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周、邓秋后算账，乌兰夫如梦初醒
本节转谈中央如何对乌兰夫秋后算账，彻底整肃。中央对乌的态度，其实经历了一个从基本信任，到部分怀疑，再到基本否定，最后彻底打倒的转变过程。另外，毛周对乌的态度，有所区别。但如果毛要“清君侧”，打倒一大批革命元老，周别无选择。就连“刘邓陶谭，彭罗陆杨”都如此，何况一个地方官员乌兰夫？所以，在整肃乌的过程中，周刘邓三人，都是毛的帮凶。
中央态度的转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不同程度（或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跟华北局的路线分歧，由暗转明。1963年10月，乌兰夫公开表示对中央的阶级路线不满，说“没有划阶级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公社化以后，社会主义时期，为什么非划阶级不可？牧民脑子里是没有阶级的，硬给人家划阶级是主观主义。”1964年夏天，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到内蒙视察，指名批评乌兰夫，说“内蒙一潭死水”“在民族问题上右倾”等等。此时，“三不两利”政策，已经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对立面。在中央压力下，乌兰夫只好让步，到1965年，自治区才发了一个“牧区划阶级的《规定》”[25]。据牧区四清的蒙族同学说，那个《规定》其实也是走过场，并没有认真执行。
第二阶段：为争取民族“自治”，跟中央顶牛，导致关系恶化。乌兰夫虽然已经汉化，不会讲蒙语，但他所受的教育，包括蒙藏学校和留学俄国，还基本属于传统熏陶和原教旨训练，而非儒法之道，对权术不够精通，所以真心信仰毛共对民族自治、自决的虚假宣传。他也用这套理念收编东蒙领袖，以为他领导下的自治区，真可以高度自治，实现振兴蒙古民族的梦想。因此说到底，他太天真，“太过认真”或“太过理想”，所以酿成大祸，栽了跟头。
既然连宪法都当儿戏，何况民族自治法？乌兰夫和自治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需要报批，哪些不用？都是糊涂账。实践证明，事无大小都请示，比较稳妥。就算自治条文白纸黑字，说某某不用报批，但你要真自作主张，圣上哪天要整你，必是罪过。这是王朝政治的“优良传统”，至今依然。这里点评四件比较重大的“顶牛”事件。
第一，对藏区“平叛”的态度。早在1955年平定所谓“川藏叛乱”，乌兰夫就说过“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26]，但人微言轻，没人听他。到1959年事态闹大，内蒙也不得已派骑兵参与，回来之后，有些“英雄”还巡回演讲，我感到头皮发麻，见识了什么叫“以夷制夷”。乌兰夫当时的矛盾心理，在毛周心目中，已经留下芥蒂，后来也成了他的罪过之一。
第二，对蒙文改革的立场。还记得自治政府成立时的主席台领袖像吗？外蒙的乔巴山跟内蒙的乌兰夫并排悬挂，这个镜头显示了内外蒙古一家亲。在苏联殖民下，外蒙把从上往下写的老蒙文，改成从左往右写的斯拉夫字母（新蒙文）。老乌觉得，新蒙文有利于统一各地蒙语方言，所以主张学习推广。但北京坚决反对，表面理由是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其它民族语言，也应该拉丁化[27]。真实理由，还是不希望他们文字统一，防止为内外蒙合并提供方便。最后结果如何？当然是乌兰夫宣布放弃。
第三，反对草场乱开垦。这个问题历史悠久，一向是汉蒙矛盾，农牧矛盾的聚焦点。乌兰夫其实知道，完全固守自然游牧，绝对禁止农地开垦，不但在内蒙行不通，也不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甚至不利于草原现代化建设。他所反对的，是不管条件好坏，不搞科学论证，无规划的“胡乱开垦”。于是1962年，经过调研考察，乌下令关闭19个国营农场中的7个，把已开垦但不宜耕的200多万亩土地，还草还林[28]。这件事触怒了王震和北京高层，成为乌兰夫搞“独立王国”的新罪证。
第四，扩大自治版图，与邻省争地。自治区成立后，有数次扩大版图行动，特别在中部和西部，许多汉人省份的蒙古人聚居区，陆续划归内蒙，例如察哈尔、绥远、热河、甘肃或宁夏的部分地区，也划入内蒙。具体执行中，难免有省区之间的争议。但当时可是执行毛的圣旨《三五宣言》，他曾放言“恢复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貌”，乌兰夫当然愿意。但到了要整肃他的时候，原本的圣旨也就没人提了。
第三阶段：反对“大汉族主义”，重印《三五宣言》，触犯大忌。上述种种摩擦，让乌兰夫痛感内蒙古难以“自治”，阻力来自“大汉族主义”肆虐，所以，他误判自己，1965年底，下令重印《三五宣言》，即有名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陜北后，于1935年12月20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名义发表的。主要五条内容：1，归还原来属于蒙古人的所有土地；2，蒙古人有权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民族结成联邦，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3，内蒙古境内的其他民族，享有跟蒙古族同样的权利；4，把汉族占领的盐池交还给蒙族，在长城附近开辟贸易区；5，中共不进攻内蒙草原，愿与其他民族缔结同盟，共同对付日寇和中国军阀，等等。[29]
