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作者A. G. SULZBERGER，本文原为发表于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一篇演讲。*
评论：看多了特朗普“假新闻”的控诉，也要听听新闻界的声音。新闻界不可能没有错误，但如果我们因此就全面否定新闻界，不再支持新闻工作者，特别是深度调查记者，那我们将失去赖以保障自由的最强力的武器-新闻自由。

我们《纽约时报》的使命是探寻真相，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形式会有很多，从帮助激发了全球“#MeToo”（我也是）运动的性虐待调查；到揭示科技如何重塑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的专家报告；乃至一些犀利的重要文化评论，比如我们曾经宣告，“阿佩罗鸡尾酒不是什么好饮料。”
但在民族主义抬头，导致人们向内收缩的时刻，时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揭示外面的世界。
作为少数拥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去对世界的复杂难明做出全面报道的新闻机构之一，《纽约时报》深感荣幸。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责任，无论有什么样的危险或艰难，我们需要亲身前往事发地。
去年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外，一名示威者举着一张印有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照片的海报。 Osman Orsal/Reuters
我们每年向160多个国家派出记者。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报道数十年战争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我们在委内瑞拉和也门报道腐败和冲突如何导致大规模饥荒。我们在缅甸和中国躲避政府的监控，调查对罗兴亚人和维吾尔人的系统性迫害。
这些任务有相当大的风险。近年来，我有同事因地雷、汽车炸弹和直升机坠毁负伤。他们被黑帮殴打，被恐怖分子绑架，被专制政府监禁。当武装分子袭击内罗毕购物中心时，你可以在人群中看到我们的记者，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向枪响处跑去的人。
自美国内战以来，我们一直在报道冲突，积累了支持和保护我们的现场记者的经验。在每一年的新闻采编预算里，我们都会有用于防弹背心、防化服和装甲车辆的款项。我们为高风险的任务制定详细的安全计划，我们的记者自己也在专心致志地做好准备。C·J·奇弗斯(C.
 J. 
Chivers)，一位为时报报道战争多年的前海军陆战队员，用摄影师的体重作为举重训练的重量，这样就能在摄影师被子弹或弹片击中时，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
作为时报的领导者，我们很难做到不去担心这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同事在战争肆虐、疾病蔓延、条件恶化的地方工作。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感到欣慰的是，除了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准备和各种保障措施之外，我们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安全网——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自由捍卫者：美国政府。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一场残酷的运动正把矛头对准记者，因为他们在确保社会的自由和信息灵通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为了阻止记者揭露令人不安的事实并追究其责任，越来越多的政府采用公开的、时有暴力的方式，试图毁坏他们的信誉，迫使他们保持沉默。
这是一场针对记者和新闻业的全球性攻击。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侵犯，对核心民主价值观的侵犯，对真理概念本身的侵犯。或许最令人不安的是，这场运动的种子，就是在这里埋下的，在一个一直以言论与新闻自由的最坚定捍卫者自傲的国家。
首先容我澄清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媒体并不完美。我们会犯错误。我们有盲点。我们有时会让人很抓狂。
但新闻自由是健康民主的基础，可以说是我们作为公民拥有的最重要工具。通过向我们提供选举领导人所需要的信息，并持续监督他们，令他们保持诚实，媒体让公众有了力量。它见证不幸和成功的瞬间，提供将社区团结在一起的事实共识与信息的底线。它为弱势群体发声，执着于寻求真相、揭发不轨、推动变革。
它也承受着巨大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自我开始在《普罗维登斯日报》(Providence Journal)工作以来，媒体在这20年间面临了一系列生死攸关的挑战。
