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旭

1944年10月16日，在河北丰润北部山区杨家铺，八路军和日军发生了一起激烈的战斗。这一战，八路军800余人只有120多人突围，损失了600余人，而且大部分都是精英骨干。

而日军战后宣称，他们只伤亡2人。

此战，也成为聂荣臻元帅的一大痛心事，他曾经说：“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次罕见且损失重大的战斗。”


抗战时期的聂荣臻

1944年，日军已经穷途末路，像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这一年的6月，美军通过三个月的登陆作战，先后攻占了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B29轰炸机可以随时随地对日本的战略目标进行轰炸，日本主要城市除京都、奈良等外均被摧毁，东条英机内阁被摧毁。
中国军民经过艰苦的抗战，曙光显现。

而日军如同回光返照，在这一年启动了“一号作战”计划，出动50万大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但正因如此，日军后方华北地区兵力空虚，每个县城加上日伪军不过千人，我抗日根据地压力骤减。

八路军边区已经开始大搞土地改革，建设发展突飞猛进，局势一片大好。

可就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却发生了损失惨重的杨家铺突围战，出乎意料，也令人痛心。

1944年10月16日，冀热边特委召开了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会议”。

减租减息就是要求地主向无地的农民出租土地，但是租金必须降低四分之一，租金利息也必须降低。

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会议，因为减租减息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其中有很多细节的东西，需要贯彻，参会人员大多数是行政干部。


会议地点在丰润县杨家铺（杨家峪），这是一个只有二百多户的村庄，位于丰润北部山区的山坳里。

参加此次大会的行政干部有500余人，为了保证与会人员的安全，边区特委周文彬对保卫工作做了精心安排。


【周文彬，1907年出生，原名金成镐，朝鲜人，幼年时随父来华，后投身中国革命。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后，历任冀东东部地委书记，冀东特委组织部长等职务】

军分区政委丁振军亲自率领一个连、特务连连长刘景余率一个连，均在杨家铺周围负责保卫工作。


【丁振军，河北省滦县人，冀热边特委第四地委书记兼专员、军分区政委】

按道理说，500余人开会，300多人担任警卫工作，人数已经不算少了。

但是有个细节不得不说，会议原来是在腰带山的小岭沟村进行的，这时候突然接到日军在丰、滦、迁、遵等周围据点大量增兵的情报。

因此，会议做出决定，会场由腰带山的皈依寨转移到了几公里外的杨家铺一带，准备在这里继续开会。

既然敌人大量增兵，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就该有所警惕。

而且丰润南部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有利于日军的军事行动；既然如此大会就该取消，或者将警戒线向外延伸，布置观察哨，这样发生意外，就有充足的时间转移。

可惜，当时并未这样做，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会议地点转移之后继续进行，气氛热烈，与会人员精神振奋，摩拳擦掌，打算回去大干一场。

1944年10月17日（旧历八月30日）凌晨时分，周围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的宁静。

直觉告诉参会人员，他们被大股敌人包围了！

与会人员非常纳闷，会议是秘密进行的，敌人不可能知道开会地点，消息如何泄露的？

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在会议未召开之前，八路军的一个班长负责通知开会，在路上被日军抓获。

日军从他身上搜出了开会通知，获得了相关信息，然后将其杀害。

另一种说法是，日军接到内线的情报，说丰润一带有大量八路军干部在那里开会。

也可能两种情况都存在，不过第一种可能性较小，如果负责通知开会的人被抓，我军一定会有所警惕，改变会议召开地点或者是暂时取消会议。

很可能内部出了汉奸，或者群众中有敌人卧底。

因为800人开会目标太大，吃喝拉撒睡，动静很大，想做到保密，难度可想而知。

总之开会消息泄露了，我方全然不知，还在那正常开会。

获知情报后，日军大喜过望，这么多的干部开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日军快速进行兵力集结，调集山海关、唐山和冀东各地的日军，以竹内安守旅团长指挥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为主力部队，一共3000多精兵，气势汹汹向杨家铺扑来。


日军经过大扫荡，变得非常狡猾，为了达成军事行动的突然性，他们甚至没有通知伪军参战，他们担心伪军里面有八路军卧底，军事行动泄密，功亏一篑。

这一天偏偏下着大雾，3000名日军在浓雾掩护下悄悄地接近杨家铺。

这时候，当天的会议已经结束，与会人员开始休息，进入梦乡。

日军借着大雾，悄悄占据了杨家铺附近的几个村子，以及周围的制高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敌人完成包围之后，开始向前推进，缩小包围圈。

而我们的警卫部队没有在村外设立警戒哨，对此无警觉，直到枪声响起，才知道被敌军包围。

枪声一响，大家全被惊醒，很快警卫人员拿出枪支，投入战斗，村里的民兵也拿起了枪支，农民则拿起了锄头，打算与敌人决一死战。

区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和宣传部部长吕光等人迅速集结警卫队伍，向杨家铺村中心靠拢，护卫那里的干部。

