而受村人歧视，遂带六岁的陈永贵离开本村，转迁大寨度日；陈永贵没能读书识字，年龄稍大，即被送往平定县“长成油盐店”学徒，复到“福成油盐店”学徒，亦好赌。两被店主解雇，又去烧饼铺当伙计，及至自己打烧饼，自打自卖。有时在平定，有时在昔阳、大寨；再大些，陈前往太原做工一些日子，下煤窑挖煤一些日子，贩卖牲口干牙行一些日子，反正干啥也不长。
他既不是守家在地的农民，也不是凭借技术吃饭的工人，属于无传承土地、无固定职业、无恒定财产的城乡贫困游民，理论上被称为流氓无产者。
转了一大圈儿，陈永贵转回了昔阳乡下。这时候，日寇攻陷太原，侵占山西大部，鬼子进村了。1938年以后，驻昔阳日军有一百多人，其统治要靠伪军驻守，要靠汉奸维持，各村还要出一名村代表，履行伪村长职责。
大寨村当时几十户人家，近200口人，无论贫富，谁也不愿意出头担此“重任”。陈永贵适从外面回来，“胆子大”，便担当了大寨伪代表一职。书中说他就此“成了一村之长，有权有势了，尤其是由村里的地主、有钱人供他吃喝，再不用为生活发愁和奔波了”。
附近几个村庄，也无人出面担当此职，“陈永贵便成了这几个村子的联村代表”。
日军成立“兴亚会”，全名叫做“振兴东亚和平救国灭共会”，在昔阳县先后归属宪兵队长岸田、清水利和池尾工藤领导，系日寇外围特务组织。陈永贵被日军抓到“本部”威胁利诱，在当年日伪档案中的记录是“归顺释放”。
从此，陈永贵成为“兴亚会”昔阳负责人之一，并发展组织成员，“主要任务是刺探我八路军军情，陈永贵成了本部主要骨干。后来，本部搬到阳泉，陈永贵每周至少到阳泉去送一两次情报，因此，阳泉不少人认识陈永贵，叫他二鬼子。……出入本部的人有一块小牌，没有小牌的人是不能随便进出本部的。在昔阳做地下工作的老中医郭韫文，就知道陈永贵有过这样一块牌子。”
工作组证实，陈永贵在日军宪兵队的登记表上确有实名，年龄为23岁。
新华社记者范银怀，在《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撰文，披露日伪侵占昔阳，敌我斗争极残酷。日寇抢粮2100万斤，牲畜29000多头，杀害青壮年5000多人。而各村被害人最多的，要数大寨。全村不足200人，竟有27名青壮年被杀害，还有非正常死亡35人，合为62人。受害者比率畸高。
另一惨案是，日寇袭击西峪村我军驻地，致我军民牺牲300余人。书中说，“据村民反映，有个卖烧饼的人在这一地区活动过，不几天就发生了这次大惨案。人们认为这个卖烧饼的人就是陈永贵”。工作组对这两起涉嫌陈永贵案，暂不认定，列为“存疑”。
书中明确写道：陈永贵“是为敌人最卖力的一个。因此，我地下工作人员曾向武工队负责人赵晋銮、高如晓建议除掉他。当时确定要镇压的三个人中，就有陈永贵。……后来八路军的政策改为以争取为主，镇压为辅，才没有杀他”。
陈永贵之子陈明珠，在《山西文史资料》1995年第5辑，发表文章《我的父亲陈永贵》，也讲了其父当过大寨伪村代表。
新华社记者范银怀撰文，写明自己奉总社之命，于1964年9月，到昔阳去，为确立大寨典型做前期调查，曾在县委组织部查看陈永贵档案，在陈党员登记表《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一栏中，亲见填写了“兴亚会”三个字。
对此，陈英茨等人在工作组查实：在文革中陈永贵掌权期间，“陈永贵的秘书和昔阳县委组织部长，将陈永贵旧的整党登记表抽出，又填了新表塞入档案，伪造了档案材料”；为了反调查，陈永贵曾在昔阳一招东楼南套间内，与李韩锁、前后两任秘书、一名县委副书记，开会研究多项事宜。如研究陈永贵被日军抓捕的最佳时间，要与烈士王居仁就义时间吻合，表明陈是与抗日志士一起被捕的，以便与陈永贵自编“被八路军营救出来”的说法相一致，然后拟就补充材料，装入档案做假。
对于前述69军在“九大”前查证陈案一事，陈英茨先生也在书中补充了不少情况，更具体地理清了69军当年办案的来龙去脉，证实以谢振华为首的69军党委是求真慎重的。
书中可见：时任69军207师副政委、阳泉市委书记的周云涛回忆说：“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时间是1968年9月份，发现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当时，阳泉市商业局核心小组副组长王敏，向阳泉市武装部副部长王牛孩，报送了一份1955年“肃反”档案材料。内中有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大寨乡武家坪村人），用毛笔竖行写在毛边纸上的交待材料。李坦白自己在抗战时期参加了“兴亚会”，给日伪当情报员，同案中有阳泉市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大寨乡金石坡村人），领导是陈永贵。
