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讲到，大多数中国人逻辑不好。逻辑不好比命运不好还糟糕，其典型症状是，无论群体还是个人，清醒的时候少，糊涂的时候多，坏人一使坏，好人就找不着北。
方方写了封城日记，全世界都知道。这也让她在光环下遭到群殴。老天的确公平，一个人怎能只得到支持和喝彩呢？那未免太单调，围攻者必须出来，充当“绿叶”的角色。
现在，又来了房子问题。之所以说“又”，是因为近一个月前就有人说，在武汉封城后，方方动用在公安系统内的人际关系，将侄女送出武汉，让她飞回新加坡。
4月6日，微博博主@明德先生在微博上公开举报，称“湖北省管干部方方6套房产来源不明”。细节不必多说，一句话，方方的房子涉及腐败，毕竟，方方不是卖早点的武汉大嫂，她曾担任过湖北作家协会主席。
其实，腐败真不算什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除了两口子，还有什么比腐败更让人倍感熟悉呢？
不过，中国人想问题很有中国特色。坏分子早就群体免疫，腐败是家常便饭，好比虱子多了不咬人；可是，对一个在大家头脑中印象还不错的人来说，腐败之名却很致命，很有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危险。
方方刚完成日记，又在美国出版英文版，又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当口要是和腐败沾边了，那还得了？
看到最新的举报，方方的支持者心里难免会“咯噔”一下。不过，其中的明白人并不会太过担心，相反会向明德先生竖起小拇指：高，实在是高！
从房子入手，实在够不上大手笔。
与其说明德先生是在举报方方有6套来源不明的房子，不如说，某人在下夜班路上遇到一漂亮女孩，正在非礼时被人逮个正着。面对警察，色狼指着抓住他的人说，此人是个酒鬼！一贯好勇斗狠，下棋输不起，一拳打断人家两根肋骨！
色狼唯一不提的，就是他刚才正准备对女孩下手，若不是“酒鬼”，一朵鲜花马上就要被牛粪糟践了。
可是，群众很快就会犯晕：是啊，你怎么能酗酒呢？还经常出狠手，怎么就不能文明些呢？有理讲理嘛。他们早就忘了，“酒鬼”抓住的是一个正要干坏事的色狼，好勇斗狠丝毫不妨碍扒裤子的鉴定。
只是，色狼是脑电图专家，他知道，随便找一点问题，就能把天真可爱的群众带进沟里。
方方可能没有什么酒量，但是，她也是在正确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事情。因为那些引起全国性海量阅读的日记，她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某些人的靶子。
在前些日子的那篇《方方之争的终极问题：我们是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人，还是要做一个简单的爱国者？》中，我写道：“让亿万国人关注的方方封城日记落幕了，但是我有个不好的预感，对方方的围剿才刚刚开始，秋后算账的说法同样适合方方。”
现在看，在围剿大军中，明德先生虽说未必站在第一排，但位列第一方队，那是妥妥的。
可是，明德先生想说什么呢？是说一个人有6套房子就不能写日记了，还是这6套房子如果来源不明，就连带得日记里所讲的事情就严重失实呢？难道，一个人的言论正确与否要依据房产来判断吗？
有人说，方方日记翻译和校对堪称神速，日记完成两周后即准备出版英德版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跨语种出版书籍的最快纪录；也有人讥讽，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方方，把生理学奖授予特朗普，让二人交相辉映。
这，和明德先生未敢言明的逻辑如出一辙。速度快，书就有问题；若和某人同台领奖，人品就有破产的可能。这让我非常担心，如果哪天某恶人说他特别喜欢骑车，那我们这些好人，是不是就要像腿脚不好的范伟那样，永远地告别自行车了？
不过，清者自清。方方没有躲闪，你觉得扔过来的是手雷，我偏说它是个面瓜，非要看看它连皮带瓤一块崩了，到底有多大杀伤力。方方在微博中回应说，明德先生很有想象力、编造能力、杜撰胆量和自信心，“造谣和构陷到这种地步，我都不要你删了。我只能说：法庭上见！”
说到构陷，不能不提对此道最有研究的马克·吐温。这位美国作家好像预料到方方会有今天的遭遇，他在《竞选州长》中写了“我”在竞选中的窘况，因为自己的良好名声而成为政敌的眼中钉，遭到各种诬陷，直到某天上台演讲时，突然被几个不同肤色、破衣烂衫、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抱住大腿，大声喊“爸爸！”。
最后，“我”彻底认输了：“我放弃了竞选。我退出，我投降。我够不上纽约州州长竞选运动所需要的条件，所以，我递上退出竞选的声明，而且怀着怨恨、痛苦的心情签上我的名字：‘你忠实的朋友，过去是好人，现在却成了臭名昭著的伪证犯、蒙大那小偷、盗尸犯、酗酒狂、肮脏的贿赂犯和恶心的讹诈犯——马克·吐温。’”
我想，方方还不至于在发书仪式上，被几个孩子搂住后腰叫妈吧？不过，路数是一样的，现在不是已经有群众举报，说她有好几套“来源不明”的房子吗？
有些遗憾，马克·吐温死得太早，否则，他定会用密苏里口音浓重的英语，语重心长地告诫举报者：我希望确有实锤，也希望阁下是明德，而不是缺德。
除了房子，日记要在海外出版引来的反弹同样巨大。有媒体大咖发文说，在欧美国家因疫情蔓延而陷入一片乱象、损失惨重之后，方方应该对自己的日记有新的认识了。“这个时候方方日记被美国的出版商加紧出版，散发出来的决不是什么好味道。”
这里还要提到逻辑。当我们说疫情时，不要简单比人数，好像死少了就是正确的，死多了就有问题。这是小学生的数学水平。
如果100个人在海轮上遭遇突然而至的风暴，都死了，那么说难听点，他们命该如此。但是，如果10个人，或者哪怕一两个人，被一幢用劣质水泥、劣质钢筋盖的新房的突然倒塌砸死，那么，这就是一起必须调查和追责的事故，因为这是人祸。
说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因疫情死亡人数比湖北多，这证明不了什么。方方日记讲的是发生的事情，以及背后的是非曲直，而不是简单对比数字。另外，说哪国在疫情防控中很被动、表现不佳，也佐证不了什么，这就好像火场之上，那些狼狈者很可能无辜，而迅速撤离的人却未必对失火没有责任。
既然方方把日记写完了，外面也要出版了，又既然有人提出举报，大咖也就外文版日记发文，并得到众多反方方人士的集体呼应，那就不要怕正面交锋。
不是说“真理越辩越明”吗？那就索性辩个大的，搞成1978年那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更好，要明白一块儿明白，要糊涂就全体变成浆糊，这总比一部分人明白、一部分人糊涂、另一部分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要好得多。
我欣赏方方，她从不回避，无论面对侄女回新加坡，或是日记，或是“来源不明的”房子。在日记的完结篇中，她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在对明德先生的回应中，她说，“如有人要追随明德先生狂欢，我不反对。打一个是打，打一群也是打！”
好啊，方方，你让我想到了花木兰。中国从不缺谨小慎微过日子的草民，也不缺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的知识分子，更不缺唯唯诺诺、忠实执行上级任何一条指示的各级官员。中国缺的是勇于面对现实、又敢于说出内心真实所想的清醒的人。
这样的人，该称之为战士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方方就守在这样一个弹坑里。夜幕中，当弹雨漫天袭来，恰是她最美丽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