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志华
 四、中西哲学“本体”之异同

 由上述深入分析可见，关于中西哲学“本体之异”的三个代表性观点存在误解。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误解，原因在于对中西哲学“本体”异同把握不完整。所谓“完整”，指中西哲学“本体”既有异，又有同，两个方面都有准确认识，才可谓“完整”。关于“完整”，吾人分析如下：

 （一）中西哲学“本体”之异

 其一，部分中西哲学“本体”的实现路径不同。“本体”是哲学家建构的，而不是自然摆在那里的，而要探究、建构“本体”，就须有一定的实现路径。就哲学史来看，“本体”的实现路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知识论”路径，即基于逻辑学，按照探求知识的理路，探究和建构“本体”。西方哲学“本体”建构遵循这种理路者较多。例如，初期自然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主要是通过这种理路完成的“本体”建构。另一种是“实践论”路径，即基于心性论，按照追求实践智慧的理路，探究和建构“本体”。中国哲学“本体”建构遵循这种理路者较多。例如，孟子的“心”、朱熹的“理”、王阳明的“良知”、熊十力的“乾元”，主要是通过这种理路完成建构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上述两种情况不能作普遍性理解，因为：其一，并非所有西方哲学“本体”都依“知识论”路径完成建构。比如，巴门尼德的“存在”，就不是完全按照探求知识理路所能完成建构的；甚至康德，“物自身”是依照“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共同完成建构的——“纯粹理性”表现为“知识论”路径，“实践理性”表现为“实践论”路径。其二，并非所有中国哲学“本体”都依“实践论”路径完成建构。比如，朱熹的“理”就表现出明显的“知识论”特征。也就是说，在朱熹，“理”实为“知识论”“实践论”两种路径共同完成者。因此，只能说中西哲学部分而不是所有“本体”的实现路径不同。

 其二，部分中西哲学“本体”的超越性不同。所谓“超越”，又指“超验”，指对经验的超越。“哲学”之为哲学，重要特征在于超越经验。正是在此意义下，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理论——公元前600到前300年期间，人类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的“灿烂文明”，塑造了之后几千年人类文明；“灿烂文明”的核心是哲学和宗教的出现，而哲学和宗教以“超越”即对经验的“突破”为特征。在“轴心时代”所涉及的不同地区中，古中国、古希腊是两个重要文明源头——前者“突破”的成果是中国哲学，后者“突破”的成果是西方哲学。

 既然“哲学”以“超越”为特征，“本体”毋庸置疑更具“超越性”。不过，“本体”的“超越性”具体表现并不相同：一种是“外在超越”，指“本体”与“现象”之间有分界线，“本体”外在于“现象”。一种是“内在超越”，指“本体”与“现象”之间没有分界线，“本体”内在于“现象”。大致来讲，西方哲学“本体”为“外在超越”者居多。比如，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身”等，都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相应地，中国哲学“本体”为“内在超越”者居多。比如，孟子的“心”、王阳明的“良知”、熊十力的“乾元”等，都以“内在超越”为特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可把这两种情况普遍化，因为并非所有西方哲学“本体”都是“外在超越”，比如，初期自然哲学家的“水”“火”等，便不能说它们属“外在超越”。再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它既“超越”又内在于自然界；并非所有中国哲学“本体”都是“内在超越”，比如，朱熹的“理”便具有明显的“外在超越”性质，王阳明的“良知”有时亦具有“外在超越”性质。因此，只能说部分中西哲学“本体”的超越性不同。

 其三，部分中西哲学“本体”的对应关系不同。所谓“本体”的对应关系，是指“本体”所对应的对象是什么。通常来讲，在西方哲学，“本体”与“现象”相对应；在中国哲学，“本体”与“功用”相对应，此即所常言之“体”与“用”。不过，这样一种说法亦不可普遍化，因为西方哲学亦有“本体”与“功用”相对应者，中国哲学亦有“本体”与“现象”相对应者。

 就前者讲，初期自然哲学家以“水”“火”为本原，是基于对“水”“火”“功用”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故与“本体”对应者不是“现象”，而是“功用”。巴门尼德的“存在”，亦主要是就其“功用”思考而得，故其相对应者亦为“功用”，而不是“现象”。只是到了康德，才将“本体”与“现象”的对应关系凸显出来，并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重要特征。

 就后者讲，孟子的“心”、朱熹的“理”、王阳明的“良知”、熊十力的“乾元”，都是以“本体”与“功用”相对应。不过，中国哲学家论“本体”与“现象”者亦有之。如，熊十力对此就多有言说，认为“本体”与“现象”关系乃哲学根本问题，进而他将“本体”与“现象”、“本体”与“功用”等而视之。他说：“哲学上的根本问题，就是本体与现象，此在《新论》即名之为体用。”因此，只能说部分中西哲学“本体”的对应关系不同。