当时我们也曾人手一份。读完之后，不敢公开议论，只好请党史课老师辅导。记得他说，基本精神是共产党信仰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和自决权。但不能机械理解，必须历史地看。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已经平等，所以还是要维护多民族的大家庭，云云。乌兰夫当年的大胆盲动，其实触犯了一个王朝大忌，那就是用过去的老圣旨，给今日朝廷脸上抹黑。这就像前几年，有人编辑《历史的先声》，让北京脸上无光一样。
第四阶段：改组党政机构，重用亲信，最终招致强烈反弹。如果说，前面三个阶段，乌兰夫与北京的摩擦，主要表现在具体事务上，触及灵魂的程度，还不足以让毛周下决心拿下乌兰夫，那么，到第四阶段，发展到政府重组和人事安排的关口，就一发不可收拾，逼得内蒙受到排挤的干部，非向中央告状不可，而中央也就断然决定收拾乌兰夫了。所以说，1966年初，乌兰夫改组政府架构的冒失举动，终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1965夏年到1966春，乌兰夫做了四项改组内蒙党政机构的重大决定：
1、把秘书室与党委调研室合并，任命夫人云丽文为主任，颇有“举贤不避亲”意味；
2、更换党委秘书长，将原秘书长周明调离，由副秘书长张鲁代理，准备让土旗蒙族浩帆接任；
3、虚化架空原常委，新设代常委13人，其中六人（包括儿子布赫）是土旗蒙族；
4、撤销原厅局，成立5大委（农、计、财、工、文），原35个厅局的主要领导大幅变更。新任组织部长陈炳宇，准备对更多干部做进一步调整。[30]
如此伤筋动骨，逼迫受到威胁的干部们，别无选择，只好群起行动，向华北局和中央告状，揭发乌兰夫“排斥异己，包庇坏人，任人唯亲，个人专权”等问题，终于促使中央下决心，对乌兰夫采取行动。
第五阶段：《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乌兰夫的滑铁卢。1966年4月25，自治区召开党委扩大会，主要领导82人出席。乌兰夫主导会议，大批“大汉族主义”，高锦明、权星垣、周明等人成为批判对象。乌兰夫和他的亲信意气风发，认为大权终于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岂不知，这竟是他们的最后盛宴。五天后，华北局派解学恭率工作组赴内蒙，传达李雪峰（代表中央）对乌兰夫的批评，说他“狭隘民族主义”。接着，工作组找告状人谈话，之后，于5月3日做出裁决：说“乌兰夫犯了严重错误，其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一夜之间，乌兰夫就成了“三反份子”。[31]
乌兰夫当然委屈、疑惑、满腹牢骚，立刻赴北京，借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的机会，向中央陈情。此次北京之行，竟然是他“失去自由”的开始。这恐怕是包括乌兰夫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始料不及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主题，是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宣布文革开始。不等扩大会议结束，紧接着就召开《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从5月22到7月25），历史64天，解决华北五省区的领导班子问题，而内蒙的焦点，就是清算乌兰夫及其亲信。会议规模之大（146人出席），时间之长，变化之快，斗争之烈，令人乍舌。[32]
前文说过，前门饭店的斗争目标，并非乌兰夫一个，华北五省市区，都有务实派高官下台，但内蒙的斗争似乎更为激烈，除了路线之争，还夹杂着蒙汉民族的派系之争和权力之争，所以更为覆杂。两个多月唇枪舌战，经历了五个惊心动魄的斗争阶段：
1、前两周学文件，包括《五一六通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等等，统一思想，营造斗争气氛；
2、第三周是“揭盖子”。经过周密策划，让积极份子们，把准备好的“炮弹”甩出来。解学恭指出，自治区问题的要害，是不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走资派，反而宣传“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本质”，“反大汉族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乌左派（王再天、权星垣、高锦明、雷代夫、郭以青、宝音巴图、高万宝扎布等）紧跟华北局定的调子，揭发乌兰夫和自治区更多问题。当然，也有保乌右派（李贵、陈炳宇等土旗蒙族）为乌兰夫评功摆好，保驾护航；
3、第四周是“挖根子”，由华北局领导李雪峰、解学恭、李树德亲自挂帅，对乌兰夫问题上纲上线，批评定调。李雪峰指出，“内蒙古党委的错误相当严重，闹民族分裂主义就是闹独立王国，就是反共。……我怀疑内蒙党委有一帮修正主义份子在那里操纵。”区党委书记处随即做出组织决定，“取消代常委，停止浩帆党委副秘书长的职务，隔离反省，收缴所有枪支”等等。随着压力增加，保乌派开始分化，有的降低调门，有的开脱自己，说本人也是乌兰夫的受害者。乌兰夫本人也开始软化，于6月14日忍气吞声做检查，给自己扣上两顶帽子，一是民族偏见；二是自卑感。这样的所谓检查，反而招致更大批判火力。
4、第五和第六周，进入“深揭狠批”阶段。21人大会发言，26人书面发言。批判会由内蒙党委扩大到全体成员，批判对象也从乌兰夫本人扩大到他的“死党”李贵，陈炳宇、石光华、墨志清、奇俊山、李文精、云瑞等。乌兰夫做第二次检查，把自己的错误升级，承认近半年来所犯的重大错误。
5、第七、八两周，是“穷追猛打”阶段。反乌左派对他的第二次检查进行面对面斗争，说他“假检查真进攻”“对要害问题避而不谈”，开始触及他的历史问题，生活作风，以及私人交往，包括跟杨尚昆、习仲勋、张闻天、李维汉等人的关系问题。
