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东部“温和土改”与乌兰夫的文革倒台 (一)
内容提要:中共前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在主政内蒙古自治区期间,曾在40年代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对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的极左政策有所抵制,并及时纠偏,改行比较务实的温和政策,收到良好效果,并获中央肯定。到三面红旗阶段,乌以自治为由,继续坚持相对宽松的乡村“仁政”,惠及内蒙百姓和外省流民,而且,应毛周要求,还向京津沪辽等地紧急调运救命粮,成为大饥荒时期比较罕见的特例。然而,乌的仁政德政,非但不获中央表彰,还被毛周及其在内蒙的亲信嫉妒怀恨,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进而上纲成“民族分裂”,必欲除之而后快。到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这种源自土改的政策分歧,最终演变为毛周执意打倒乌兰夫的导火线之一。文革后期尽管重新覆出,但有家难归,并无实权,沦为中共统战工具,直至终老北京。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图为乌兰夫与副主席、委员宣誓就职前言:研究内蒙东部土改,意义何在?七十多年前的中共土改运动,既有模仿苏俄的意识形态因素,也有农民造反“均贫富、等贵贱”的历史惯性,可说是毛时代许多暴政的开端,或始作俑者。研究土改,对理解中共国家行为的内在逻辑,预测中国乡村未来走势,都具重要意义。今天要介绍的内蒙东部土改,是东北解放区土改“大舞台”的一个小插曲。通过放大这滴水,或有利于看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共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在主政内蒙20年间(1946-1966年),曾在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成功抵制并及时修正东北局的左倾政策,在自治区范围内“另搞一套”,温和政策延续到五六十年代。假如东北局主导的是周立波描写的“暴风骤雨”式“暴力土改”,那么,乌兰夫在内蒙古实行的,则是“慎重稳进”式“温和土改”。两者有何本质区别?为何出现这种区别?其后果有何不同?等等,便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这个问题,除了涉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还涉及乌兰夫家族成员的身世沉浮,敏感性至今不衰。所以,除内蒙本地学者偶尔提及,国内外相关研究很少,甚至连知道这回事的人也不多。为此,感谢宋永毅教授提供这次机会,并惠寄文献资料,让我能完成这篇论文。本文研究方法,基本采用历史文献法,也加杂个人长期观察和对比思考。我原籍冀中,属于晋察冀边区,没赶上较早土改。但上小学时,常听村民议论“这块地原来属于张三,如何变到李四名下”等等,可见他们对土改的集体记忆犹新。后来在“第二故乡”内蒙古生活13年(1959-1972),开始接触东部土改话题。1965年春,我所在的内蒙师大全校停课,批判校党委书记特木尔巴根的“民族分裂”问题,他的“罪状”之一,是在东部土改工作队期间,包庇其地主父亲关布拉罕,不分地,也没定地主成分。后来才知道,那并非特的个人错误,而是当时乌兰夫和自治政府的特殊政策,名为“慎重缓进”(后被周恩来改为“慎重稳进”,见下文)。深延到牧区和半牧区,则成为著名的“三不两利”政策(不分、不斗、不划成分;牧主、牧工两利)。乌兰夫倒台之后,我们作为在校学生,又遵照北京部署,全面批判“当代王爷乌兰夫”。此时才知道,乌的“温和土改”,是经毛、周恩准过的,从四十年代确立,延续到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公社化,和六十年代的大饥荒。该政策对内蒙农牧民,有程度不同的“宽厚仁慈”。尽管乌兰夫的“温和土改”,受到某些汉族领导人(如新疆书记王恩茂)挑战,说它是“阶级调和”,最后毛周等人,居然肯定乌兰夫,否决王恩茂。把内蒙经验树为民族地区样板,进一步向青海、甘肃、新疆、西藏等地推广(见下文)。然而,恩准乌的仁政,仅是障眼法或遮羞布,北京高层并非真心认同。因此,乌兰夫非但无功,反而得祸,引起毛周警惕,怀疑他有民族分裂野心。到六十年代,这种猜忌防范,演变成内蒙高层权争的聚焦点,最终成为打倒乌的导火线之一。1966年四五月间,文革来势汹汹。