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瓢把子长兄令政策

 

二零零七年十月，时任党的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向媒体透露，父亲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地取材，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为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五人姓名的由来。

令政策，一九五二年生，是令狐野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如果不算同父异母的姐姐，他在家中排行第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以及两个弟弟。

在一些常乐人记忆中，少年时的政策并不出挑。他总是穿一件军绿色的衣服，又黑又瘦。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八年，令政策在常乐中学念书，学习属于中上，爱看书，文科尤其作文比较好，理科差一些。

初中三年，令政策还是班里的宣传委员。据他的一位同学介绍，他们的班干部都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最能说明一个人在同学心中的地位。

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令政策作为班上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跟着县里另外十多个孩子一同去了北京。这个名额，也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

只是那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话不多，出身很好的干部子弟在想什么。他很稳重，不轻易袒露自己的内心，也不会把远大志向挂在嘴边。

相比之下，参过军，又当过电影放映员的大哥令方针反倒让大家印象深刻。在常乐人的眼中，那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年轻人，毛主席语录歌张口就来，走到哪儿，都能把气氛搞得火热。

数年之后，长子令方针在一次意外中丧生。失去大哥的令政策，以长兄的角色，肩负着一个家族的使命。

关于令政策毕业后的去向，一些老乡的记忆和公开的简历略有一点出入。

公开资料显示，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七一年七月，令政策在平陆县常乐公社医院、国营硫磺矿厂工作；一九七一年七月至一九八二年二月，他在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工作。但据几位和他共事，以及给他办过人事调动的平陆老乡回忆，令政策是先去硫磺矿厂，再到常乐公社医院，然后直接调到省里。一九六八年，令政策初中毕业，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这年十二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年仅十六岁的他也轰轰烈烈，去了离家八十多公里外的国营硫磺矿厂。

这个国营硫磺矿厂，在平陆曹川一带的深山中。据一位和政策同批进入该厂的老乡描述，厂里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特别是空气，常常呛得人喘不上气。

在厂里，令政策被分到了磺炉，干的都是体力活。同事们都觉得政策就是个孩子，很普通，在当年那批惹眼的年轻人中根本排不上号。没过多久，令政策就离开了硫磺矿厂，在常乐公社医院给病人抓药。他还是保持着一贯的质朴低调，一直到一九七一年离开。

曾在平陆县人事局工作过赵姓工作人员回忆，当年省里要抽调一名机要员，县里的领导班子还为此专门开会研究。经过讨论，读过书，家庭成分好、各方面比较优秀的令政策脱颖而出，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一九七一年七月，常乐公社医院为了欢送这个即将去省城的年轻人，特别合影留念。在那张三十三年前的老照片上，十九岁的令政策穿着白色背心，坐在前排中间，表情青涩懵懂。正统到有些难以接近

令政策离开平陆县后，住在常乐镇上的令狐一家，还在这里继续停留了十年。对于这个“吃皇粮”的干部家庭，镇上的人都充满好奇。

那时的令狐野，还是被大家叫做“狐野”——平陆县姓令狐的人，都是习惯性地省去“令”字，不了解情况的人，常常会误以为对方姓“胡”。那时的狐野家，住在常乐镇后村西北方向。他们请人打了一个延安式的窑洞，十二个门洞，大门在中间，两边只有窗，走进屋里可以向两边贯通，这样的房子，在当年的平陆并不多见。

那时的这家人，孩子多，经济条件也不错，买东西总是一大包、一整筐地往回搬，让乡亲们甚是羡慕。不过，他们家用的东西、穿的衣服都很普通。孩子们穿件带补丁的衣服出门，也显得很正常。对于令狐野，人们对他最多的评价是耿直、正派，就是性格火爆，是个典型的“老革命”。每年春节前后，县里、镇上，都会有领导上门慰问，自然免不了拎一些水果、罐头之类的东西。每到这时，令狐野就会发顿脾气，让人家赶紧拿回去。

他跟镇上的人走得并不算很近。偶尔聊天，令狐野也是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孩子就应该多吃苦，吃粗粮、穿旧衣服、不要讲究，不能乱花钱。

有一年清明，令狐野带家人回村里扫墓，中午在老乡家吃饭。当时他们自带了馒头和蔬菜，意思是不让老乡破费。严肃、正统，甚至有些难以接近，这是当年人们对令狐野一家的普遍印象。很多年后，这种感觉在令狐野的孩子身上，有了变本加厉的体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令政策先后在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委机要局、山西省粮食厅、山西省发改委等单位担任领导。这期间，自然会有不少乡亲找上门，希望打声招呼，办点事情。只是在平陆，这类希望几乎没有实现过。