曾经支撑着新闻的一种基于广告的商业模式现已崩溃，导致美国一半以上的新闻业工作岗位流失。谷歌和Facebook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新闻和信息发布者，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无意间施放了一道造成历史影响的不实信息洪流。从举报揭发人遭到的起诉，到诽谤诉讼，越来越多的法律行动企图削弱记者及其信源长期以来倚仗的保障措施。
在世界各地，记者面临的威胁急剧恶化。去年是有记录以来记者这一职业最凶险的一年，数十人丧生，数百人遭监禁，受骚扰和威胁者不可计数。其中包括被沙特暗杀者杀害并肢解的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以及揭发克里姆林宫的叙利亚秘密行动后从公寓阳台坠亡的俄罗斯记者马克西姆·博罗丁(Maksim Borodin)。
新闻业的艰苦工作从来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在没有民主保障的国家。但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残酷的镇压行为，得到了合众国总统漠然的容许，甚至是心照不宣的怂恿。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很久以前就明白，自由媒体是美国最伟大的出口产品之一。当然，他们会抱怨我们的报道，对我们揭露的秘密感到愤怒。但是，即使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会发生变化，保护记者及其权利的基本承诺不会改变。
当我们的四名记者被利比亚军方殴打并劫持时，国务院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促成他们的获释。像这样的干预往往伴随着严厉的警告，提醒那些行为不端的政府，美国会保护自己的记者。
2011年，利比亚，林西·阿达里奥(Lynsey Addario)是阿拉伯之春期间被殴打并劫持为人质的四位时报记者之一。 John Moore/Getty Images
泰勒·希克斯(Tyler Hicks)是一名摄影师，是2011年因报道利比亚内战被劫持的四名时报记者中的另一位。 John Moore/Getty Images
然而，本届政府已经背离了我国作为新闻自由捍卫者的历史角色。这一点被其他国家看在眼里，开始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攻击记者。
这不只是记者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因为威权领导人正是这样掩盖批评信息、隐藏腐败甚至将种族灭绝正当化的。正如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曾经警告过的那样，“看一看历史就知道，独裁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禁媒体。”
从我们一线工作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背离到了什么程度呢？我来讲一个从未公开的故事。两年前，我们接到了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打来的电话，提醒我们时报驻埃及记者德克兰·沃尔什(Declan
 
Walsh)马上要被逮捕。这是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但事实上这种电话相当常见。多年来我们从美国外交官、军方首脑和国家安全官员那里收到过无数这样的通知。
但这个具体的电话，与以前的那些有一个令人惊讶和痛苦的不同。我们了解到，这位官员并未就传达消息一事知会特朗普政府，也没有获得其授权。这位官员认为，特朗普政府打算搁置这一信息，坐等抓捕行动发生，而不是试图阻止埃及政府或帮助这名记者。他担心，哪怕只是提醒我们有这样的危险，都会令他受到惩罚。
由于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政府来阻止逮捕，或在德克兰入狱的情况下协助促成他的获释，我们转向他的祖国爱尔兰寻求帮助。不到一小时，爱尔兰外交官就来到了他的住所，在埃及武装力量逮捕他之前，把他安全地护送到了机场。
如果没有那位勇敢的官员冒着断送职业生涯的危险来通知我们，我们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事。
18个月后，我们的另一名记者戴维·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一到埃及即被拘捕并递解出境，显然是为了报复他报道让埃及政府难堪的信息。当我们抗议这个做法时，美国驻开罗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官员的公开表态，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容忍这种压制背后的犬儒世界观。“你觉得他能是什么下场？”他问道。“他的报道让埃及政府样子很难看。”