然而,除了校园大字报热闹外,党政军机关表面风平浪静,实际地火运行。先是五月一日,华北局派解学恭率工作组到内蒙,传达第一书记李雪峰对乌兰夫的批评,敲打他有“狭隘民族主义”。接着,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华北局召开“前门饭店会议”,实为华北区“闭门小文革”。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唐、张淮三等,先后遭到整肃。内蒙的重头戏,则是解决乌兰夫问题。中央派刘、邓约谈乌兰夫,给他确定五条罪状,包括“另搞一套”,“阶级调和”,“地方民族主义”等等。这些所谓“罪状”,追根朔源,都跟40年代内蒙东部土改有关。其后,内蒙跟全国一样,文革波涛汹涌。“二月逆流”期间,发生首例解放军开枪屠杀学生(韩桐)事件[1]。滕海清被毛、周临时点将,从北京军区空降内蒙,组建革委会,实行大清洗,全面推行极左路线,“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简称‘挖肃’运动)”成为斗争主线,最终演变成“内人党冤案”,历时两年,导致34万蒙古人遭关押,上百万受牵连,数万人死亡(据不同来源,两到四万不等),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丑闻之一。要知道,当时内蒙的人口总数,不过1300万,蒙族200万,占比15%。但他们的受害比例却非常高,死亡率百分之1-2%,伤残率4%,关押率17%,株连率50%。从1966年五月始,乌兰夫便失去自由,被软禁多年。到文革后期,毛周为稳定内蒙,不得不逐步给乌兰夫松绑,恢复他部分权力。邓小平时代,更把乌的名誉地位提升,官拜国家副主席,但不准他重回故乡。两次回内蒙短暂访问,都在严密监控下,受种种限制,最终让乌兰夫跟陈永贵一样,在京城窝囊而死。乌兰夫死后,他的子女和家族成员,有不少身居高位,但象征大于实权。如同西藏、新疆一样,北京再也没有雅量,让民族干部重掌地方大权,最多不过充当汉族书记的配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七十多年前的内蒙东部土改,不但有利于思考土改本身的功过是非,也有利于认识“民族自治”政策的真假虚实和利弊得失。一、内蒙古“自治成功”,解放区如虎添翼入题之前,先介绍一点地理历史背景。内蒙幅员辽阔,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的12%,跨越西北、华北和东北,是仅次于新疆的第二大区。四十年代末的内蒙东部,曾属于东北解放区一部分。1949年之后,内蒙大多数时间被划为华北范围。转说历史。本文无意追踪内蒙民族运动的久远历史,及其错综复杂的派系渊源,那需要追踪到清末民初和北洋时代,还涉及苏俄分裂中国,策动外蒙独立,以及后来的两次国共合作等,跟本文主题关系不大。这里重点分析,从日本投降到中共建政前后,在东北解放区与内蒙古自治区建立过程中,犬牙交错的地缘政治互动、国际局势变幻、民族恩怨情仇等因素,以便理解,当时乌兰夫主政的内蒙东部,和中共东北局主导的解放区土改政策之间,为什么发生摩擦纠纷,以及乌兰夫最后怎么说服中央,“紧急纠偏”,最终实行了一套“另类政策”。众所周知,中共势力在东北迅速壮大,跟1945年8月8日,苏俄对日宣战,红军迅速进入东北有关。一周后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国共开始争夺东北控制权。斯大林搞了明暗两手,表面支持国军接收大中城市,动员共军退守乡村;暗地里,则帮共军扩充实力,更新装备,提升战力。另有十几万训练有素的日本关东军战俘(东北境内六万,苏联境内十万)被红军强制改编,加入林彪的四野。当然,国军也利用日本战俘,但数量不如共军。苏俄当时有何盘算?估计担心八路打不过老蒋,或者,害怕中国内战规模不够大,死人不够多?与此同时,原满洲国治下的蒙古人,受局势影响和苏蒙两国支持,也迅速掀起民族革命潮,争取“民族独立”与“内外蒙合并”的呼声高涨。他们不仅迅速建立了“东蒙自治政府”,还组建了五个骑兵师,兵力数万,其中许多人经过日伪军校的正规训练。然而,面临国共对峙,这股迅速壮大的民族武装力量,政治立场和方向并不明朗。关键时刻,乌兰夫受延安派遣,“单刀赴会”(周恩来赞语),代表西部蒙族各派,到东部蒙区做统战工作[3]。1946年三月,乌兰夫先到赤峰,拜会东蒙自治政府负责人博彦满都、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4],商谈内蒙东西部统一问题。经乌兰夫真诚游说,三位东蒙领袖同意停止“内人党”活动,愿意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工作。