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过程
预备
5月2日晚，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议论巴黎和会事，气氛激昂，决定通知北大全体学生举行大会。[83]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在北大法科（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北大一千多人几乎全体出席，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应邀有代表参加，北大校长蔡元培亦有知晓和私下支持。同学们争相发言，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并要求严惩曹汝霖（交通总长，《二十一条》经手签订者）、章宗祥（驻日公使，签订胶济铁路协议）、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驻日公使，向日借款经手人）。最后定出四条决议：一、定于次日即5月4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83]

五月四日[编辑]

被学生烧掉的赵家楼
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等13所院校的学生代表召开碰头会，陆军学校也派了学生代表列席。[84]教育部代表前去北大劝阻未果。下午1点许，诸院校共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前广场，预备进行示威活动：最早到达的学生来自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文大学，紧接的学生是来自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和朝阳大学。最晚到达的是北京大学学生，因为在上午11时左右，教育部代表在几名军官警官陪同下到达北京大学，当着蔡元培的面（当时也有报说蔡不在现场），劝说学生放弃游行，双方经过长时间对话和辩论未有达成一致。[84]教育部代表也随同北京大学校生，抵达诸校学生分组列队集合的现场，北大学生当场介绍该代表及前涉论辩事由。后教育部代表向学生询问集会用意，学生便递上传单给他作答复，而该代表也继续劝告学生解散集会，建议他们改推代表向政府和各使馆交涉；步军统领衙门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相继到场，劝告放弃游行。学生们没有接受劝告，段时间集会经几名参与者大略阐述了集会意义后，至下午两点左右，学生们开始有序地从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84]队伍在游行过程中，四处分送传单，手执白布制成之旗，上书“力争山东问题”、“排除卖国汉奸”及“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字样[85]，还有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标语、口号。

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印刷了5万份，广泛散发：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队伍经过中华门到棋槃街向东转，到了东交民巷的西口。学生们事先曾打电话与美、英、法三国公使馆沟通，他们都表示欢迎，而西口内的美国兵营的军官也在学生们抵达时放行了，还让队伍通过了美兵营和美使馆。然而东交民巷的捕房拒绝学生队伍继续通过，说除非得到大总统的同意，才得准许入内游行。当由该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据《每周评论》引述当时情景：“大家只好在美使馆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84]

而后学生派代表前往美、英、法、意使馆递送说帖，至美国说帖中这样说：“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及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吾人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国继承之。...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因为是星期天，并未见到各国公使本人。

东交民巷未能通行让学生很懊恼，临时决定前往位于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赵家楼二号曹汝霖住宅，下午4点半左右到达，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数十名军警把守，试图让学生后退。学生非常激动，翻墙打开大门涌入。藏匿起来的曹汝霖未被学生寻见，适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宅有所商议，被众瞥见攒殴，受伤甚重。[85]闯入者并捣毁家具，火烧曹宅，史称“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闻警前来救火。奉召到场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及步军统领李长泰，带领警队及步军游击队，强迫解散剩馀人群，[86]并在街上捕去32名学生。章在警员护送下入医院调治，据称脑筋震动，遍体鳞伤。[86]

运动扩大[编辑]

“五四游行被拘留之北京高师学生七日保释返校” 
五四运动时期清华学生在体育馆前焚烧日货
北京政府方面态度严厉。5月6日，总统徐世昌下令警察恢复秩序，“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著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5月7日驱散社会团体的国耻日纪念活动。5月8日，训诫教育部，要其整饬学校。5月10日，学生提讯。5月14日，下令将用军力来镇压学生运动。5月18日，日本公使向外交部抗议，要求禁止学生的反日活动，日本军舰集中于天津、上海、南京等港口游弋，施加武力威胁。5月23日取消多种学生及社会刊物，5月25日，教育部下令学生3日内复课。

学生方面寸步不让，各校校方在短暂调停之后也与政府对立。5月5日，北京各校开会，重申要求。14所院校校长开会，著手争取被捕学生的释放，也劝告学生保持冷静。5月6日，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11日，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多所学校校长纷纷辞职。北京教职员联合会随之成立。被捕学生向法庭提交言辞激烈之声明。罢课开始是各校自行其是，到5月18日，学生联合会决定全体罢课，上书总统，发表公开宣言，提出六点要求：不可签字山东条约、惩办曹章陆、挽回蔡傅、撤销对学生压力、抗议日本留学生被捕、重启南北和谈。5月21日，总理钱能训回复，模棱两可地表示会“郑重进行”之意，随后有更多高压手段。学生进一步加强组织，设立义勇团、讲演团、各校自治十人团。学生运动从大规模集会转向多样化小型街头集会，发表演讲，鼓励抵制日货。

