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一百年的不安
亨利基辛格解釋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
美國和中國必須學會共處。他們還不到十年

2023 年 5 月 17 日| 紐約

在北京，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美國會不惜一切代價壓制中國。在華盛頓，他們堅持認為中國正計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大國。要對這種日益增長的對抗進行清醒的分析——以及防止它引發超級大國戰爭的計劃——請訪問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位於曼哈頓中城的裝飾藝術建築的 33 層辦公室。

5 月 27 日，基辛格先生將迎來 100 歲生日。在世的人在國際事務方面的經驗比他多，先是研究 19 世紀的外交，後來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在過去的 46 年裡擔任顧問和特使給君主、總統和首相。基辛格先生很擔心。“雙方都相信對方代表著戰略危險，”他說。“我們正走在大國對抗的道路上。”

4 月底，《經濟學人》就如何防止中美之間的競爭演變成戰爭與基辛格先生進行了八個多小時的交談。這些天他彎著腰走路很吃力，但他的頭腦卻很敏銳。在他思考接下來的兩本書時，關於人工智能 ( ai ) 和聯盟的本質，他仍然對展望未來比回顧過去更感興趣。

基辛格先生對中國和美國在技術和經濟優勢方面日益激烈的競爭感到震驚。即使俄羅斯陷入中國的軌道，戰爭籠罩著歐洲的東翼，他仍然擔心人工智能即將加劇中美競爭。在世界範圍內，力量平衡和戰爭的技術基礎正在以如此多的方式快速變化，以至於各國缺乏建立秩序的既定原則。如果找不到，他們可能會訴諸武力。“我們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經典局面，”他說，“雙方都沒有多少政治讓步餘地，任何對平衡的干擾都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

多研究戰爭
基辛格先生因參與越南戰爭而被許多人斥為好戰分子，但他認為避免大國之間的衝突是他一生工作的重點。在目睹了納粹德國造成的大屠殺和 13 名近親在大屠殺中被殺害後，他開始相信，防止毀滅性衝突的唯一方法是冷靜的外交，最好是通過共同的價值觀來加強。“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他說。“而且我相信我一生都在努力應對它。” 在他看來，人類的命運取決於美中能否和睦相處。他認為，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只留給他們五到十年的時間來尋找出路。

基辛格先生對有抱負的領導者提出了一些開場白的建議：“確定你的位置。無情的。本著這種精神，避免戰爭的出發點是分析中國日益增長的不安情緒。儘管他以對北京政府和解著稱，但他承認，許多中國思想家認為美國正在走下坡路，“因此，作為歷史演變的結果，他們最終將取代我們。”

他認為，中國領導層對西方政策制定者談論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表示不滿，而他們真正的意思是美國的規則和美國的秩序。中國的統治者被他們認為是西方提出的居高臨下的討價還價所侮辱，即如果中國表現良好就給予中國特權（他們當然認為這些特權理應屬於他們，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事實上，中國的一些人懷疑美國永遠不會平等對待它，而且想像它可能會是愚蠢的。

然而，基辛格先生也警告不要曲解中國的野心。在華盛頓，“他們說中國想要統治世界……答案是他們（在中國）想要變得強大，”他說。“他們並沒有走向希特勒意義上的世界統治，”他說。“這不是他們對世界秩序的看法，也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基辛格說，在納粹德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阿道夫·希特勒需要戰爭，但中國不同。從毛澤東開始，他會見了許多中國領導人。他並不懷疑他們的意識形態承諾，但這始終植根於對他們國家利益和能力的敏銳感知。

基辛格先生認為中國製度更像儒家而非馬克思主義。這教會了中國領導人在其國家能力範圍內發揮最大的力量，並尋求因他們的成就而受到尊重。中國領導人希望被承認為國際體係對自身利益的最終裁決者。“如果他們取得了真正可以利用的優勢，他們會把它推向強加中國文化的地步嗎？” 他問。“我不知道。我的直覺是不……[但]我相信我們有能力通過外交和武力的結合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面對中國野心挑戰，美國的一個自然反應是探究它，以此作為確定如何維持兩個大國之間平衡的一種方式。另一個是在中美之間建立永久性對話。中國“正在努力發揮全球作用。我們必須在每一點上評估戰略角色的概念是否兼容。” 如果不是，那麼就會出現武力問題。“中國和美國有可能在沒有全面戰爭威脅的情況下共存嗎？我認為並且仍然認為它 [是]。” 但他承認並不能保證成功。“它可能會失敗，”他說。“因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軍事實力來承受失敗。”

緊迫的考驗是中國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表現。基辛格回憶說，在理查德尼克松 1972 年首次訪華時，只有毛澤東有權就該島進行談判。“每當尼克松提出一個具體的話題時，毛澤東都會說，‘我是一個哲學家。我不處理這些主題。讓周[恩來]和基辛格討論這個問題。'......但談到台灣時，他非常直率。他說：‘他們是一幫反革命分子。我們現在不需要它們。我們可以等100年。總有一天我們會要求他們。但它距離很遠。'”
基辛格先生認為，尼克松和毛澤東之間形成的諒解在這 100 年中的 50 年後就被唐納德特朗普推翻了。他想通過迫使中國在貿易問題上讓步來誇大自己的強硬形象。在政策上，拜登政府效仿特朗普，但措辭自由。