曾经一位平陆副县长去太原找令政策，因为在楼下大喊政策的名字，事没办成，还当场挨了顿臭骂。

两位常乐中学老同学也去太原找过政策，连办公室都没进去。他们在楼道和令政策碰了面，事情还没说出口，赶着开会的政策就匆匆告辞。还有一位洪阳老乡，带着孩子去太原看病。昂贵的医疗费让他们束手无策，希望找政策想想办法，同样吃了闭门羹。就连他的电话，也不能随便打。曾经有老乡辗转跟别人要到号码拨过去，没想到政策大为恼火，之后还追查号码到底是谁给的。

不仅政策，令狐家的几个孩子也是如此。平陆人都知道，令政策的妹妹令狐路线在运城的大医院当领导，可别说同乡，就算是本家亲戚，去运城看病也托不上这层关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也难免让平陆人有些怨言。人们都说，平陆出了大人物，可没有跟着沾一点光。平陆的现状似乎也在印证这种抱怨。

这座位于秦晋豫黄河金三角地带的县城，至今没有摘掉国家贫困县的帽子。县城除了新修的几条马路，大多建筑设施都显得很陈旧。“平陆不平沟三千”——因为地处山区，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偏远一些的村庄更显贫困，不少人家还住在简陋的土坯房。

或许是理念不同，让令狐野一家人与平陆渐行渐远，又若即若离。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运城地区为老干部令狐野安排了疗养和住所。令狐家在常乐镇上的延安式窑洞，也以将近三千元的价格卖给了同村一户姓贾的人家。

自那以后，平陆对令狐野和他的孩子们来说，再没有家的意味。洪阳村的人说，早些年，还能碰到这家人回来扫墓，后来就见不到了。

前几年，村里一条一米多宽的小路浇上了柏油，因为这条路经过令家祖坟，大家都以为是令家人修的。后来才知道，修路是村里另一户发展比较好的人家操办的。

二零零九年，令狐野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爱女因病去世。遗憾的是，爱女与父亲的关系到最后都没有修复。她的子女对外公也相当陌生，即使小心提起，也会得到“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淡漠回应。

如今，年过百岁的令狐野，一直住在运城。平陆的亲戚朋友说，他们曾想去看看老爷子，但都被婉言谢绝，索性不常和这家人走动了。

只是，当令家的孩子一个个走向人生巅峰，这个山西南部的小县城仍然会被经常提起。

不少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走进令家人住过的院子，寻找令家先辈所埋的地方，感慨风水有多么好。

也是那段时期，令家人也会偶尔回来。他们会带着第三代的孩子，走进这个曾经居住多年农家小院。原来的延安式窑洞几乎被填平，房子的新主人在另一侧盖了新的砖房、种了杏树，令家人走走看看，若有所思。

作为老同学，高海（化名）最近两次见到令政策，分别是在二零一一年和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那次，他们在常乐镇街头偶遇。彼时，已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回乡扫墓，在镇上吃了一碗凉粉，刚刚起身，就被眼尖的高海认出。两人一同走回了母校常乐中学。校园里，最气派的建筑就是一幢五层高的教学楼，是二零一一年才建起来的。

常乐中学的老师们说，在那之前，学校的教室都是平房，想盖楼房却一直缺钱。后来省里有个专门资助农村学校建设的款项，为了拿到这个名额，学校派人去太原找过令政策

令政策没有当面承诺什么，但一百多万的拨款最后还是拿到了。因此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教学楼还是有令政策的功劳。

令政策似乎并不想和家乡牵扯太多。每次回到平陆，他都行色匆匆，亲戚、老师、同学很少去看。平时同学们电话找他，也没几次能打通。大家小心翼翼地猜测，“政策可能是怕咱们找他办事，会比较为难吧”。

不过，二零一二年“五一”假期，和大家少有联系的令政策一反常态，参加了初中同学聚会。就像四十多年前当班干部一样，作为代表的令政策被推到台上发言，他用“三个感慨”、“三个感谢”表达了心情，言语里透着真情，又不失领导风范。

那也是令政策跟同学们难得亲近的一次。参加那场聚会的多位老师和同学回忆，聚会时，令政策给每人都送了一台平板电脑，还跟大家保证，以后找他可以发短信，一定会回复。

大家后来问了一下，这台平板电脑市场价大概一千多元只是，很多人的短信可能还没来得及发出，令政策的命运就急转直下。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中央纪委公布消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四天后，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已决定免去令政策的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此时，黄河北岸，平陆洪阳村令家祖坟前长满杂草，在夕阳下稍显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