五四运动得到全国各界支持，影响了22个以上省份的200多个大小城市。大中院校的学生迅速响应，游行、示威、罢课、成立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全国的报纸、社会团体、工商团体纷纷表示支持学生。各方政治力量也都表示支持学生，南方政府、孙中山发表言辞激烈的声明，一些军阀、康有为等也表示支持和同情学生。

六三运动[编辑]

扬州群众火烧日货支援学生
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引发上海罢市罢工浪潮，进而扩展到全国，运动进入一个更激烈更广泛的阶段，这既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也可以单独称作六三运动。

6月1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北京戒严，2号逮捕7名学生，学生非常愤怒，出动更多的人上街，3号逮捕400馀人，4号逮捕700馀人，政府不得不征用校舍作为拘留所，学生出动更多的人在街头演讲，做好了被捕的准备。1000余名女学生在总统府游行请愿，教师及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去监狱慰问，送去食物。6月11日陈独秀在街头散发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来9月16日方获保释出狱。

5月下旬，上海学生与商人、工人积极联络，使得运动的参与面扩大了，成为运动的新的中心。5月31日，上海为在5月7日因伤去世的北大学生郭钦光举办追悼会，有10万名学生和市民参加。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开始之后，上海学生与工商界领袖开会，并一家一家地走访商店，恳请支持。6月5日，上海大罢市开始，包括租界的商店也统统关门。上海工人也开始罢工，参加人数估计6万到10万以上。6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亦称“工商学报联合会”。此后罢工罢市浪潮扩散到全国。

政府妥协[编辑]
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终于后退。6月5日，军警从校园撤退，6月9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但没有被接受，6月13日，总理钱能训辞职，6月12号，各地的罢工罢市开始停止。

6月24日，政府通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改变此前要签约的指示，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签约。全国各界各方前后给代表团发了7000多封电报，强烈要求不可签约，巴黎华侨也组织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不可签约。对德《凡尔赛条约》中也包括废除中德不平等条约的条款，这是中国想要的。代表团跟和会沟通，看是否能签约但注明保留意见，不承认转让山东权益给日本相关条款，和会不允许，一直抗争到最后无果。最后，6月28日签约日，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87]。

影响[编辑]
山东问题后续[编辑]

参见：华盛顿会议
中国没有签署对德《凡尔赛条约》，到1919年9月15日方正式宣布终止与德国的战争状态。后来与德国单独谈判，于1921年5月20日签署《中德协约》，德国共和政府放弃《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所获一切权益，包括胶澳租借地。

1921年11月11日，美英法日中等九个一战战胜国在华盛顿举行华盛顿会议。在美国的调停下，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胶澳租借地交还中国，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所驻日军撤离，等等[88]。2月6日，九国签订《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又称《九国公约》，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等[89]。

这是中国的一个外交胜利，至此，山东问题算是比较圆满地解决[90]。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分化[编辑]
五四运动大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91]

出版：在五四以后的半年内，涌现出约400种白话文新刊物，许多旧杂志也改为白话文，介绍西方思想。新书和翻译大幅增长，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书翻了一番，从1919年的602种到1920年的1284种。社团：成立各种团体、组织，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各种演讲到处都有。许多知识界的名人访华，到各地访问演讲，比如杜威1919-1921、罗素1920-1921、泰戈尔1923年访华，等等。文学：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现了大批白话文文学家，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等。教育：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决定在小学国文教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出现平民夜校。艺术：出国学画的人逐渐增加，许多美术院校相继成立，油画得到推广，涌现出许多画家，以四大校长，即颜文梁、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的影响最大，还有方干民、吴大羽、卫天霖等人。妇女运动：妇女运动进一步发展，1920年初，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放女禁，开始招收女生。女性就业机会增加，自由婚姻更加普遍，节育的思想传入中国等等。
新文化运动在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分化。五四运动刚结束，7月份，胡适和李大钊就因为“问题和主义”而辩论起来[29][92]，陈独秀和一些《新青年》的同仁因为是否谈政治产生分歧[93]，最后陈独秀把《新青年》变成了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胡适等人另办了《努力周刊》，正式分了家。1922年知识分子们关于非基督教运动又有一次争论。此后各人愈行愈远。大致上，一派是坚持非政治化的自由主义者，坚持民主、自由，如胡适、傅斯年，这是少数派；另一派是参与政治的左倾人士[注 1]，这里面又大致分两派，一派后来转向共产党，如陈独秀、李大钊，另一派转向国民党，如吴稚晖[94]。