基辛格先生不會在台灣問題上選擇這條道路，因為那裡的烏克蘭式戰爭會摧毀台灣並摧毀世界經濟。戰爭也可能使中國在國內受挫，其領導人最大的恐懼仍然是國內的動盪。

“美國在不損害其在其他地方的地位的情況下放棄台灣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對戰爭的恐懼為希望創造了條件。麻煩的是雙方都沒有太多讓步的餘地。每一位中國領導人都宣稱自己的國家與台灣有聯繫。但與此同時，“事態發展到現在，美國要在不損害其在其他地方的地位的情況下放棄台灣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基辛格先生擺脫這種僵局的方式借鑒了他在任期間的經驗。他會從降低溫度開始，然後逐漸建立信心和工作關係。美國總統不會羅列他們所有的不滿，而是會對他的中國同行說：“總統先生，現在和平面臨的兩個最大威脅是我們兩個。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有能力毀滅人類。” 中國和美國在沒有正式宣布任何事情的情況下，將力求保持克制。

基辛格先生從不喜歡決策官僚主義，他希望看到一小群顧問，他們可以很容易地接觸到彼此，默契地一起工作。雙方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其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但美國會注意其如何部署其力量，並儘量避免讓人懷疑它支持台灣獨立。

基辛格先生給有抱負的領導者的第二條建議是：“定義可以吸引人們的目標。找到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可描述的方法。” 台灣將只是幾個超級大國可以找到共同點從而促進全球穩定的幾個領域中的第一個。

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建議這些應該包括氣候變化和經濟。基辛格先生對兩者都持懷疑態度。儘管他“完全贊成”在氣候問題上採取行動，但他懷疑這對建立信心或幫助建立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平衡有多大作用。在經濟方面，危險在於貿易議程被不願給中國任何發展空間的鷹派所劫持。

這種孤注一擲的態度威脅到更廣泛的緩和局勢。如果美國想找到與中國共存的方式，它不應該以政權更迭為目標。基辛格先生從一開始就借鑒了他思想中的一個主題。“在任何穩定外交中，都必須有一些 19 世紀世界的元素，”他說。“而 19 世紀的世界是基於這樣一個命題，即與之競爭的國家的存在不成問題。”

一些美國人認為，一個戰敗的中國將變得民主與和平。然而，無論基辛格多麼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他都認為這種結果沒有先例。更有可能的是，共產主義政權的垮台將導致一場內戰，內戰加劇為意識形態衝突，只會加劇全球不穩定。“驅使中國解體不符合我們的利益，”他說。

美國將不得不承認中國有利益，而不是深陷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烏克蘭。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才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取得聯繫，這是自去年 2 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的首次聯繫。許多觀察家認為習近平的呼籲是旨在安撫抱怨中國與俄羅斯過於親近的歐洲人的空洞姿態。相比之下，基辛格先生認為這是一項嚴肅的意圖聲明，將使圍繞戰爭的外交複雜化，但也可能恰恰創造出建立超級大國互信的那種機會。

基辛格首先譴責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開始他的分析。“最終，這肯定是普京的一個災難性判斷錯誤，”他說。但西方並非沒有責任。“我認為決定……開放烏克蘭在北約的成員資格是非常錯誤的。” 這是不穩定的，因為在沒有計劃實現北約保護的情況下懸而未決的承諾讓烏克蘭的防禦很差，儘管這肯定會激怒普京先生，也會激怒他的許多同胞。

現在的任務是結束戰爭，而不是為下一輪衝突埋下伏筆。基辛格先生表示，他希望俄羅斯盡可能多地放棄它在 2014 年征服的領土，但現實情況是，在任何停火協議中，俄羅斯很可能會保留塞瓦斯托波爾（克里米亞最大的城市和俄羅斯在該地區的主要海軍基地）黑海），至少。這樣的解決方案，在其中俄羅斯失去了一些收益，但保留了其他收益，可能會讓俄羅斯和烏克蘭都不滿意。
在他看來，這是未來對抗的良方。
“在我看來，歐洲人現在所說的非常危險，”他說。“因為歐洲人說：‘我們不希望他們加入北約，因為他們太冒險了。因此，我們要把他們武裝起來，給他們最先進的武器。'”他的結論很直白：“我們現在已經把烏克蘭武裝到了一個地步，它將成為武裝最精良的國家，而戰略上最少的國家在歐洲擁有豐富的領導經驗。”

