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乌兰夫“中流砥柱”，改“稳进”终获肯定
乌兰夫及其同事，面对“暴风骤雨”给内蒙带来的伤害，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们经过调查研究，拿出充分理由，认为以内蒙特殊的自然、历史与社会状况，不应照搬其它汉族地区的土改经验，必须因地制宜，事实求是，反左纠偏，改行符合内蒙实际情况的“温和土改”。具体而言，他们把内蒙特殊情况归纳为以下几条：
第一，历史传统：蒙古人习惯游牧，不尚农耕，没有土地私有观念。汉族移民到蒙区务农，沿用租佃关系，并无土地所有权，更没土地买卖，这跟汉族农区有很大区别。
第二，“蒙租”与“二地主”现象：清朝晚期，官府鼓励农耕，赐给蒙族士兵和臣民一些“户口地”，导致蒙古人占地较多。但他们不善耕种，于是包租给汉族“二地主”，仅收较少“蒙租”；二地主再转包给汉族农户，收较高地租。因此，汉族“二地主”的生活，往往比蒙族“大地主”更为富裕。因此，单看拥有土地多少，并不能准确判断剥削量大小。
第三，召庙土地：内蒙跟西藏都盛行喇嘛黄教（藏传佛教），因此内蒙东部召庙很多，其主要经济来源，靠官府赐给的庙地，多以招租方式经营。这部分土地怎么分配？涉及民族宗教政策，需要慎重处理。
第四，畜牧和农耕的区别：在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牛羊牲畜，既是牧民的生产资料，又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如果牧民辛辛苦苦提高出栏数，却因“富裕”而被清算，自然会多吃少养，造成牧业生产停滞或下降。
经乌兰夫和自治区向中央呈送报告，据理力争，中央最终同意内蒙的意见。于是，1948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由东北局主持的“内蒙古干部会议”，总结农村土改和牧区、半牧区民主改革的经验教训。乌兰夫在会上强调：“蒙古族农民农业劳动技能比较落后，上升为富农是不容易的，不宜斗争。蒙古人由牧业转入农业是被迫的，因为不会种地等原因，出租自己的户口地、生计地、抚养地的小地主，也不宜斗争。至于蒙古族中农为数很少，更应特别注意，绝对不许侵犯。”
根据会议精神，自治区政府随即制定六项“纠偏”政策：
1、大中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分给农民，同时必须给家人保留与农民同等的一份，只有蒙奸、恶霸本人不分。
2、对出租户口地之蒙古族小地主，不斗，也不分其土地财产。
3、蒙族富农，剥削不超过总收入50%的，财产一般不动，土地只分多余部分。
4、中农坚决不动，只许增加财产，不许减少。
5、对喇嘛和召庙占有的土地，一部分收归公有，一部分减租减息；对喇嘛实行团结改造方针，鼓励喇嘛从事生产劳动。
6、在牧区实行“三不两利”政策，就是“不分牧主的牲畜，不斗争牧主，不公开划分阶级成份”。大牧主的（零散）牲畜可以分给牧民，但牧群不分，分畜不分群，避免牧业生产下降[13]。
随着新政策出台，各地迅速贯彻落实，凡执行过极左政策的，必须按新政策“纠偏”，很快退赔改正。错划错斗错分的，经济上要赔偿，政治上要赔礼道歉。比如兴安盟突泉县水泉区，被斗218户，占总户数的16%，其中112户被错划为地主和富农。经过“纠偏划正”，全区被斗户降至96户，占总户数的5.3%，退回原分走的土地6394.3亩，对错分的房屋、耕畜、农具及衣物等，也限期退还。突泉县的例证说明，“纠偏”幅度之大，超过百分之五十[14]。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哲里木盟，经过重划阶级之后，打击面由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几，下降到百分之十左右，纠偏幅度，也超过百分之五十[15]。这么大的调整幅度，说“纠偏”其实不准，应该算“推倒重来”了。
1949年中共建政后，原由国军控制的绥远省，以和平方式转手，华北和西北许多蒙汉聚居的区域，转交自治区管辖。1951至1952年，包括乌兰夫故乡土默特旗在内的大片农区，开始土改。这里靠近黄河、水利方便、土质肥沃，在农耕集中的土默川平原与河套平原，汉族人口比重较大。原来内蒙东部制定的土改政策，到这里又进一步演变，主要表现为对蒙族农民的照顾。这包括“分走”和“分进”两个方面。比方“分走”，蒙族地主要比汉族地主降一个档次：“凡剥削收入相当于汉族一般中地主的，划为小地主；相当于汉族大地主的，划为中地主；超过汉族大地主的，划为大地主。”在“分进”成果时，无地少地的蒙族农民（贫下中农），要比汉族贫下中农“多分一份至两份”的土地和生产资料[16]。