4月3日,各路人马齐集承德,召开著名的“四三会议”,表决通过《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包括“接受中共领导”,解散“内人党”,哈丰阿加入共产党,特木尔巴根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5],等等。“内人党”的外围组织“内人团”,则集体转为中共外围组织“青年团”(共青团前身)。统战基础奠定后,乌兰夫马不停蹄,积极筹建由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区前身),和“内蒙古自治军”(内蒙解放军骑兵)。据《维基百科》的说法,1947年4月23日,内蒙各族代表,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为主席,哈丰阿为副主席,阿思根、特木尔巴根、奎壁等12人为委员。当时辖区包括六个盟(呼纳盟、兴安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即今日内蒙东部和中部(大约占现在版图一半),人口两百多万,其中50万蒙族[6]。而位于华北和西北的蒙古族聚居区,当时还鞭长莫及,有些尚在国军控制下。因此,四十年代末开始的东北土改运动,基本包括内蒙自治区东部大部分农耕区,和多数半农半牧区。内蒙自治政府的正式建立,是极为隆重的大事。据史料记载,环山抱水的王爷庙市气象万千,满街国旗(应是民国旗)飘扬。主席台中央,并排悬挂著斯大林、毛泽东、乔巴山、乌兰夫的巨幅画像。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代表张平化,辽宁省主席阎宝航,黑嫩省议长于天放等中共东北高官,均到会祝贺。张平化致辞时,还赠送四句话:“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实现自治,争取自决”。他解释说,“中共是坚决赞成民族自决权的,愿以最大努力协助蒙古民族的解放。”又说,“一年来的自治运动是朝着民族自决的大道(前进),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更是大进了一步,是为实行自治,争取自决的必要步骤。”[7]与此同时,以白云梯为代表的原“内人党”右翼,则选择跟蒋介石走,正随同国府往台湾转移。可以看出,在中共领导下,通过乌兰夫控制的内蒙自治区,不仅充满独立倾向立与大一统倾向之间的民族矛盾,还交叉着苏联、外蒙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互动,也包括亲共与亲蒋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因此,刚组建的内蒙自治政府,虽然在中共领导下,但地方和民族特色,起码表面上,还受到延安和毛的顾忌,这可从张平化的上述贺词得到佐证。几种因素加到一起,促成乌兰夫为代表的延安派获得胜利,主张民族独立和内外蒙合并的东蒙政治派别,被和平收编,最终统一在乌兰夫为首的自治政府领导下。经过改编的原东蒙自治军数万骑兵,成为解放军一支劲旅。在共军机动能力比较差的当年,内蒙骑兵从东北驰骋到广东,为中共夺天下,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后来解放军进藏,遇到困难,毛又说服乌兰夫,派内蒙骑兵增援,重复历代王朝“以夷制夷”的套路。尽管乌兰夫反对镇压藏人,也得服从,此是后话。总之,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应该被视为乌兰夫之所以有胆量,也有能力,可以跟中共东北局据理力争,在土改问题上“有限度”分庭抗礼的原因所在。二、东北局暴力土改,冲击波祸延内蒙东北解放区土改,大约从1946年冬开始,1948年冬结束,尽管刘少奇在河北西柏坡主持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时间,是半年多以后的1947年7月中旬。换句话说,东北是“先土改,后立法”,起码在立法前的半年多时间,土改所依据的,仅是中共的党内指示(1946年5月4日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严格说,没有法律依据的土改,应属非法,等同掠夺抢劫。这里,不由想到网传“毛泽东谈宪法”的一段讲话[8],其狂妄无耻,令人乍舌。回顾老毛一生所为,结合江青高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么,这段讲话,实为党国行为的精彩注解。假如毛共对国家根本大法的态度,都如此虚伪狡诈,那么,随意玩弄什么“土地法大纲”、“民族自治法”等空头支票,还有什么好说?回到东北土改。