6、最后两周是“收尾”，反乌派全面胜利，保乌派彻底失败。乌本人做最后检查，上纲上线更高，可谓“唾面自干”。7月25，会议结束。四天之后，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央，确认乌五大错误：(1)反毛泽东思想，自立体系；(2)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3)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搞民族分裂和独立王国；(5)安插亲信，篡党夺权。最后结论是“五顶帽子”：三反份子，民族分裂份子，修正主义份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33]。从此，“当代王爷乌兰夫”的称号不胫而走。
回望53年前的斗争，不难发现，促使乌兰夫缴械投降的决定因素，除了毛周精心布置的前门饭店会议，还有会议期间，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对乌兰夫的当面约谈（训话）（康生、刘春、奎壁在坐）。
谈话围绕一个中心议题：民族主义。刘少奇说：“中央强调的不是你说的那个反对大汉族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族问题，不外是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都要肃清。”
邓小平更为直截了当：“牧区阶级划分问题，内蒙落后于新疆、宁夏、青海、四川，还会落后于西藏。……你不如赛福鼎同志，他还站起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你现在走的路是包尔汉的路，刘格平的路，扎喜的路，搞独立王国。再走，就走到达赖、班禅的路上去了。有这个危险。你拼命强调地方民族主义，哪里是前线，面对苏修、蒙修，不搞阶级斗争，你把内蒙引向什么方向？你不从这个地方深挖，是极其危险的。”[34]
对刘、邓代表中央对乌兰夫的定调，我有三点感触：
第一，尴尬滑稽的历史场景：中国的两个“最大走资派”，此时已陷入毛的天罗地网，他们主导的“资反路线”正在肆虐，试图重复五七年“反右”，把贴大字报的学生打成反革命。没料到毛很快反击，让他们遭灭顶之灾。就在这当口，他俩却代表中央，郑重其事教训内蒙的“最大走资派”。他们不久的下场，甚至不如乌兰夫。因为民族身份护佑，乌兰夫没遭刘少奇的杀身之祸。这种滑稽安排，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毛周的巧妙盘算。
第二，违背事实的前后矛盾：曾几何时，毛周和中央，赞扬乌兰夫的“温和土改”和“三不两利”，适合少数民族草原牧区，还号召新疆、宁夏、青海学习内蒙。怎么一转眼，内蒙又落后了？不搞阶级斗争，不正是内蒙的长处吗？是好是坏，什么标准？不合逻辑，自相矛盾。
第三，因果颠倒的内外关系：把内蒙和乌兰夫的事，拉抬到与苏蒙对抗，对于恐吓乌兰夫和蒙古人当然管用，谁也害怕“通敌叛国”罪名，为身家性命计，只能低头。但问题是，当年为打日本，中共停止土改，改用“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把土豪劣绅都团结起来。为什么苏蒙外敌当前，就不能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非要强化不可？当然，被告席上的乌兰夫及其同伙，除了接受“宗教裁判”，别无选择。至于心里服不服，就无从追踪了。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乌兰夫及其亲密战友，从此失去权力和自由。乌兰夫一家，先被“监护”在北京，后被移送湖南。所谓“监护”就是“监督、保护”的意思吧，跟软禁类似。反乌左派书记们，返回内蒙之后，在对待造反派上，又分化改组，形成两大对立派系。一直闹到解放军开枪杀人，周恩来直接介入，派滕海清中将空降内蒙，组建革委会，事态才逐渐平息。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滕海清在中央授意下，随即施展“雄才大略”，要通过“挖肃”，把乌兰夫的社会基础连根拔掉。于是，朝“挖新内人党”方向发展，把蒙古人整得鸡飞狗跳，“家家闻哭声，处处设牢房”，最终造成人间惨剧，死亡率百分之1-2%，伤残率4%，关押率17%，株连率50%。[35]
最后物极必反，毛周终于意识到酿成大祸，边平反昭雪，边调兵遣将，以“准备打仗”为由，全面军管并肢解内蒙，把五分之三的面积和五分之二的人口，分割出去，并入东北的黑吉辽和西北的甘宁，以防内蒙更大动乱。在这一新背景下，1972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乌兰夫才被毛周逐步“解放”，回到北京，当选中央委员，恢复部分权力，出任统战部长等职。
乌兰夫回忆他的复出过程，说是周说服毛，念及他当年“单刀赴会”，去东部统战蒙古人，为中共打天下有功，云云，我认为他言过其实。论功劳，乌能比过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他们还不照样被整死？关键是稳定内蒙凝聚人心的作用，无人替代乌兰夫。挖肃和内人党冤案，把内蒙搞乱，难以收拾，只好请乌兰夫重出江湖，充当偶像，不让他拥有实权。这才是毛、周、邓的如意算盘。乌兰夫的名义地位，到邓时代继续上升，到委员长和国家副主席，但统战意味浓厚，防范之心不减，也不给他充分自由。仅有两次破例，特许他短暂回乡访问。
关于乌兰夫最后一次内蒙之行，我写过另一篇文章，引证如下：
（女儿）云杉还提到，他父亲获准去成陵祭拜，并受到守灵马队的隆重迎送。但她不便说的是，实现祭扫成陵的强烈愿望，是在多次据理力争之下，才获得北京恩准。更鲜为人知的是，乌兰夫屏退左右，独自一人，在成吉思汗塑像前默哀良久，痛哭流涕。此时此刻的他，内心想些什么？口中默念什么？怕鲜有人知。据笔者揣摩，他不会不想到“四三会议”那场路线之争，内蒙东部的“温和土改”和“三不两利”，以及后来发生的“挖肃”与“内人党”冤案；更不会不想到，成千上万亲密战友和蒙族精英，侥幸躲过战争浩劫，却在和平年代，遭受酷刑折磨，含冤而死，情何以堪？