换句话说，在“分出”的时候，蒙族降一个等级；在“分进”时，蒙族则高一到两个档次，分到的利益，可以是汉族农民的两至三倍。有点类似于美国少数族裔的平权计划，出发点是减少不平等，实际结果可能导致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我当记者的1968年，内蒙开始全面清算乌兰夫的“三反罪行”，在采访河套汉族农民时，我曾私下问他们，怎么看乌兰夫土改中照顾蒙族的政策？没想到，他们异口同声：“咱们得将心比心说实话，这里本是人家蒙古人的地方，人家多分多占点是应该的。咱们口里外来户，逃荒要饭到此地，人家不撵，让咱们活下来，就不赖了，何必还争什么你多我少？”
“按民族区别对待”，究竟合不合理？可能人言人殊。类似于“美国原住民和外来移民”应不应该平等？如何平等？非常覆杂，没有简单答案，容易挑起种族情绪，所以还是绕开它，顺着主题往下说。总之，乌兰夫和自治区的“温和土改”，最终不但获中央认可，也受到各族百姓拥护，产量明显提高，牲畜头数增加，等等，都可预期。回顾中共建政以来，每次社会创伤，都是鬼抽筋的结果，只要少分少斗不折腾，社会自然和谐，安居乐业不难，这容易理解。
比较奇怪的是，毛共高层，对乌兰夫“另搞一套”，居然投了赞成票，前后有过三次“明确无误”的表态支持。第一次是上文提到的1948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内蒙古干部会议”，全面总结内蒙东部土改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内蒙与其它汉族地区的区别。虽然整个东北土改，也有过“宁左勿右”和“纠偏调整”，但范围和程度，与内蒙的“特立独行”，不在同一个层次。这是毛共高层，少有的“开恩”，给“温和土改”开绿灯。会议由东北局主持，把内蒙各级干部，请到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中央安抚地方、汉族安抚蒙族的意图，十分明显。
第二次是1950年5月，在总结内蒙东部土改经验的时候，乌兰夫在报告上提出“慎重缓进”策略[17]，被周恩来修改为“慎重稳进”。宰相一字之改，“缓”变成“稳”，似乎表明“稳中求进”，其实乌兰夫的“缓进”语义类似，在实际执行上，更无区别。但可说明，周恩来和毛共中央，对内蒙古特立独行的土改政策，在效果上是满意的，所以才表态支持。
第三次是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会上，乌兰夫和新疆书记王恩茂发生分歧。讨论牧区的阶级路线，究竟“依靠什么人”的时候，王恩茂提出依靠“贫苦牧民”，乌兰夫则主张依靠“劳动牧民”（包括牧主在内，因为他们也参加劳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泽东征求乌兰夫、刘少奇等人意见后，明确表示，“关于牧区社会主义改造，以内蒙古的提法为宜。”于是，到同年7月25日，“中央批转《关于新疆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对新疆提出的‘依靠贫苦牧民’这个口号，认为是不妥当的。”“少数民族的畜牧业，跟农业区的情况很不相同，……提出这个口号，容易使牧主和牲畜较多的牧民误解为‘贫苦好’，因而就可能发生屠宰牲畜的现象。既然我们在牧区不准备公开划分阶级成份，就不必提出这个口号。内蒙古提出的‘依靠劳动牧民’中央认为这个口号是适当的，你们可以采用。”从此之后，包括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四川等省区在内的草原牧区，都遵照中央指示，采用了乌兰夫的提法和政策[18]。
四、“行仁政”惠及全国，“黑社教”风向突变
从1957到1959这三年，尽管经历整风反右、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一系列疯狂，但对内蒙古来说，仍然经济发展较快，日子相对好过。因为此后三年是大饥荒，再往后是四清、文革，最终折腾到“崩溃边缘”。