要在歐洲建立持久和平，西方需要進行兩次想像力飛躍。首先是烏克蘭加入北約，作為一種制約和保護它的手段。第二個是歐洲與俄羅斯建立和解，作為建立穩定東部邊界的一種方式。
許多西方國家對這些目標中的一個或另一個猶豫不決是可以理解的。有中國作為俄羅斯的盟友和北約的反對者參與其中，任務將變得更加艱鉅。中國最關心的是看到俄羅斯從烏克蘭戰爭中完好無損。不僅習近平與普京建立了“無限制”的伙伴關係，而且莫斯科的垮台會給中國帶來麻煩，因為它會在中亞造成權力真空，並有可能被“敘利亞式內戰”填補。
在習近平致電澤連斯基之後，基辛格認為中國可能將自己定位為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進行調解。作為讓美國和中國對抗蘇聯的政策的設計者之一，他懷疑中國和俄羅斯能否很好地合作。誠然，他們對美國抱有共同的懷疑，但他也認為他們對彼此有一種本能的不信任。“我從未見過一位俄羅斯領導人對中國說過任何好話，”他說。“而且我從未見過一位對俄羅斯說好話的中國領導人。” 他們不是天然的盟友。

基辛格表示，中國人已將烏克蘭作為其國家利益的一種外交手段。儘管他們拒絕支持摧毀俄羅斯，但他們確實承認烏克蘭應該保持獨立，並且警告不要使用核武器。他們甚至可能接受烏克蘭加入北約的願望。“中國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他們不想與美國發生衝突，”他說。“他們正在盡可能地建立自己的世界秩序。”
中美需要對話的第二個領域是人工智能。“我們正處於機器可以施加全球瘟疫或其他流行病的能力的最初階段，”他說，“不僅是核，而且是任何人類破壞的領域。”

他承認，即使是ai專家也不知道它的力量是什麼（根據我們討論的證據，轉錄濃重、沙啞的德國口音仍然超出了它的能力範圍）。但基辛格先生認為，人工智能將在五年內成為安全的關鍵因素。他將其顛覆性潛力比作印刷術的發明，印刷術傳播的思想在 16 世紀和 17 世紀的毀滅性戰爭中發揮了作用。

“沒有限制。每個對手都是 100% 脆弱的……[我們生活]在一個破壞性空前的世界中”

“[我們生活]在一個破壞性空前的世界，”基辛格先生警告說。儘管有人類應該處於循環中的學說，但可以製造出自動且不可阻擋的武器。“如果你看看軍事歷史，你可以說，由於地理和準確性的限制，永遠不可能消滅所有的對手。[現在]沒有限制。每個對手都是 100% 脆弱的。”

人工智能無法被廢除。因此，中國和美國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其軍事力量，作為一種威懾力量。但它們也可以限制它構成的威脅，就像軍備控制談判限制核武器威脅一樣。“我認為我們必須開始就技術對彼此的影響進行交流，”他說。“我們必須朝著軍備控制邁出一小步，其中每一方都向另一方展示有關能力的可控材料。” 事實上，他認為談判本身可以幫助建立互信和使超級大國保持克制的信心。秘密是領導者足夠強大和聰明，能夠理解人工智能不能被推到極限。“如果你完全依賴通過權力獲得的東西，你很可能會毀滅世界。”

基辛格先生對有抱負的領導人的第三條建議是“將所有這些與你的國內目標聯繫起來，無論它們是什麼”。對美國來說，這包括學習如何更加務實，注重領導素質，最重要的是，更新國家的政治文化。

基辛格實用主義思維的典範是印度。他回憶起一位前印度高級行政官在一次活動中解釋說，外交政策應該基於針對這些問題的非永久性聯盟，而不是將一個國家捆綁在大型多邊結構中。

這種交易方式不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在美國。貫穿基辛格先生史詩般的國際關係史“外交”的主題是，美國堅持將其所有主要的對外干預描繪成其昭昭天命的表達，即按照其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形象重塑世界社會。

基辛格先生的問題在於必然結果，即道德原則往往凌駕於利益之上——即使它們不會產生令人滿意的變化。他承認人權很重要，但不同意將其置於政策的核心位置。區別在於強加給他們，或者說這會影響關係，但決定權在他們。

“我們在蘇丹試過[實施]，”他指出。“現在看看蘇丹。” 他說，事實上，下意識地堅持做正確的事可能會成為沒有考慮政策後果的藉口。基辛格認為，想要用權力改變世界的人往往是理想主義者，儘管現實主義者通常被認為願意使用武力。

印度是中國日益強大的重要製衡力量。然而，它也有越來越嚴重的宗教不容忍、司法偏見和媒體壓制的記錄。一個暗示——儘管基辛格沒有直接發表評論——印度因此將成為美國能否務實的試金石。日本將是另一個。如果像基辛格預測的那樣，日本在五年內採取行動確保核武器的安全，兩國關係將充滿危機。一方面關注在 19 世紀或多或少維持和平的外交策略，他指望英國和法國幫助美國從戰略上思考亞洲的力量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