 （二）中西哲学“本体”之同

 其一，中西哲学“本体”概念的基本含义相同。通过前文对“本体”概念流衍的梳理可知，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本体”都经历了一个流衍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将持续。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个流衍过程中，不同哲学家对“本体”内涵的界定并不绝对相同。

 就西方哲学讲，巴门尼德开创了形而上学，他对于“存在”有三个方面特性的界定。柏拉图则从定义角度契入，以作为“元一”的“通式”来解“本体”，并将其释以“动因”“本因”和“物因”。亚里士多德则更进一步，不仅定义“本体”为事物的“原因”甚至“基本原因”，而且明确所包含的“本因”“物因”“动因”“极因”四个方面。相对来讲，康德、黑格尔只是对“本体”进行了具体理论体系建构，对“本体”概念本身并无过多涉及。很显然，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概念具有典型性，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丰富，故以亚里士多德的“本体”概念为西方哲学“本体”概念代表，是具有文献依据且合理之举。

 在此，把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定义重述如下：“本体”指事物的“原因”甚至“基本原因”，具体指事物的“怎是”或“存在之为存在”。

 就中国哲学讲，“体之本”意义下“本体”亦表现出一个流衍过程：朱熹以“本体”为“本原”或“本根”，王阳明亦在同义下使用“本体”，熊十力则进一步，对“本体”有专门论述，以“圆满”的根本性“全体”定义“本体”，且论定“本体”具有六个属性。张岱年亦专门论述“本体”，以“本体”为“本根”，即“宇宙中最究竟者”。而且，论定“本体”具有“始义”“究竟所待义”“统摄义”三种含义，并认为“本体”具有“不生或无待”“不化或常住”“不偏或无滞”“无形或形而上”四个特性。可见，张岱年所论为集以往之大成，故而可为中国哲学“本体”之代表。

 显而易见，张岱年以“本根”等同“本体”，将其定义为“宇宙中最究竟者”，亚里士多德以“本体”指事物的“怎是”或“存在之为存在”，两者含义是基本相同的。

 其二，中西哲学“本体”的功能和地位基本相同。所谓“功能”，指“本体”相对于“现象”或“功用”所起的作用。在西方哲学中，康德认为，“本体”为“现象”之依据，具体表现为“现象”由“本体”而来，又终究归于“本体”；“本体”展现为“现象”，通过“现象”可以去认知“本体”，尽管“本体”不可以认识。尽管并不是所有西方哲学家与康德所论完全相同，但“本体”是“现象”的依据，这一点是相对具有普遍性的。在中国哲学中，熊十力以“体用不二”立宗，其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即体而言用在体”。即，“体”非顽空死寂，“体”自然要发而为“用”。二是，“即用而言体在用”。即，“用”非无“体”之用，用即是“体”之显现。质言之，“体”为“用”之依据，“用”为“体”之呈显。尽管并非所有中国哲学家与熊十力所论完全相同，但“体”为“用”之依据，这一点是具有普遍性的。显而易见，虽然“本体”与“现象”、“体”与“用”的说法不同，但“本体”的功能在中西哲学是相同的。

 所谓“地位”，指“本体论”在哲学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只要是认可“本体论”的哲学体系，“本体论”都处于哲学体系的核心，而“本体论”乃关于“本体”的理论。冯友兰认为，“哲学”包括若干个部分，而在若干部分当中，“本体论”是其核心，无论中西哲学，都是如此。他说：“哲学包涵三大部：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此三分法，自柏拉图以后，至中世纪之末，普遍流行；即至近世，亦多用之。哲学之内容，大略如此。就以上三分中若复再分，则宇宙论可有两部：一、研究‘存在’之本体及‘真实’之要素者，此是所谓‘本体论’（Ontology）；一、研究世界之发生及其历史，其归宿者，此是所谓‘宇宙论’（Cosmology）。人生论亦有两部……。知识论亦有两部……。”尽管冯友兰未直接讲“本体论” 是核心，但这个意思已经呼之欲出了。

 五、结语

 维特根斯坦通过观察和分析游戏认为，语言是不可定义的，因为语义在使用当中，语言只是一种“家族相似”——“家族成员”未必具有“家族”的所有性质，而是AB、BC、CD、DE式的“家族相似”；“相似性”而不是“共同性”使不同成员组成“家族”。因此，语言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个“工具箱”，因为它们并不存在“共同本质”。“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似性：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禀性，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叉。——我要说：‘各种游戏’形成了家族。”

 维特根斯坦的洞见启示我们，西方哲学“本体”概念是一种“家族相似”——“本原”“存在”“通式”“元一”“怎是”“物自身”“绝对精神”等并不存在“共同本质”，而是一起构成了“本体家族”。同样，中国哲学“本体”概念也是一种“家族相似”——“心”“理”“良知”“乾元”“本根”等亦不存在“共同本质”，而是一起构成了“本体家族”。更为重要的是，中西哲学这两个“本体家族”亦不存在“共同本质”，而是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的“本体家族”。

 这是本文的结论，这个结论可以回应关于中西哲学异同的诸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