1959年我升初三，从河北农村转学到呼和浩特，赶上农村户口准许迁入城市的最后一班车。我对内蒙的印象是，“三面红旗”紧跟中央，“大炼钢铁”和“工业上马”，比河北省不差，甚至更左，包钢、二冶，一机、二机等大型项目，都是那时候搞起来的。城市工业膨胀过快，一度无节制吸收外来人口，出现粮油紧张。但在农村牧区，乌兰夫继续推行宽松政策，有利于缓解食品短缺，对嗷嗷待哺的千百万饥民，雪中送炭。有三个事例可以说明，为什么乌兰夫在土改中奠定的仁政，到三年大饥荒当中，更加显示出优越性，因此，至今被百姓怀念不忘。
第一件，死亡边缘，救人无数：内蒙原本地广人稀，加上土改政策宽松，闲散土地容易找，只要肯下辛苦，填饱肚子不难。所以当大跃进失败，工业下马的时候，内蒙并没有逼迫那些内地农村来的劳动力（俗称盲流）返回原籍，而是允许他们在内蒙自谋职业，或者下乡务农，因此，等于挽救了许多来自内地的农民及其家人，如果返回原籍，其中许多人难逃冻饿而死。最令人感动的一幕，当数内蒙牧民，带头收养“上海孤儿”的事，我在草原采访时，曾见过几个。以下是维基百科的介绍：
所谓上海孤儿，是指大饥荒时期，被抛掷在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各大城市，之后被转移至华北地区收养的大量弃婴……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此问题找到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乌兰夫在请示了总理周恩来之后，做出更大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接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此后，仅仅在1960年，内蒙古就安置了2000多名南方来的孤儿。号称三千“上海孤儿”，就这样在内蒙草原找到了新家。
之后，陜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也陆续接受了江南弃婴。这次大转移，直到1963年粮食形势好转之后，才逐渐停息。据有限材料推断，总人数当在万人以上。[19]
除了有组织接收上海孤儿，还有大批自发流动人口（统称“盲流”），继续从内地乡村进入内蒙。其实他们根本不“盲目”，大都经过亲友指引，到内蒙逃难谋生，属于经济难民。尽管在接收还是拒绝的问题上，内蒙历来有同情、容忍和反对等不同观点，但总体说，“走西口”的历史传统，从来没有停止过。据一份新华社内参透露，截至1960年4月，内蒙共接受内地流民28万[20]，其后数量应该更多，没查到准确资料。
例如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与我生活过的乌拉特前旗交界，面积两万三千平方公里，半农半牧，现有人口14万（当时人口不足十万），据《乌拉特中旗志》中记载：“1957年至1961年，由外省各地流入旗内的人员达2万余名，以山东、山西、河北、陜西、河南等省居多。对上述流入人员，通过说服动员，共遣返2000余名（十分之一），并使他们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21]。这样一个小旗县，可安置近两万外来移民，那么，全自治区百余个旗县级行政区，其中许多，农牧业条件都比乌特特中旗更好，因此，估计总共接收上百万，应该可能。据我采访过的移民说，他们到村里后，先借住在村民的小土房（凉房）里，从生产队借几十斤救命粮，在队里指定的闲散地上随便种点什么，也到队里挣点工分，到秋季归还借粮，慢慢也就成了没有户口的“编外”社员。几年以后，上级有政策时，允许他们把农村户口从原籍迁来，甚至还把年迈父母一同接来，慢慢落地生根，成了内蒙农民。可见，比较而言，内蒙农村牧区，还是容易生存的地方。这跟乌兰夫在土改中实行温和政策，给农牧民留有比较宽松的生存空间，应该有因果关系。
第二件，内蒙虽然也饿，但明显好于内地：我本人1959年迁到呼和浩特，但每年暑假都会返回河北农村，探望母亲弟弟，参加集体劳动，帮他们挣点工分。为观察不同地区，我经常从呼和乘火车到北京，在亲戚家住几天，然后，改乘公交车，途经保定或天津及沧州，返回饶阳。许多人想当然认为，北京天津等直辖市的食品供应，一定比其它省市好。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通过多次对比，觉得京津两地供应情况，略好于河北的保定和沧州，但明显没有呼和浩特好。唯一区别是呼和浩特细粮比例少，杂粮比例高。但那个年头，只要能混饱肚子，品种花样退求其次。比方说，呼和浩特供应莜麦面，属于杂粮，但比较好吃，且热量高，经饿。这是内蒙常见作物，抗寒耐旱，但产量较低。农民说它“地里产量低，肚里产量高”，所以很受欢迎。
