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什么是礼？就是纪纲，就是政体、制度、法律。什么是分？就是君臣的名分。什么是名？就是公、卿、大夫的名位。
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就算你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也不能因为你比他优秀，就要取而代之。你还是得为他奔走而服役听命，这就是因为有礼制纲纪。所以天子统辖三公，三公督率诸侯，诸侯管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老百姓。这一个个层级，上级指挥下级，下级服从上级。上级驱使下级，就像心腹运动手脚，根本控制枝叶；下级事奉上级，就像手脚保卫心腹，枝叶庇护根本。如此才能上下相保，使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莫大于礼。
当初文王为《易经》作序，把《乾》《坤》二卦列在书首。孔子《系辞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就是说君臣名分像天地一样不可更易。孔子著《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室虽然衰微，可夫子还把他们序列在诸侯之上。可见圣人对于君臣分际，向来都是殷殷致意，极为重视。（这就是在敲打那些野心家，不要乱想乱动。如果没有礼制名分的规矩，那岂不是随时都会准备内战？）
所以，除非出现极端情况，比如天子是桀纣那样的暴君，而诸侯中正好又有商汤、武王那样的仁人，天下都归心于商汤文武，上天也授命他们，那样才可以更易君臣之位。否则，君臣之分当伏节守死而已。
当初纣王无道，以微子的才能，如果取而代之，那么殷商王朝还可国运绵长，他们的先祖商汤还可继续在天子太庙祭祀。另一个是季札的例子，吴王寿梦有子四人，季札排行第四，但是最为贤能。父亲寿梦想传位给他，季札辞让，说王位是大哥的。于是寿梦立了长子诸樊。诸樊死时传给老二余祭，意思是兄终弟及，要一路传给季札，完成父亲的心愿。余祭死，老三夷昧立。夷昧临死，就要传位给季札，可季札还是避而不受。于是，夷昧就立了自己的儿子僚。这时候另一个人不服了，他就是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公子光认为应该传给他，如果传儿子，当初诸樊死时就应该传给他了。公子光使专诸刺杀僚而自立，即阖闾。阖闾再往下传一代夫差，吴国就亡了。微子和季札二人，宁愿亡国也不要君位，就是因为礼制的大节不能乱，所以说礼莫大于名分。
礼以名器为重。礼的作用，在于辨别贵贱，序次亲疏，裁制万物，办理众事。没有名，就不能隆重彰显；没有器，就没有形式符号。所以，要用不同的名分来命名，用不同级别的器物来加以区别，这就是名器。有了名器，上下的秩序就清楚明白了。如果名器没有了，那礼制也不能单独存在。
当初卫国仲叔于奚，有战功于国家，却辞去赏赐给他的采邑，而向国君申请允许他在马脖子上挂繁缨。繁缨，是天子、诸侯马车上的带饰。繁是马腹带；缨为马颈革带。繁缨是只有天子、诸侯的马车上才能装饰的。孔子就认为，就算再给他增加采邑，也不能给繁缨，因为名分与器物不可以随便给人，这是国君的执掌。如果不坚持原则，就会走上亡国之路。
繁缨，是一个小小的器物，而孔子珍惜它。正名，似乎也只是一个细节问题，但是孔子认为应以之为先。因为名器乱了，上下等级次序就乱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小地方开始发端，然后逐渐显著，或者成就大功，或者铸成大祸。圣人深谋远虑，在事情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治理它，所以用力不多而成效显著。一般人见识短浅，总是等到事情已经不可收拾了才去救火，那竭尽全力也难以挽回了。《易经》说：“履霜坚冰至。”脚下踏着严霜时，就知道要结冰了。《尚书》说：“一日二日万几。”每天都要注意事物的细枝末节，就是讲这道理。所以说，分莫大于名，要秩序稳定，各守本分，最重要的事就是正名。
自从周幽王、周厉王失德，周朝就日益衰落了。纪纲散坏，以下犯上，诸侯专擅征伐，大夫专擅朝政，礼之大体，也丧失七七八八了。但是，文王、武王的祭祀还能绵延不绝，是因为周的子孙还能守住名分。当初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用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隧葬”礼仪，可襄王不许，说：“这是国家的典章，正是区别周天子和诸侯不同的地方。没有国君之德，却敢僭行天子之礼，那就是有两个天子了，如果出现这种事，恐怕叔父您也是厌恶的吧!不然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