回京之后，他思乡之情更重，也更加郁郁寡欢。每逢有熟人去内蒙，或者有内蒙亲友来看他，他都要求带点家乡的土特产，像筱麦面、山药蛋、酪蛋子、奶豆腐、沙葱、苦菜之类东西，虽然不出名也不值钱，但可聊慰乡愁。
就这样涯到八八年底，终于一病不起，与世长辞。[36]
六、三条简短结论
从东部土改政策的不同思路与不同后果，到民族自治的假戏真演，再到乌兰夫的郁郁而终，我认为起码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温和土改”与“暴力土改”孰优孰劣，不难判断。两种土改的各自后果，在大饥荒中突现出来，对比明显。一向缺粮的内蒙，居然能紧急动员，迅速援助京津沪和辽宁十一亿斤救命粮，很说明问题。内蒙古之所以有条件“另搞一套”，自有其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由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促成，其它汉族地区的土改官员，未必都缺乏人性与常识，不知道“暴风骤雨”对乡村经济的破坏与族群关系的撕裂，但他们没有乌兰夫的有利条件；
第二，从中共对乌兰夫“温和土改”先容忍后清算，也能反思共产党“民族自治”政策的真假虚实。汉族大一统观念，不但始终占据“顶层设计”的主导地位，也是多数汉族干部的亚文化和潜意识。一纸“自治空文”，没有法治基础，缺乏监督与纠偏机制，并不能有效保障合法权益。乌兰夫的教训是过于认真，甚至天真，深信延安承诺，执著于早年信仰，所以身受其害，直到晚年经历惨痛教训之后，才参透其中奥妙；
第三，通过东部土改与乌兰夫的遭遇，再次验证一个规律：即共产极权暴政，对治国人才实行倒筛选，“媚上紧跟”与“求真务实”难以兼容，不分民族。而“非我族类”的民族干部，就更加如此，无论如何忠心耿耿，都不会获得真正信赖。越有才干的民族干部，水平越高，政绩越好，其仕途也就越发凶险。
或许，这就是我们从内蒙东部土改的历史轨迹中，可以引申出来的三条经验教训。
(来源: 议报  作者: 程惕洁)
【注释】
[1]参见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220-229页。
[2]参见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第2页，数字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6万人被关押，1.6222万人被迫害致死，8.1808万人致残；另有两种非官方说法：一是蒙古族学者巴赫的说法：逮捕关押了80万人，50万人致残，5万人被迫害致死；二是内蒙古大学编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史》的说法：2.79万人被迫害致死，12万多人致残。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数字是：致死两三万，致残12万，关押50万。参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内人党事件。
[3]“单刀赴会”是指1945年10月，延安派乌兰夫去锡盟苏尼特左旗，解决那里出现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周恩来称赞乌机智勇敢。后来，也泛指乌成功收服东部蒙古民族各派系。参见乌兰夫革命史资料编研室编：《乌兰夫回忆录》，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51页。
[4]这位特木尔巴根，跟我校书记同名，但地位更高，资格更老。1901年，特木尔巴根生于卓索图盟喀喇沁旗。1925 10月，进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国际班。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5年8月，任内人党东蒙党部执行委员，1946年1月，任东蒙自治政府委员兼经济部长。1946年4月，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同年5月，任兴安省政府主席、兴安省工委委员。1947年5月，被选为内蒙自治政府委员兼经济部长。中共建政后，历任自治区财政部长，政协副主席，中央民委委员，内蒙高级法院院长。文革期间，受残酷迫害。1969年1月30日，死于呼和浩特狱中，终年68岁。参见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特木尔巴根。
[5]参见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内蒙古自治政府。1946年3月30日至4月2日在承德召开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议上，以博彦满都、哈丰阿为代表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与以乌兰夫、刘春为代表的“中共延安派”，就东西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整合、如何实现自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未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4月3日，确定了东西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合并。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停止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等一系列决议，史称《四三会议》。