另外，北京天津的蔬菜市场，凭副食本供应，精确到每人几斤几两，像南瓜、萝卜、茄子等大点蔬菜，有时需要切开卖。呼和浩特没这种情况，都是论斤，取整数，多几两少几两，就四舍五入了。
除了市场供应，内蒙还有两种代食品，值得一提。一种比较难吃的是甜菜渣（也叫糖菜渣），是甜菜轧糖后的下脚料，通常掺在动物饲料中。困难时期，人们也偶尔加在粮食中，当饭吃。虽营养不多，有股怪味，但比吃草根树皮观音土，还好许多。1961年寒假，我回河北，在沧州火车站，看见装卸工人，正从内蒙来的车皮上卸甜菜渣。据呼和浩特糖厂干部说，困难时期，他们的糖菜渣，曾免费运往内地许多省份，河南、山东、安徽最多。
另一种代食品比较稀罕，叫蒙古黄羊。是边境草原常见的野生动物，样子有点像麅子，繁殖快，成群结伙。当时没有保护野生动物观念，所以鼓励人们去打。一般夜晚围堵。车灯一开，黄羊群不辨方向，容易猎获。打黄羊是边防部队开的头，经验传到地方，凡有枪弹和机动车的机关、民兵、体育部门等，都纷纷去草原打黄羊。我父亲所在的呼和运输公司，也打过几次，我家分到一只，味道介于山羊肉跟麅子肉中间。
1960年冬天，应北京军区要求，内蒙往北京运送了几车皮冷冻黄羊，北京军区还送给中央首长“尝鲜”。此后，北京不少单位，纷纷到内蒙猎杀黄羊，一时成风。因为不进市场，只在单位内部分配，所以，经常有机会吃到黄羊肉的人并不多。有消息说，上世纪70年代，内蒙草原尚有野生黄羊300多万头。到世纪末，仅剩百余万头。最近20年，由于过度开发，生态恶化，加上非法盗猎，尽管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人估计整个内蒙古，也只剩数千头了。[22]
从直辖市没有特惠这一点看，当时的毛周高层，尚存一点点“共甘苦”理念。至于高干“特供”、“内部商店”和“侨汇商店”等等，据我所知，大都发生在大饥荒以后，此处不赘。
第三件，应中央要求，紧急调运救命粮：如果说上述两件事（接收孤儿和支援副食品），不过是小打小闹，聊胜于无的话。那么，再看看内蒙向内地支援救命粮的事。要知道，内蒙虽然面积辽阔，但劳力少，气候差，技术落后，并非产粮大区，加上工业发展迅猛，城市膨胀过快，粮食基本不能自给，要靠内地省份支援。然而，拜托“温和土改”和比较宽松的“三自一包”等惠民政策，大饥荒的肆虐程度，没有某些内地省区那么严重，于是，乌兰夫在最困难的1959到1960年，应中央要求，居然能动员民众，向京、津、沪直辖市和传统产粮大省辽宁，紧急调拨救命粮11亿斤。当时内蒙人口1300万，相当于每个居民贡献85斤，以平均定量28斤算，大约是三个月口粮。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怪事，居然发生了。要不是宋永毅教授提供资料，我这半个内蒙人，还从来没听说过。
信息来自毛纯礼于1960年4月26日写的一篇《新华社内参》，题目是“内蒙古积极调运粮食支援京津沪等地”，摘引如下：
1959——1960粮食年度，全区上调任务为十一亿斤（贸易粮），到3月底已经上调粮食六亿六千万斤，占计划的60%，下余的四亿多斤必须在5月10日前完成。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集运问题。……采取上述措施后，仍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各地增添的车辆还没有达到任务数量。其次，请求中央调入的汽车尚未落实。……第三，汽车零件不足，出车率很低，由于缺乏零件，基本上不能工作。
（二）铁道部门的配车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呼和浩特铁路局，已经出现不能按期完成配车计划的现象。
（三）内蒙古大批外调粮食以后，在工矿城市供应方面可能出现品种单调现象。同时，当前全区有外省流入人口二十八万左右，加上扩大耕地面积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增加，粮食的需要在不断增加，因此完成上调任务后，库存是很紧的。内蒙古希望中央在安排第三季度计划时，为自治区调进一部分粮食。[23]