因为刚开始通讯员报告：“敌人有几百人。”所以周文彬他们打算固守，等待援兵。

可是敌人越来越多，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枪声也越来越密集。

身经百战的周文彬表情凝重，觉得敌人肯定不止几百人，即将进行的将是一场恶战。

因此，他迅速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对大家说：“看来，敌人是有备而来，兵力很可能是我们的十倍。因此我们不能固守，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

他当机立断，决定派人占领制高点。

特务二连连长刘景余是杨家铺人，对周围的地形非常熟悉，他也建议队伍向北部山地转移。

接下来，队伍立刻集结，向皈依寨、潘家峪方向转移。

地委书记丁振军带一个班冲向马蹄山；军分区卫生部部长兼政委王少奇和特2连连长刘景余带兵冲向毡帽山；宣传部副部长吕光带着四连冲向马蹄山西面的西城山。

但是敌人对周围的地形肯定事先做过了解，已经做了周密安排。

向潘家峪、毡帽山、马蹄山、西城山等制高点突围的部队要么被堵住，要么短暂占领后被迅速包围。

敌人已经把所有制高点控制，即使没有控制的制高点，也是敌人有意留下的，在周围部署了重兵。

严峻的形势下，周文彬只能改变占领制高点的策略，决定分头突围。

他做了最坏打算，不再希望全身而退，冲出去多少算多少。

想到此，周文彬表情严峻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形势非常严峻，立刻烧掉所有的文件，彻底轻装，准备突围，跟敌人决一死战。”

一时间，杨家铺燃起熊熊大火，机要人员和干部们守在火堆旁，将一沓一沓的相关文件、一捆一捆的边区货币，以及他们的一本本笔记，都相继投入火中。


文件烧了很久，干部战士们守在周围，眼看着全部文件化为灰烬，他们才离开。

但是还没有走出院子，一颗颗子弹呼啸着向他们飞来……

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高风亮节，虽死犹荣。

战士们非常英勇，他们一次次冲向山口，一次次被敌人猛烈的火力打回，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向他们射来，山坳里到处都是战友是遗体。

激烈的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再打到下午。

下午4点左右，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我军所剩无几。剩下的人明白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只希望能够多杀死一个敌人。

他们相互提醒着：留下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不让敌人俘虏。

有的把打空的手枪埋了起来，有的把长枪用石头砸碎，很多人手中紧紧攥着仅存的一颗手榴弹，平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

残忍的日军，手握着精良的武器，肆无忌惮击杀着抗日军民。

宣传部长吕光和爱人喻芬倒下了，行署专员兼军分区政委丁振军倒下了，区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也中弹牺牲。


特务连连长刘景余的部队，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将小部分边区干部输送出去。

这时候他只要带着战士们继续向前，就能化险为夷，没有人指责他，他甚至还可以成为功臣。

但是刘景余却没有那样做，他牢记自己的职责，要保护首长和干部们。

于是他厉声地对“同志们，咱的任务是什么？”

战士们不约而同地回答：“保卫机关，保卫首长。”

他欣慰地看着战士们，果断下达命令：“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勇敢地杀回去！”

战士们没有片刻犹豫，他们端着大枪转过身，朝原路冲去。

占据了制高点的敌人将密集的子弹射向这些视死如归的战士，刘景余身负重伤倒下了。

但是他仍旧趴在地下，忍着剧痛，向敌人射击。

最后时刻，他右手捂着腹部，眼中充满怒火，昂首站立了起来，振臂口号。

这时候，三名日军同时开枪，这位勇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慢慢地倒在家乡的热土上。

下午5时许，枪声终于停止，惨烈的战斗画上了句号，山坳里到处都是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让人喘不过气来。

山坳里悄无声息，死一般寂静，只有苍鹰和野狼闻到了血腥味来到这泣血的战场。

面对几倍于自己的日军，我军临危不惧，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浩然正气歌。


但由于敌众我寡，周文彬、李杉、吕光、丁振军、王少奇、刘景余、马岭甫、魏重等430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

最后，只有120余名干部战士成功突围，这就是抗战以来冀热边地区惨烈的杨家铺突围战。

关于日军的伤亡人数，我军记载是300多人。

日军自称只有2人，显然不可能；尽管敌人人数占绝对优势，又有机枪和大炮，还占据了制高点，但激战十几个小时，也不可能只伤亡2人，除非他们个个身穿防弹衣。

据经历过此战的老战士回忆，作为头等主力参战的冀东12团特务2连，每名战士配备25发子弹、4枚手榴弹，这已经是顶配了。

手榴弹只能敌人接近了使用，25发子弹又能打多久？

我军作战人员一共300来人，子弹不到1万发。

杨家铺战斗非常悲壮，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爆发战斗的地区，距离敌占区唐山只有几十公里，在敌人眼皮底下如此大规模的会议，本身就有失误。而且在警戒上也有过失，没有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