自从上任以来，特朗普总统已发了近600条关于“假新闻”的推文。他最常的攻击目标，是专注于公正、准确报道的独立新闻机构。我希望明确一点，时报和其他新闻机构不是不能接受批评。新闻是人的事业，我们有时会犯错。但我们也努力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我们每一天都在用新闻事业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但是，当总统指责“假新闻”时，他并不是对实际的错误感兴趣。他是在试图让真实的新闻失去正当性，试图将根据事实的公正报道贬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捏造。
因此，当时报揭露了他的家人的财务欺诈时，当《华尔街日报》揭露他付封口费给色情明星时，当《华盛顿邮报》揭露他个人的基金会存在内部交易时，他只需要用一个“假新闻”来打发，就可以避免因这些事情被追责。
尽管所有这些报道——以及无数被他贴上不实标签的报道——都被证实是准确的，但有证据表明，他攻击媒体的做法正在达到预期的效果：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目前82%的共和党人对特朗普总统的信任多于对媒体的信任。总统的一名支持者最近因向CNN寄送爆炸物被定罪，CNN是最常遭到“假新闻”指责的目标之一。
但是，通过攻击美国媒体，特朗普总统不只是让自己的国民对那些试图问责于他的新闻机构失去信心。他实际上是在允许外国领导人对本国记者采取同样的做法，甚至还为他们这样做提供了相应的词汇。
外国领导人热切采纳了这一做法。我与同事们最近研究了“假新闻”这个词的传播，我们的发现非常令人担忧：在过去的几年里，五大洲的超过50位总理、总统和其他政府领导人已在使用“假新闻”这个词，作为不同程度的反媒体活动的理由。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都使用过这个词，他们对独立新闻机构处以巨额罚款，迫使它们把报纸出售给效忠政府的人。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和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也都使用过这个词，在他们领导血腥镇压的同时攻击媒体。
在缅甸，这个词被用来否认一个民族的存在，这个民族正在遭受系统性的暴力，以图逼迫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没有罗辛亚这回事，”一名缅甸领导人告诉时报。“这是假新闻。”
这个词已被用来关押喀麦隆的记者，用来压制有关马拉维腐败的报道，用来作为乍得封禁社交媒体的理由，用来阻止海外新闻机构在布隆迪工作。这个词已被我们长期盟友的领导人使用，比如墨西哥和以色列，也已被我们多年的对手使用，比如伊朗、俄罗斯和中国。
这个词曾被自由派领导人使用，比如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尔(Leo
 Varadkar)，也曾被右翼领导人使用，比如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白宫玫瑰园，和博尔萨纳罗总统并肩而立的特朗普总统说，“我很自豪地听到总统使用‘假新闻’这个词。”
我们的驻外记者亲身经历了把“假新闻”指控当作武器使用的情况。去年，负责东南亚报道的毕菡娜(Hannah
 
Beech)出席了柬埔寨首相洪森的一次演讲。在讲话中间，洪森用英文提到“纽约时报”几个字。他说，时报的偏见已经为它赢得了特朗普总统的“假新闻”奖。然后他威胁说，如果我们的报道不支持他的真相版本的话，是要承担后果的。
当洪森在人群中找到毕菡娜，并指着她警告说，“柬埔寨人民将记住你们的面孔”时，她能感到现场几千人的敌意在升腾。
我已经向特朗普总统提出了这些担忧。我已经告诉他，这些攻击和压制独立新闻的做法，是因为国外受到了美国的启发。他彬彬有礼地听着，并也表示了担忧，但他仍在不断升级自己的反媒体言论。伴随着他的连任竞选，他的这些言论已经创下新高。
特朗普总统不再满足于把准确的报道丑化为“假新闻”。现在，他已经开始妖魔化记者，称他们是“真正的人民公敌”，甚至指控他们叛国。他用的这些词启发了世界各地的独裁统治者，与此同时，他也在借用他们的手法。
“人民公敌”这个提法有特别残暴的历史。它在法国大革命和第三帝国时期被用来作为大规模处决的理由。列宁和斯大林用它来证明对苏联异见者进行有计划的杀戮的合理性。
叛国罪是一名三军统帅能发出的最严厉指控了。特朗普总统恐吓记者，要用无中生有的罪名检控他们，这是在向专制领导人发出全面授权，让他们可以照此而为。
在美国，宪法、法治和一个依然有力的新闻媒体起着制约的作用。但在国外，外国领导人能以惊人的效率让记者噤声。
时报记者尼克·凯西(Nick
 
Casey)因积极报道残暴的马杜罗政权而多次受到威胁，最终被禁止进入委内瑞拉，他强调了这样做的后果对当地的记者来说会严重的多。“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对我、一名时报记者这样做，那会能用什么样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公民呢？”他问道。“要糟糕得多。我看到过。”
我们担心自己的记者所面临的危险，但与世界各地勇敢的本土记者相比，我们所面临的往往微不足道。本土记者知道，他们和他们所爱的人很可能会遭受罚款、逮捕、殴打、酷刑、强奸和谋杀，但他们仍在寻找并报道真相。这些记者是为新闻自由而战的前线战士，他们也是为特朗普总统的反媒体言论付出最大代价的人。