编印材料的这个“批乌联络站”我很熟悉。在滕海清支持下，最早拼凑乌兰夫罪证，往“挖新内人党”方向引的这帮人，包括蒙族作家乌兰巴干，和我熟悉的两位报社同事。奇怪的是，这明明是给乌兰夫表功，怎么倒成了他的“罪状”？至于说乌强调某些困难，那也不是胡编，只不过讲了实话。岂不进一步说明，内蒙面对困难，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对中央和内地无私奉献吗？我就此事询问过许多内蒙朋友，他们也没听说过此事。这份内参，很可能被滕办以泄密为由，扣住没发，也说不定。
言归正传，就在乌兰夫无私支援内地粮食之后，不过两三年，随着经济状况好转，政治气候开始改变，中苏、中蒙关系公开破裂，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开始“四清”和“社教”（全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乡的叫四清，留城的叫社教，也叫“城市四清”，都是阶级斗争。四清未完，接着文革。现在回忆，匪夷所思。这里只捡跟东北土改相关部分，略做介绍。
文革初期，批判刘邓，有种观点，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整“党内走资派”，而四清、社教是逆流，把斗争矛头指向普通干部群众，比如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因此称为“黑社教”。我本人，就是在黑社教中被整的反动学生之一。
要是站在中间立场，客观评价乌兰夫政绩，应该说功过相当，或者过大于功。温和土改是主要功绩，其它左倾害民的坏事，也没少干。起码在文革前，几乎所有毛共在内蒙造的罪孽，都有乌兰夫一份。在对待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上，乌兰夫比北京更左。比如，同样跟随傅作义、董其武起义的国军将领，在北京算“革命军人”，在内蒙算“反动军官”，屡遭迫害。乌兰夫的同乡，抗日名将高理亭将军，原国军骑兵旅长，起义后任解放军36军副军长。在镇反运动中，以莫须有罪名遭枪决[24]。另外，以反“地方民族主义”为名，在整肃东部蒙古人方面，他也毫不手软，只有少数上层统战对象例外。
记得从大二到大三（1964到1965）这两年，包括内蒙师大在内的各高校，都参加了这场运动。除我们外语系之外，师大各系轮流下乡四清，讲蒙语的到牧区，讲汉语的到农区，半年到一年。留校者则半天上课，半天社教。其中一个学期，内蒙师大集中搞“民族政策学习”，专门批判已被停职的党委书记特木尔巴根，和他包庇的蒙族师生。弯腰、低头、检查、声讨，除了没戴高帽游街，其它阵势，跟57年打右派完全一样。当时，乌兰夫尚在台上，表面地位稳固，还对四清社教频发指示，声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从印发的材料看，我们隐约感到事态严重，因为文件精神互相矛盾，好像中央和华北局，已经插手内蒙具体工作，华北局派庞大的工作组（清一色汉族老革命），到内蒙参加四清，不少人都留在内蒙当了领导，有明显的“掺沙子”味道。
另外，还有东西部蒙族的关系问题。我校批判的特木尔巴根，跟内蒙高院院长同名，也是东部蒙族，参加过自治政府和东部土改的领导工作。在批特过程中，内蒙党委派来以潮洛濛为首的工作组坐镇。潮是土旗蒙族，延安民族学院出身，属于乌兰夫亲信。而跟随特木尔巴根一起被批判的两个学生，也是东部蒙族。其中之一满都格其，特意安排在批判大会亮相，被公安厅当场逮捕，做秀味十足。同学们私下议论，这是一场东西部蒙族的内斗。乌兰夫试图通过公开整肃几个有“民族分裂”倾向的东部蒙族，来证明他所代表的西部“延安派”是正确的，而东部的前“内人党”或“东蒙自治派”，则跟中央对着干，因而是错误的。
其实，乌兰夫试图强调的东西“路线分歧”，在北京看来，是非常表面，甚至毫无意义的，因此才说他是“舍车马保将帅”。因为在北京眼里，从东部土改开始，在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文化路线上，乌兰夫都试图“标新立异”“另搞一套”，说好听点，是“维护自治”，难听点，就是“跟毛主席革命路线唱反调”。中央一再姑息容忍，现在已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程度。因此，从“四清”“社教”开始的新一轮折腾，应该是乌兰夫和自治区命运盛极而衰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