王牛孩将这份“肃反”档案报送到我这里，我看后感到事关重大，当即做了三条指示，一是调查此事的专案组立即解散，向已经知道此事的人讲清楚，不准扩散；二是命令公安局把李观海关起来，保护性的；三是立即向军长谢振华报告。
谢振华将军长接到我的报告，立即派69军政治部主任、山西省支左办公室主任甄连兴同志，从太原赶到阳泉，拿走了这份档案…
周云涛表明69军调查陈永贵历史问题，起源于1955年“肃反”档案原始材料，是第一手的东西。周云涛当时是阳泉市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后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
接下来，69军谢振华军长、曹中南政委审议了甄连兴取回来的“肃反”档案，马上召集山西“支左”领导组几位负责人开会，决定对此事要严格保密，同时责成身在山西“支左”的北京军区保卫部刘旭等三人展开复查。对象包括档案中提到的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查王在“肃反”中的供认原始记录，与同案李观海交待吻合；进而查阅原八路军129师锄奸部“昔阳县情报人员花名册”，和现在敌伪档案，“陈永贵大名都在其中，并注明他是伪村长、兴亚会昔阳分会负责人之一”。
对此，刘旭小组向69军党委上报了复查结论：“确有此事，证据确凿”。
除了李观海、王久荣之外，还有一个参加过日伪兴亚会的案犯，名叫赵新元，曾被政府判处八年徒刑。文革中赵还活着。书中披露：“陈永贵亲自找到赵新元，当面对赵说，你还认得我吗？赵说怎么不认得，你是陈永贵。陈永贵说，如果有人调查兴亚会的事，你就说我是一般成员，不要讲我是头头。而赵新元事后讲，我没有答应陈永贵的要求，我还是实话实说的。”
69军党委查清陈案后，即派副军长李金时赴京向周恩来汇报，周作出“复印件可报中央”等指示。据此，69军重新整理正式材料，时在1968年12月。这份报告，由69军政委曹中南指令军政治部赵志祥为主执笔完成，然后报送北京军区党委呈转中央。这位赵志祥后任石家庄市政府人事局局长，足资证明。
关于陈永贵去迎泽宾馆向谢振华“痛苦流涕”当面承认“我有罪”一事，陈英茨先生也在书中增添了佐证。当时，除谢振华听取了陈永贵认错外，身在现场数人，尚有谢振华秘书苏林，后任国防大学教授；有69军政治部主任甄连兴，后以军副政委一职离休在保定休干所；有69军政治部组织干事黄祥初和政治部保卫干事冯阁林等。诸人回忆的地点，是迎泽宾馆603房间，时间是1968年11月底或12月初。
另有一些令人感到苦涩的情节，这里也顺势一谈。文革中期以后，尽管陈永贵从山寨升到了中央，身居显贵，如日中天，但他对自己抗战中“那点儿事儿”，总是放心不下，当今词语叫做“纠结”。
范银怀先生在《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发表《陈永贵过“关”记》，文中说，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纪登奎、倪志福、陈永贵等人接见山西代表，陈永贵见到山西人，忍不住抱怨：“到现在还搞我的历史背景！”王洪文回应：“搞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一般问题……谁搞的，关起来！”——就这么一个态势，在山西，在晋中，在阳泉，在昔阳，一批曾反对和揭发陈永贵的人，吃尽了苦头。
还有一个情节也很苦涩，是《陈永贵本事》一书披露的。众所周知，华国锋主政时期，遵从毛泽东方针路线，坚持农业学大寨，因而关心陈永贵的命运。而陈永贵向华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却不敢讲实话。他向华国锋递交报告，竟说昔阳县石山村老家，有两个陈永贵，当汉奸的是另一个陈永贵，不是我。
陈英茨对此评议，“陈永贵在华国锋面前，真是昏了头脑，乱了方寸。说有两个陈永贵，那个陈永贵是谁？多年来他就这样讲。陈永贵这个一贯说谎的骗子，竟当面骗起了中央主席来了。”想一想，的确难为“永贵大叔”了，历史上一个基本事实，硬梆梆摆在那里，实在让人编排不圆啊。
陈永贵历史问题，讲到这里已经非常清楚了。以毛铎为主、有陈英茨等人参加的1979年中纪委山西工作组，完成了使命。补充一句，这次工作组赴晋，还结合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及省公安厅负责干部，与毛铎共同组成了领导组。因此说，王谦书记也是知情人。一起参加工作组查案者，尚有省纪委增派的一名大学生，“这位同志后来在山西省纪委和有关厅局担任重要工作”。
