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最后机会为何丧失？对东返信心动摇  
1、再次西进迭遭重创
就在红5军袭占高台的第二天（1月3日），随红9军行动的西路军总部在夜间行军时，在甘州西南的甘浚堡突遭马家军骑兵袭击，损失惨重。尤其是总部，参谋和情报人员伤亡甚多，侦查电台等通讯器材大多散失，通讯系统大部瘫痪。 无线电侦听是情报的重要来源，也是红军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作战不可或缺。这次损失，对西路军后续作战造成了巨大不利影响，只能请求远在河东的红军总部和军委提供侦察情报。西路军在报告甘浚堡损失时说：“今后器材难久持，即小规模之二局工作亦难恢复，务望军委供给我方材料。” 甘浚堡遭袭，西路军在4、8、9日三次向军委报告战损情况，可见损失和影响之大。并且电台损失的恶果很快就显现了。 红5军占领高台后，马家军上万步骑跟踪而至，并在4日包围了高台，随后发动猛烈进攻，同时分兵监视驻临泽的红9、红30军。当时红5军只剩下1部电台，由政委黄超所掌握，与西路军总部（驻临泽）在一起。因此，红5军被围后，无法与西路军总部电台联络，军长董振堂数次派人出城报告，均被马家军截杀。 直到18日，西路军二局破译马家军电报，才得知高台被围，红5军情况危急。当时西路军已经没有机动兵力，只得派骑兵师在19日一早出援，途中遭敌1个骑兵旅和2个步兵旅围攻，损失殆尽。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以下大部牺牲，仅1团团长徐国夫率100多人马撤回。 董振堂率红5 军（2个团、军部及直属队）孤军奋战半个月，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近3000勇士大部壮烈牺牲，仅极少数突围，基干尽失。  
2、西路军决心东返
红5军高台失利，西路军所属3个军已有2个遭到重创，整体战斗力大减。至此减员也达一半，部队越打越少，战斗人员只剩下7000多人。 徐帅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从16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并说这“与西安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但军委16日电报是这样说的：“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你们必须从提高信心，努力军事政治的转变，求得自己的力量战胜二马，才能保证创立甘北根据地，及在可能时派一部占领安西的胜利。” 这个电报的意思很明确，是因为远方物资到达尚早，屯驻临泽一地施展不开、补给不足，要西路军向东扩大根据地，而不是东返。实际上，东返是西路军在这之后主动提出的。在此前后，军委并没有要西路军东返的电报。  21日，徐、陈致电军委：“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上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并说“士气正旺，沿途相机抗击”。 23日，电报询问黄河的开冰期以及“到古浪、土门后，究取何路渡河、何地集中”等。24日在报告马家军企图“堵我东进，迫我西进”等情况后，表示“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从这些电报可以看出：西路军准备沿原路返回河东，并且决心很大。 对西路军决定东返，军委在24、25日两次致电徐、陈：“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 
3、退而困守倪家营子
与此同时，军委一面数电指示与南京政府谈判的周恩来、潘汉年等，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要求马家军不要拦截；一面准备派红28军、红32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并“以各方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 从上述电报内容可以看出：一是行动方向由西路军“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原则下自主决定，军委并无明确指令；二是如果西路军决定东进，中央明确赞成，并准备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应当说，这个决心和决定是正确的。此时西路军实力尚存，如果横下一条心，坚决向东打，或许还是有一线生机的。这也是西路军最后的生存机会，但内部又起纷争。 西路军在东进途中，与堵截的马家军展开激战。23日进至龙首堡、西洞堡一带，“暂休整一两天，备击来敌”。27日，西路军在西洞堡消灭马家军1个宪兵旅、击溃1个骑兵旅，歼敌800多人，取得进军河西走廊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可令人费解的是，此时西路军的东进信心却开始动摇，在当天（27日）21时致电军委，认为马家军“已备于东，马上东进不易，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并要求“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 可未等军委回电，西路军即于28日晚西返临泽，进驻倪家营子，“争取休整和歼敌，为东进创造有利条件”。此后，西路军被动应战，困守倪家营子。由于子弹几乎耗尽，此后西路军将士基本上是用大刀、棍棒等冷兵器作战，已经十分疲弱的兵力逐渐被消耗。  
4、西路军最后时刻到来
为了摆脱被动和危险局面，2月中旬，徐向前提议讨论行动方针。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会议上，基于外援无望，徐建议自救突围东返，并得到一致赞成。21日，西路军撤出倪家营子，向东突围。当进至威敌堡地区时，遭马家军拦阻。 见东返受阻，陈昌浩信心再次动摇，提出返回倪家营子。 对此，徐向前坚决反对，两人大吵一顿。在会议讨论时，陈昌浩不惜祭出“右倾逃跑主义”等政治大帽。这样，西路军于当晚再次返回倪家营子，最后失败的命运就此决定。 此时的倪家营子已经残破不堪，马家军又跟踪而至，双方血战5个昼夜，西路军濒临绝境。27日，西路军不得不再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准备沿祁连山东返”。 自1月28日进驻倪家营子后，西路军被动应战，消耗日增。期间在2月21日曾经突围，但次日又返回；27日再次突围，准备东返。但此时，西路军人数已经不满万人，粮、弹极度缺乏，实力已在1个月的战斗中消耗殆尽，无力回天了。 在退往祁连山的途中，马家军一路围追堵截，无日不血战。离开堡寨到野外，马家军的骑兵优势充分体现，一路仍穷追不舍，极为残暴，弹尽粮绝的西路军沿途损失惨重。 3月11日，西路军退到梨园口时，战斗部队建制大多瘫痪，只有妇女先锋团建制完整。无奈之下，只得动用妇女先锋团担任正面阻击，掩护总部和伤员撤往祁连山中。经3天激战，妇女先锋团全军覆没，令人极为痛心。 13日，西路军再次向军委告急：“现不足3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并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 可这时，援西军还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黄河东岸。