著名作家周立波(非同名脱口秀演员)1946年9月到黑龙江珠河县元茂屯(今尚志市元宝镇)领导土改,收集素材,1947年5月回省城哈尔滨,写出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后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东北土改的样板作。请注意,《暴风骤雨》写的故事,离《土地法大纲》正式出台,还有几个月,说明无法理依据。可是,如今的元茂屯,已经建成“纪念馆”,成为红色旅游点。为纪念《中国土地法大纲》六十周年,央视制作了系列片。以没有大纲指引的元茂屯为样板,纪念大纲六十年,有点滑稽。我粗看了几集,感觉净是当年老话套话,空话废话,没有丝毫历史反思。当然,由于缺乏研究,我无意对中共土改做整体评价,只想笼统说说感觉。如果站在“打江山坐江山”的红二代血统论立场,土改当然功在千秋,利党利国;但如果站在文明进步与普世价值立场,尤其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看,我认为台湾的“民国土改”更应该肯定,而中共的暴力土改,则需深刻反思,全盘否定。我同意清华教授秦晖对中国历代土地问题的基本判断:中国农耕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冲突,而非土地兼并与贫富分化。农民起义的原因多为“官逼民反”,而非“无地造反”。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农村的土地兼并与集中程度并不高,基本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若采用减租减息和国家赎买等怀柔政策,避免“暴风骤雨”,同样能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土地私有下,通过农会扶植,兴办产供销信贷合作等非政府组织,照样可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与现代化,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是这个路数。只要参观对比元茂屯的《暴风骤雨纪念馆》和位于台北松山区的《土地改革纪念馆》,就不难看出两种土改的优劣高下。至于中共为什么非要“一边倒”学习苏联,消灭地富,走集体化道路?这当然涉及阶级斗争、消灭私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因素,但更为精明的实用主义算计,也是重要原因。比方说,通过抢浮财分土地虐杀地富,强化阶级意识,激化社群对立,为打内战扩充兵源,补充粮草等等,暴力土改确实发挥过很大作用。至于天下归一、政权到手之后,再换个口号,收回土地,走“集体富裕(实为集体贫穷)”之路,那么,面对规模细小的个体农户,要比苏联消灭富农,容易得多。列宁当年搜刮粮食,需武装下乡,跟富农打仗;而中共从农民口里夺粮,基本不费力气,下个通知就行。中国农民一盘散沙,三年饥荒连讨饭都不让,饿死数千万,也没公开抗粮造反。记得政治课讨论合作化时,有个论调说,中国合作化之所以比苏联顺利,就是因为先分土地,后搞集体,从而减少了阻力(经济学叫“交易成本”)。以今天眼光看,中共土改的整体设计,本来无法可依,已经左得出奇,到具体执行时,基层还要进一步左倾,得寸进尺,添油加醋,宁左勿右,加倍胡来。抢夺粮食浮财,瓜分土地房产,对地富家人批斗羞辱,游街示众,甚至肉体消灭,这些花样,在我们老家1946年土改中,司空见惯。据中国科大前校长管惟炎先生回忆,他参加东北土改的时候,曾见证过两次离奇的极左狂潮,一次发生在丹东市宽甸县,在抢分浮财时,逼死、打死人的比例非常之高。当时该县人口只有两万,打死两千,死亡率百分之十。另一次发生在辽源市东丰县。贫农出身的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突发奇想,在县城大搞所谓“贫下中农坐天下大会”,把全县地主通通绑起来,从农村押到城里,在十字街口的东西南北四面,跪成两排,贫下中农浩浩荡荡列队,从四面进城,地主跪着磕头。这样做的目的,据说是“把几千年来残余的封建势力彻底打垮”。其实这种行为本身,跟老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的“躺在少奶奶牙床上滚一滚”,或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把崇祯皇帝的叔叔煮熟吃肉一样,本来属于变本加厉的“封建回潮”。这里再介绍一种连土共自己都看不下去的新花样,叫“扫堂子”,类似文革“红八月”的反复抄家批斗。据央视说,“扫堂子”一般以村屯为单位,由贫雇农组织扫荡大军,到其它村屯揪斗地主、富农、甚至上中农,对他们反复过堂(就像扫地一样,来回扫反复扫),抢分地富的土地财产,不讲政策,一切由贫下中农说了算。