毛铎工作组回京汇报后，中共中央对陈永贵历史问题十分重视。为慎重起见，高层又相继两次派出调查组对陈案再做复查。一次是中组部调查组，一次是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调查组，为期一年多结束。最终取得一致意见，认为陈永贵在抗战期间事敌一案，“准确无误”。
除了谢振华、欧阳青、冯东书、范银怀、周云涛、陈英茨等多人的文章及著作，另外还有更权威文献可做结论：
如果，审查党员干部最高权威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了定案结论，进而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正式转发，即构成了执政党正式公文，也就是十分严肃的历史文献了。
根据1969年4月中共“九大”前夕69军党委首次对陈案做出调查报告，又据1979年4月以后中纪委工作组、中组部调查组、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调查组，对陈案做出的三次调查报告，大的事实趋于一致。据此，1980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做出了《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确认“陈永贵同志在入党前，历史上有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当伪村代表的问题”，二是“关于参加兴亚会的问题”，三是“关于被日伪警察所逮捕的问题”，基本事实清楚。
中组部从轻发落，对前两条定性为“属于一般历史问题”，对第三条结论为“这次被捕没有问题”；陈永贵对此《审查结论》签署本人意见，写了“同意。陈永贵1980•11•6”字样。
很快，1980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转发以上中组部《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形成了《中发【1980】85号文件》，多年来围绕陈永贵历史疑点的传闻与争端，可以平定了。
当月，即1980年12月，山西省选举中共十二大代表，陈永贵因是上届政治局委员，按照惯例至少应该当一名代表。但在选举中，陈永贵仅得到27票，反对票高达309票，落了一个27：309的悬殊结果。这位显赫一时的人物，终于被故乡大多数共产党员抛在一旁了……
从中央发文批转中组部《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至今三十多年，人们对文革惨案，对强迫学大寨，对陈永贵生平污点，竟已淡忘。以致对与错的坐标模糊颠倒，孰是孰非失去了界线。不久前，从学术上反思研讨陈永贵历史问题的学者，居然成了诽谤案的被告，受到了所谓法律上的整治，真是咄咄怪事，匪夷所思。而当前学界出现全局性犬儒化倾向，奋起呼唤真理的声音异常稀薄，很令人沉痛。
陈英茨先生在《陈永贵本事》前言中说，“近年来，关于陈永贵与大寨的出版物，还在对大寨和陈永贵歌功颂德。……作为知情人之一，我不能再沉默了，我有责任和义务把真相告诉全国人民。”殊可叹，中国十五年学大寨，并非农民自发而来。这场运动，实在是毛泽东为掩饰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失败而发起的。
李锐先生在陈著“序言”中说的痛切：“陈永贵在政治上的发迹，步步高升，是伴随毛泽东日益偏离‘八大’的正确路线造成的，并于文革中达到顶峰。……一个半文盲、基层农村干部，居然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兴风作浪，翻起一片乌云……是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砸烂一切的政治上的需要。水平低、素质差、能力弱、没文化，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一曰声气相求，二曰满腔愚忠。……陈永贵造反夺权在昔阳县，之后一两年拉杆子搞武斗，游走的地盘也限于山西晋中地区。而‘九大’跃身龙门后，解放前他几十年浪迹社会底层形成的劣根性，即我国自古相传的游民意识、痞子精神，才得以带到国家政治活动中。