十、西路军为何失败？主观上犯了“严重错误” 
1、最后兵败祁连山
军委当天即回电：“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的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务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率现存之3团人员向外蒙冲去，率现存之3团人员打游击战争。” 根据军委这封电报精神，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4 日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并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今天血战，部队无弹，饥渴，损失甚大，已战到最后，确实现存2团余兵力，伤亡及牺牲团级干部甚多，只有设法保存基干。”会议决定徐、陈脱离部队，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这一天，也标志着西路军的最终失败。此时，西路军只剩下约3000人，其中建制还算完整的只有2个团。 15日，西路军工委会给军委发出第一封电报，决定将余部编为三个支队：张荣（毕占云）率15团、伤员及特务团一部为一个支队，约1000余人；王树声率20团及骑兵2个连为一个支队，约700人；李先念率30军余部5个营及总部直属队等部为一个支队，约1000多人。 17日，军委回电，“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由于远隔数千公里，军委特地提醒：“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 后来，张荣、王树声率领的2个支队在祁连山大部损失，仅少数人员陆续自行返回陕北；只有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于5月初抵达星星峡，由陈云、滕代远派车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只剩下437人。  
2、不惜用金钱收买二马
西路军渡河之初，辖红5、红9、红30军、骑兵师、妇女先锋团等，全军总数约21800人。从1936年10月29日渡过黄河，到1937年3月14日兵败祁连山，前后4个多月。 西路军败局，始于古浪，定于高台。实际上，红5军高台失利后，中央也已预判到西路军危局。 1月21日，即收到西路军决定东返电报的当天，毛泽东即致电正与南京政府谈判的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20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此后，军委先后数十封电报，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西路军及失败后的被俘、失散人员。 在这期间，主要目标是设法让马家军停止进攻，以便西路军能顺利东返；或以甘州为界，与马家军分地驻防，“不相侵犯”。还请邓宝珊、吴鸿宾、杜斌臣、张冲等一切可能的关系，设法疏通二马。 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南京政府同意西路军与马家军分地驻防，顾祝同也电令二马停止进攻红军。但一来，马家军是西北军阀，不怎么买南京政府的帐；二来，马家军此时已经杀红了眼，2个多月的激战，马家军损失更惨，伤亡高达2万多人。 对此，毛2月18日致电周：“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准备与马家军直接沟通，同时筹组援西军。 24日，毛致电周：“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准备不惜用金钱收买二马。 
 3、马家军并非那么强大
甚至在27日的电报中说“对两马不但是十万就是二十万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此事需以最快速度办妥”，以换取西路军东返时“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 3月2日，毛致电徐、陈，询问“你们驻地地形如何，能修飞机场否”？当时已基本做通顾祝同工作，准备派飞机接济西路军。可谓办法想尽，但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关于西路军的确切损失，笔者没有找到权威数据，很多文章的数据又不统一。笔者经反复比对，大致是：7000多人阵亡，近6000人被俘后被杀害，约4500人自行或营救回到延安，约4000人流落在西北各地或回到家乡，只有李先念率领的400多人是成建制归队。西路军牺牲人员中，有9名军职干部、30名师职干部、143名团职干部。 西路军失败后，中央的工作重点转向设法解救西路军被俘人员，援西军的主要工作也转为收容失散人员。如4月3日，军委致电叶（剑英）：“现集凉州之俘虏六千人，要求顾主任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经过关师长麟征驻地移至四方面军归队，请彼注意切勿再有残害与压迫之事，到兰州时我方派人前往招待。对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依其转赴新疆受盛世才收编。” 西路军失败，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其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现在不少文章都把马家军描述的很强大。但实际上，当时马家军正规军共9个旅，包括6个骑兵旅，3个步兵，约1.3万人，连民团在内总兵力约2万人，后来陆续增调一些民团参战，武器装备甚至比红军还差，并非后来描述的那么强大。
  
4、西路军犯了“严重错误”