可以重定成份,把已经分掉的财物收回来重分,把中农划成富农,富农划成地主,等等。有的甚至成群结队,进城去分“浮财”,陆续发生哄抢城镇工商户的行为。当时在《东北日报》上,还报道了这种做法,为之欢呼,说什么“群众真正起来了”,“革命高潮到来了”。“极左”的“扫堂子”风,还刮到学校。学生成立贫农团,把地主子弟拉到农村,交给贫下中农批斗。有的中学,把老师都拉回村去批斗,学校不能上课,关门了。因为蒋南翔曾对“扫堂子”有所抵制,在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上,还遭到围攻批判,说他“太右”[9]。“极左”之风,一直刮到1948年春土改后期,东北“政委会”才在《东北日报》上发表社论,开始“批左纠偏”。有趣的是,周立波写《暴风骤雨》的时间,跟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时间一致,而且接受同一个东北局领导,尽管不是同一分局(内蒙属西满分局,元茂屯归东满分局),但大政策不会两样。因此,暴力土改,经过党媒渲染和文件吹嘘,自然要祸延内蒙。下面是我熟知的一个案例。内师大同学包却吉(蒙名却吉扎拉森),出生在兴安盟扎赉特旗一个地主家庭,土改那年,六兄弟姐妹都很小(从一岁到十岁),虽然父亲当过伪满旗长,但暗中帮助革命党和抗日联军,本属统战人士,理应受到保护。家人主动交出大部财物,也分掉了多余的土地耕畜,彻底变为自耕农,可勉强维持温饱,自以为平安过关了。没料到,一场大规模的“扫堂子”歪风,从临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吹来,数百外来暴民,不知道包家历史,也不管他威望高低,只顾敛财呈威,手段特别残忍。不但把他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抄走像样衣物,还把他父亲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当众批斗。最后动手打人,捆绑双脚,套上绳索,在地上拉着跑。这个方法在我们老家叫“拉地主”。一帮人拉累了,再换另一帮人,直到把活生生的壮汉,拉成一具僵尸。等家属去收尸才看清,父亲的半个脑袋血肉模糊,另半个已经化为泥土。父亲死后,全家沦为赤贫,寡母只好变卖剩余家当,带子女迁居到海拉尔,靠给人拆洗缝补艰难度日。后来自治政府落实政策,众弟妹才靠助学金完成学业。其实,东北土改的极左风暴,并非局限在扎赉特旗,其它区域也相当严重。客观而言,自治政府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人才和经验不足,未能充分认识内蒙农村的阶级特点和民族特点,尤其是蒙古族农民经营农业的特殊情况,更不知道土改怎么搞,只能遵照上级(西满分局)指示,照搬汉族地区经验,因此,难免左倾之害。结果之一发生在农区。在斗地主和划阶级时,各地普遍出现打击面过宽现象,伤害了群众的利益。中共中央规定,被分被斗的打击面,不超过人口的10%,户数的8%。而兴安、呼伦贝尔、纳文穆仁三个盟的打击面,平均占到户数的20.8%,人口的25.6%,超额一两倍。个别严重地区,更超额两三倍。例如兴安盟西科中旗西太本区,地富被分被斗者,占户数的20.97%,人口的29.76%[10]。哲里木盟大部分旗县,也出现打击面过宽问题,其中通辽县打击面竟占人口的29%[11]。结果之二发生在牧区。内蒙牧区占全区面积五分之三,人口只有20多万,以蒙古族为主。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规定,因为自由放牧的历史传统,牧场土地从不私有,所以牧区不搞土改,只搞民主改革,也就是“减少剥削,合理负担”。然而,1948年内蒙民主改革开始,派往锡林郭勒盟、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的工作团,盲目搬用农区土改,提出“牧者有其畜”“彻底消灭封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对牧主和召庙的牲畜财产一律没收,平均分配,还对牧主采取体罚斗争,各地不同程度出现乱打乱杀现象,使日趋稳定的牧区社会,再度出现紧张局面,造成牧业生产混乱,导致牲畜头数急剧下降。据统计,昭乌达盟牧畜总数,由1946年的146万头(只),下降到1948年的93万头(只),损失近三分之一。察哈尔盟的正白旗,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损失牲畜5万余头(只)[12]。喜欢州官放火朋友的这个贴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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