我今天谈到的这些恐吓和暴力，只是从我们知道的事情中举出几例。类似的故事每一天都在世界各地上演，其中许多故事永远不为人知或被记录下来。在许多地方，对报复的恐惧已经造成寒蝉效应——报道得不到发表，秘密仍被深埋，不法行为仍得以掩盖。
新闻、言论自由和公众知情权正处在一个危急时刻。然而，对记者来说，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和地点，恰恰是那些最需要新闻的时刻和地点。
回顾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新闻自由的作用，是少数在几代人中间有持续共识、超越了党派和意识形态的领域之一。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写道：“所有人的唯一保障是新闻自由。”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称新闻自由的价值“难以估量”，因为“没有辩论、没有批评，任何政府和国家都无法成功——没有什么共和国能存在下去。”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甚至更进一步，他说，“在开国先贤所说的这场自治的‘崇高实验’中，一个自由、坚强、独立的媒体，是我们不断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尽管美国总统有这样一种捍卫新闻自由的传统，我不认为特朗普总统有任何改变方向或减少对记者攻击的打算。从过去的事迹来看，他可能会指着我今天的这篇评论，声称时报对他怀有政治宿怨。需要说明的是，我对总统的肆意妄为发起质疑，并不是因为他的政党、他的意识形态或他对时报的批评。
我发出警告是因为他的话很危险，而且会对全世界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但是，即使总统无视这一警告，继续沿着那条路走下去，我们其他人也可以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保护新闻自由，支持世界各地那些毕生致力于寻找真相的人。
首先要明白的是兹事体大。两个世纪以来，宪法第一修正案一直是世界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黄金准则。它是这个国家实现史无前例的自由和繁荣的关键之一，并通过它的榜样力量影响着全世界。我们不能允许像中国、俄罗斯等国的专制模式那样的新全球框架。
这意味着，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新闻机构必须坚持卓越新闻的价值观——公平、准确、独立——同时让自己更透明，让公众对我们的工作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有更好的理解。我们需要继续追踪那些重要的新闻，不管它们是否正被列入“推特趋势”。我们不能让自己在诱惑下或掌声中变成任何人的反对者或啦啦队。我们的忠诚必须是对事实的忠诚，而不是对任何政党或领导人的忠诚，我们必须循着事实前行，不畏惧也不偏袒，无论事实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但是，维护新闻自由并不只是新闻机构的责任。工商界、非营利组织和学术界都依赖于自由可靠的新闻和信息流动，它们也有责任抵制打压新闻业的运动。Facebook、Twitter、谷歌和苹果(Apple)等科技巨头尤其如此。这些公司抵制外国政府的事例凤毛麟角；更多的时候，它们只是对不实信息睁一眼闭一眼，有时还纵容对真正的新闻的压制。
但是，随着它们更加深入到新闻的采编、委约和发表中，它们也有责任开始捍卫新闻。
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也需要站出来。那些被选出来维护我们的宪法的人，当他们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而削弱新闻自由时，他们就违背了宪法的理想。两党的领导人都应该支持独立的新闻事业，抵制国内外的反新闻行动。
在美国，这意味着拒绝那些针对政府泄密的无谓诉讼和调查，这样的行动只是为了扼杀积极的报道。在世界各地，这意味着反对打击、恐吓和抹黑记者的众多行动。
最后，除非每个人都采取行动，所有这些努力都将无济于事。留意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取得新闻，以及这些新闻是如何产生的。找到你信任的新闻机构，通过订阅来使成本很高且艰难的原创报道成为可能。支持在世界各地对置身险境的记者加以保护的组织，比如“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和“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组织。最重要的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给新闻留下地方，并用你学到的东西带来改变。
新闻自由的真正力量是有见识并积极参与的全体公民。我相信独立的新闻事业，并希望它能有蓬勃的生机。我相信这个国家及其价值观，我希望我们能够实践这些价值观，并让它们成为一个更自由、更公正的世界的榜样。
在推广言论自由的理念、捍卫新闻自由的权利上，美国已比世界上任何做了更多。现在又到了我们为这些理想而战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