陈永贵攀附在文革这根毒藤上，吸吮着它的毒汁，与日俱强，与时俱进。……对文革罪孽的清算，不知为什么总是有人讳莫如深，难道是怕动摇执政党的政治基础？或是担心利益集团的整体颠覆？滋生毒瘤的母体如不刨根，会不会萌发新芽呢？真令人担心啊……”
最后一个老话题：69军查证陈永贵“历史重案”又经北京军区报呈中央，毛泽东等人到底什么态度？文革酷烈，许多人历史上仅仅一星半点小嫌疑、小瑕疵，都绝难过关，老陈当过伪村代表，是县里“兴亚会”头头，案子不轻，又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前文谈过几句，后来也有了补充材料，现在一并写给读者。
先看陈英茨在《本事》一书中的说法。陈英茨认为，“中国有个投鼠忌器的传统。陈永贵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讲陈永贵这些丑事，必然影响毛泽东的威信，所以这些丑事就被长期掩盖起来了。
据说毛泽东认为陈是个穷人，他的那些丑恶历史可以谅解。后来，有人又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说成虽然是敌我矛盾，但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矛盾性质可以相互转变，“全凭领导人一句话”。这是陈英茨先生的观点，但不甚具体。
再看范银怀先生在《陈永贵过“关”记》中的说法，则是有名有姓的。范银怀写道，此案“关系到陈永贵政治命运的问题，与他一起造反掌了权的战友都捏着一把汗”。到了江青“炮轰”谢振华、曹中南的1974年，各派对于查证陈案并报告中央，算不算“整黑材料”问题，斗争对立，又起风波。范文说：“正在争执不下，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
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是文革中能够直接听到毛泽东指示的军政要员。他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向69军领导传达毛泽东的声音：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毛主席知道了，这在当时如同下达了圣旨，谁都不吭气了。……这是当做绝对保密只在少数有关的高级军政领导中传达的。”
范银怀先生还写道：“据说，毛泽东认为陈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所以对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保持过关”，“陈锡联代表中央作解释工作，说自己抗战初期就在昔阳一带打仗，那时的玉米长得只有膝盖那么高，现在长得一人高。他语重心长地说，农业还得靠大寨！陈永贵又一次有惊无险，不仅未追究历史问题，反而平步青云。”
范银怀的文章同时披露：当69军查证陈案时，陈永贵与同派的张怀英，很快就拟就了一套说法。张怀英表明自己长期在昔阳工作，了解当地抗战中社会情况，极力为陈永贵开脱。张怀英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知情人的名义写出材料后，即由刘格平呈报给中央文革小组。刘格平还将这件事告诉了陈永贵。
这个罕见的情节使我联想到，很可能，刘格平所报送的张怀英材料，到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与69军材料构成了某种抗衡，对陈永贵“九大”当代表，起到了过渡和保护作用。张怀英在关键时刻保护住老陈，也就保护了自己，并进而保护同一派与对立派斗争下去。
然而无论怎么说，当红字号和联字号血火交战最激烈的时候，陈永贵尚且只是一个省级常委，在中央没有任职。他本身历史上不干不净，这时还得别人保护他，靠巨人帮助他。
“九大”前后的老陈随同诸多省常委进京，始到高层亮相，他可不敢也不便拍脯子保护红字号。1968年北京“十二月会议”解决山西问题，重新对省常委进行分工，给陈永贵分管的职责唯有四个字“大寨工作”。
总而言之，中央学习班前后，红字号一派，不论是太原的杨承效，还是阳泉的安克、梁保贵，包括晋东南的程首创等等，都没有沾上陈永贵什么光，而是溃败下来并且无可挽回。陈永贵，只因有毛泽东罩着他，才渡过难关，没吃什么亏。到林彪出事，中共匆匆召开“十大”时，也就趁势走红了。
（摘录于赵瑜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