[6]参见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内蒙古自治区，刚成立时，自治政府辖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五个盟，下设34个旗（市）、1个县，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00万，其中约50万人为蒙古族。
[7]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226页。
[8]参见毛泽东论宪法（未公开发表的讲话）：“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转引自https://newsabeta.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579.html，毛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
[9]参见CCTV央视纪录片，2007年12月29日《暴风骤雨》——东北土改纪实，第四集“砍挖”运动，解说词，来源：http://www.cctv.com/history/special/C20441/20071229/101546.shtml。
[10]参见《内蒙古日报》1948年3月21日第2版。
[11]参见李鸿范、徐鹤京、丁修：《哲里木盟农村牧区的民主改革》，见《曙光照耀哲里木》，民族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29页。
[12]参见赛航：“内蒙古牧业区的民主改革”，载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上），第457页。亦请参考哈斯木仁：“解放战争时期内蒙东部地区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改革”，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月，第40卷第二期，第20-25页。
[13]参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天行健出版社，香港，2010年，第58页。
[14]参见突泉县人民政府编《突泉县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34页。
[15]同注[10]。
[16]参见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90页。
[17]参见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
[18]参见钱占元：“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乌兰夫领导牧区工作”，载《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
[19]参见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上海孤儿。
[20]参见《新华社内参》，来源：《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言论选编：第二集（1955——1964）》，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批斗乌兰夫反党集团联络站”编印，1967年10月。
[21]引自网刊《蒙古新闻》http://mongoliinmedee1.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_23.html。
[22]参见网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ec87b41a0102v2rr.html“草原精灵内蒙古黄羊哪去了？——天地自然志愿者内蒙东北考察记(1)”。
[23]参见新华社记者毛纯礼：“内蒙古积极调运粮食支援京津沪等地”，新华社《内部参考》，1960年4月27日。转引自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批斗乌兰夫反党集团联络站”编印：《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言论选编：第二集（1955——1964）》，1967年10月。
[24]参见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441-442页。
[25]参见王树盛等著《乌兰夫传》（1906-198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21页。
[26]参见文革出版物《学习材料》，1967年，无出版单位，无页码。
[27]乌兰夫：《关于蒙文改革的讲话》（1956年），载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批斗乌兰夫反党集团联络站”编印：《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四），1967年10月。
[28]参见王树盛等著《乌兰夫传》（1906-198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28页。
[29]参见毛泽东：《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全文，1935年12月20日，转引自《南蒙古时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