马军家虽有主场作战和机动性优势，熟悉地理、气候和民情，人员和物资可以随时补充，但并非不可战胜。西路军过河之初，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并不比马军家差，而且红军长期与优势敌军作战，胜多败少。可为什么会败给马家军呢？ 陈昌浩亲身经历了西路军的整个过程，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对西路军的重大政治军事行动有最后决定权。1937 年9 月30 日和10 月15 日，就西路军失败问题，陈昌浩向中央递交了2份报告。报告很长，有6万多字，详细说明了红四方面军自北上甘南到西路军失败的整个过程。 我们来看看他对西路军失败的分析，大家一起评判。 陈昌浩在报告“总的结论”部分，专门说到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在强调马家军的野蛮、凶残、兵力强大以及河西走廊地理等客观因素后，认为西路军在主观上犯了“严重错误”： 一是在渡河之后、敌主力尚未集中之前，没有集中兵力乘机退敌； 二是“未以击灭敌人为接通远方之基本条件”； 三是没有集中最大兵力，通过包围与决战歼敌一部，“确是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 四是因为没有集中兵力实行包围战，不得不单纯防御，与敌人拚消耗，尤其是高台失守之前的“单纯防御确是自取之祸”； 五是分兵抢占要点，致使兵力更加分散，“给予敌人各个击破之机”。 最后，“我的结论是：西路军能够不犯上述主观上主要错误，是可以根本上打击二马，停止其进攻”。 对于西路军失败一事，陈昌浩终生愧疚，1967年7月30日自杀身亡，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十一、西路军为何失败？轻敌及所导致的指挥失误 
1、亲历者及重大关系人说
张国焘、徐向前、李先念、陈云都是西路军的亲历者或重大关系人。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观点： 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用较长篇幅谈及西路军。对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他没有直接分析，而是转述别人观点来证明自己： 一是“四方面军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 二是“朱德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西路军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委的意见。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徐向前是西路军总指挥，负军事指挥之责，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提到“西路军为什么最终惨遭失败”时，说是因为三个问题：一是任务“飘忽不定”，二是丧失战场主动权，三是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 按陈云自己的说法，“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1983 年1 月5 日，陈云有个谈话，说“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1983年2月25日，李先念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开始对“困难和敌人的力量估汁不足。到临、高地区以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被我基本击溃，严重轻敌。有时兵力的使用也过于分散，有的战役也没有打好。这些对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关系”。  
2、轻敌及所导致的指挥失误
从上述几位及转述的观点看出：西路军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轻敌及所导致的指挥错误，其次是内部意见不统一。 对于马家军的认知，西路军似乎经历了两个极端：先是极度看不起它，后来（包括现在）对它又有些“神话”。 有一个趣事：董振堂的红5军源自西北军，是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的。大概在1928年前后，西北军步兵曾把马家军骑兵打得落花流水。董振堂亲历过那些战斗，会不会把这些情况传递给西路军领导？ 红军之前屡次打败过马家军，西路军过河之初也打败过马家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难免会产生轻敌思想。例如：西路军过河之初的一条山战斗后，徐、陈在11月3日电报中就称马家军“战斗力极弱”。 此后，西路军一路“形势大好”，即便是红9军古浪失利后，徐向前提出要“好好估计形势”时，陈昌浩却认为“马家军已经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 反观马家军，虽然装备差，但作战凶悍顽强，加之骑兵机动性优势，尤其在“保地盘”的驱使下，敢于拼命，战术也相当灵活。 1936年11月初，马家军在武威召开军事会议，总指挥马元海说：“与红军正面作战，兵力装备我们比不过，也斗不过，最好的办法是尾追。我们有的是骑兵，发挥骑兵特长，天天将红军的殿后部队截取一部。从武威到嘉峪关的狭长通道上，很能截取一大部分红军的兵力。如果红军在长途流窜疲惫之余，占领城池顽抗，我则用大力围攻。骑兵沿途疲劳追击，使红军休整和给养都成问题，以饥饿疲惫之军盘踞城池，绝没有攻不破之理。”在后来的作战中，马家军采用的基本就是这些战术。 由于轻敌，西路军在排兵布阵等作战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指挥失误，在战略战术上丧失了主动权，大多数时候处于被动挨打境地。  
3、张国焘一手促成西路军及西进