五四运动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反传统思潮，杜威在1921年这么评论说：“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学生如此一致和热切地追求现代和新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既成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也不被重视，事实上，完全没有用来做辩护”[95]。但相对坚持传统的思想仍然还是存在，比如蒋介石、梁启超、梁漱溟。

学潮、工会与商会[91][编辑]
五四以后，学潮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和主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之一，难以枚举。一项调查表明，1922年中国发生125次教育界大骚乱。学生也成立了很多学生组织，活动更加多样化、社会化、政治化。自由主义者表达希望学生回校学习[96][97]，左倾主义者则积极鼓励学生运动[98]。

五四以后，现代工会开始发展起来，罢工也增加了，到1925年发展为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积极参与工人的运动。

五四以后，大城市中的商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比如在上海，他们建立起马路商界联合会，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组织之一。

直皖战争与北伐[编辑]
五四运动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势力的平衡。它削弱了段祺瑞的力量，1920年7月北方军阀爆发直皖战争，皖系段祺瑞下台，直系上台。

后来的国民党[99]、共产党都积极吸纳参加过五四的学生，毛泽东这么评价五四与北伐：“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100]


五四的宗旨是反日，不是广义的反帝[115][116]。反对帝国主义是列宁主义的重要部分[117]，五四以后在苏联的推动下，国内左倾政治思想[118][119]和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推动了反帝运动的发展。前述1922年3月的《非基督教同学同盟宣言》，反对基督教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帮助“资本主义”“掠夺我国经济”，就是反帝的意思。1923年7月13日，中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商业联合会等组织在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此后成为中国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少数自由主义学者如胡适并不认同将西方国家都归为掠夺中国的帝国主义[120]。

评价[编辑]
毛泽东：[121]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蒋介石：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顾国家社会，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险了！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当时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在他所标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来说，其本身简直是完全失败！不仅失败，而且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与各种异端邪说，一齐传布出来，反而使中国真正的文化，有陷于无形消灭的危险！[122]日本帝国主义者初则利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继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议”，向中国的领土进兵。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123]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123]胡适：[124]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第一，便是在全国舆论谴责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亲日高级官员撤职；第二，便是由于全国学生的强烈抗议和中国在巴黎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因此使所谓‘山东问题’能够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得以重开谈判而获得解决。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的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中国的政党因此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191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做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削减了。顾颉刚：[125]八年前的五四运动，大家称为新文化运动。但这是只有几个教员学生（就是以前的士大夫阶级）做工作，这运动是浮面。到现在，新文化运动并未成功，而呼声则早已沉寂了。我们的使命，就在继续声呼，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从民众文化的解放，使得民众觉悟到自身的地位，发生享受文化的要求，把以前不自觉的创造的文化更经一番自觉的修改与进展，向着新生活的目标而猛进。能够这样，将来新文化运动就由全民众自己起来运动，自然蔚成极大的势力，而有彻底成功的一天了。李泽厚：[11]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关于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历来有不同看法，本文同意二者有极密切联系而视为一体。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不同于以前的是，这次即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著或暗中潜埋著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体权利的注视和尊重。五四之后，除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救亡-革命这条道路以外，另一条继续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等工作的启蒙方面，也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四人帮倒台以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五四的启蒙要求、科学与民主、人权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发现和呼吁，“拿来主义”甚至“全盘西化”又一次被提出来。这不是悲哀滑稽的历史恶作剧么？绕了一个圈，过了七十年，提出了同样的课题？
相关团体[编辑]
北京

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会员朱家骅、胡适等。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北京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张庭济担任英文翻译。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少年中国学会：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1月19日开始成立，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罗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锺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实践社：发起人李寿雍、许孝炎、邓文（火军）等。除邓文于1926年同李大钊先生一同遇难外，其成员大部分均倾向于支持国民政府。兴中学会：发起人童冠贤、王次甫、王礼锡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后来王次甫加入新政学系，童冠贤则在蒋战败时，“人弃我取”地当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长。学会经费由商震供给。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上海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天津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张若名、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广州

孙文主义大同盟： 1927年1月26日广州成立，后改名孙文主义学会，因黄埔军校组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又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 这个同盟是由八个青年发起的，即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于振瀛、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后来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湖南人）等二百馀人，后大部成员入汪精卫的改组派，并服务冯玉祥。
湖南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馀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四川

诚学会： 是四川学生邹附初、陈铭德、郑献征等所组织，是企图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组织。大部分是民治主义同志会会员，与四川军阀刘湘等有联系。五九国耻：五四运动的次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北洋政府所妥协的“二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