1937年3月31日，政治局在《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有这样一个表述：“西路军向甘北（河西走廊）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表述，实际上是为西路军失败定性。 认真阅读当时的文电等资料，这个表述的前半部分是合乎实际的，因为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是张国焘一手促成的： 首先，前文说过，红四方面军北上之时，他就心存去河西走廊“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的想法。他同意北上陕甘，但并不想会师。在甘南时就准备西渡黄河，进军青海。只是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北上会师。但因为在甘南耽误半个月时间，致使红军三大主力联手打击胡宗南等部的计划无法执行。 其次，西路军3个军，即红5、红9、红30军中，只有红30军渡河是奉军委命令。军委在1936年10月24日晚电报中要求“九军拟暂不渡为宜”，可红9军次日晚即在张国焘的批准下渡过黄河，致使河东兵力不足，胡宗南、关麟征等部快速北进，迫使守卫渡口的红5军也不得不渡河。陈昌浩后来在报告中也说“在渡河后才知道军委不赞成3个军渡河”。 第三，西路军在渡河之后西进，也是奉张国焘命令。11月5日，朱、张致电徐、陈，要西路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迅速西进凉州，“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并说“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31、4军负责来接通你们”。这封电报中，张国焘不仅要西路军“机断专行”，还计划让红四方面军的另外2个军（红4、红31军）也过河。  
4、西路军也渴望开创“一个新局面”
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是奉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的命令，军委只能事后背书。不可否认，不仅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很多干部同样有去河西走廊“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的强烈愿望。西路军成立后，这个愿望更加迫切。 11月11日，军委对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表示担忧，在电报中给了西路军两个选项，一是西进河西走廊，二是返回河东。在西路军短暂的历史上，这封电报非常重要。对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时，是一致赞成西进，以“接通远方”。这与张国焘的观点完全一致，且信心满满。 自西路军西渡黄河开始，在行动方向上，基本上都是西路军提出意见，军委认可。军委也时有意见和建议，都是协商、探讨、征询，从无命令。并且，意见一致时听军委的，意见不一致时西路军自主决定。从往来电报看，无论是东返、西进或是创建根据地，军委从未干预过西路军的行动。当时的情形，军委是指挥不动，也干预不了。 西路军西进凉州以后，张国焘不再负军事指挥之责，但影响仍然巨大。在此期间，西路军曾两度与军委发生激烈争执。从电报内容看，西路军的措词要远比军委更强硬，军委不得不两度抬出张国焘，发电报说服、批评西路军干部。由此可见张在红四方面军的威信和影响。 因为草地分裂的过节及西进期间的争执，陈昌浩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即石窝会议之后，还对不愿回延安的徐向前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请注意：是“要和中央斗争”。
十二、谁应对西路军承担责任？探索中的一次失败 
1、谁应为西路军失败承担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中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从没有做过正式结论。但长期以来，关于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众说纷纭，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说法有二：一是认为主要责任在张国焘，一是说主要责任在西路军自身；这之后，又说是中央决策失误，甚至有“阴谋论”之说。 综合当时的往来文电等资料，客观地分析，“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结论并不全面：西路军的形成及“向甘北前进”，确是张国焘影响、推动和批准的。对这一阶段，张国焘确实应负主要责任。 对此，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 但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也推给张国焘，就不符合事实了。 西路军西进甘、凉之后，与张国焘的关系已经不大：一来，张国焘已不再指挥西路军；二来即使西进，也不意味着就一定就会失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主要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首先是轻敌，是对马家军及地理、气候、民情等估计不足。并且西进以后，所有行动基本都是西路军自主决定的，最终失败的主要责任当在西路军自身。 对这一点，陈昌浩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除了辩解“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之外，对西路军政治路线错误表示“由我个人负责”，对西路军的失败也认为“最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克服国焘路线”。 所以，对西路军失败实际上受到影响的，只有张国焘和陈昌浩两人：一个受到批判，一个受到批评，都没有做组织处理。
 2、西路军执行的是中央决定？
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人说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决策失误，甚至有“阴谋论”一说。真的是这样的吗？ 对西路军的历史问题，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禁区，不容讨论。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了。尤其是一些西路军的老人，对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结论不满意，认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还有人说西路军失败是中央的决策失误，甚至说西路军失败是某人的“阴谋”。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对这个问题，笔者之前通过往来电文等资料，已做了详细的分析，读者应该有了清晰的概念。这里对几个重要节点再简要回顾一下。 首先，前文说了，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早就存有去河西走廊“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的想法，并一直在设法付诸行动。 其次，西路军的组成中，只有红30军渡河是奉军委命令，其他如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5、红9军渡河，都是徐、陈要求并经张国焘批准的，并不是军委下达的命令，甚至是违背军委命令的。当时军委也指挥不了红四方面军。 第三，红四方面军总部及3个军渡河以后西进甘、凉地区，也是张国焘下的命令，还要西路军“机断专行”，其用意就是要西路军不受军委节制。 第四，西路军过河不久，即11月11日，军委致电询问西路军单独西进有无把握、返河东有何困难，甚至“能否解决衣服问题”等。对此，西路军信心满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明确拒绝东返。在朱、张14日批准西路军西进甘、凉计划后，军委才在15日回电认可。 第五，在河西走廊的所有行动，基本都是西路军提出，军委认可的。包括1937年1月21日决定东返、28日放弃东返又复西进等，都是西路军自主决定、军委事后认可的。 
3、西路军“在中央领导之下”
上述事实，当时的往来电文说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西路军执行的是中央决定”，明显站不住脚。 西路军及行动虽说不是中央决定，但军委事后也都默认或电报认可。这相当于军委对西路军的决定背了书。既然背了书，就不属于违背命令，且整个行动也始终在军委关注之下。所以，陈昌浩在报告中说：“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 应当说，陈昌浩这个说法是比较恰当的。“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说法并不准确，而说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决策失误”就更离谱了。 实际上，西路军失败，是当时极其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中央从维护红军团结出发，着眼于未来，只批判了张国焘、批评了陈昌浩。并且批张、批陈的重点，也在草地分裂的另立中央等问题。对西路军失败，实际上是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不仅如此，在《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还明确表明“对于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善战、献身于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认为红四方面军“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 当年，除了抗大在批张时有些过火之外，中央对红军方面军干部从未另眼相看。 即便对张国焘本人，当时党内很多人提出对其进行组织处理，要求“开除其中委、总政委、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党籍等”。对此，中央认为“还是不做结论为好”，因为张国焘“是老同志，创立党的同志，虽有错误，还有功绩；本人已开始承认错误，就应该帮助他；需要在原则基础上团结一致，还要他在中央工作，这是很重要的”。 不能不说，中央对西路军的处理是比较英明的。 只是后来，张国焘因受到王明的死亡威胁，于1938年4月4日从延安出走投蒋。  
4、西路军精神和星火犹存
至于“阴谋论”，就更不值得一驳了。只要看看当年的往来电文，智者自明。 西路军失败后，中央极为关心并极力营救被俘和失散人员，多次督促南京政府或自行联系，要求马军家对西路军人员“不得为难”，并派出多路人马联系、查找、接回被俘人员。陆续返回或接回的西路军人员有4500多人。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共11名委员，其中郑义斋、杨克明、陈海松三位牺牲，熊国炳被俘后返回老家；除陈昌浩受到批评外，返回延安的五位都安慰有加。比较冤的是李特，随李先念支队历经万苦抵达新疆后，却被王明和邓发以“托派”罪名杀害。但此事与西路军失败无关。 徐向前离开西路军后，历经1个半月艰辛，才找到援西军司令部。一回到延安，毛泽东就接见这位西路军总指挥，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自认为打了大败仗，“批评、撤职、杀头”都是应该的。这番话让徐向前“很受感动”。相反，张国焘见他时，却责备了一番。 或许是心结太深，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后，没有直接去延安，而是返回老家武汉，据说期间还去过大别山“打算重举义旗”，直到5个月后才回到延安。 经多方营救，西路军自行或营救归队约4500人。可以说，西路军虽败，但星火犹存：建国后共产生112名开国将帅，其中元帅1人（徐向前）、大将1人（王树声）、上将3人，中将15人，少将92人。 西路军虽然失败，但红四方面军还在。5个多月后，以红四方面军所属红4、红31军为基础，改编为八路军129师，奔赴抗日战场，后来发展为第二野战军。又12年后，彭德怀指挥一野在甘、青地区彻底歼灭马家军，足以告慰西路军英烈。 
结束语：在中国革命史上，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失败，西路军是其中比较大的一次失败。客观地说，这是艰难探索中经历的一次失败，一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皖南事变，等等。笔者此文，只是一种欲望驱使，希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路军将士们浴血奋战，与湘江战役及长征路上牺牲的众多红军烈士一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主要参考文献：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 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张国焘：《我的回忆》 双  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汇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