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是党史上赫赫有名的“军神”。

毛主席评价他是“一条龙下凡”；陈毅元帅评价他是“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邓小平也说他是“伟大的军事家，军事造诣在国内屈指可数”。

从一系列开国元勋的高度评价态度中可见，刘伯承元帅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突出的贡献和杰出的地位。

早年的刘伯承在同盟会人熊克武麾下出任混成第2旅第1团团长。尽管民国时期不少雄踞一方的要员，按组织关系都算得上是同盟会中的一员，但由于民国中央集权力量并不强，对地方没有太强的约束能力，所以很多地方就出现了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军阀割据局面。

而刘伯承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也成为旧军队中的一员。

不过要说的是，刘伯承此时虽效力于旧军队，但他淡泊名义、不嗜酒色，与当时旧军队军官有着很大区别，因此，他带出来的队伍战斗力极强，常常打出神级一般的战果。就比如在曾经的杜家岩之战中，一仗打得实力雄厚的杨森只剩孤家寡人，最夸张的时候，居然还发生了几十个人便缴了上万敌军的械。

也恰恰是因为他怀着一颗救民于水火、救民族于危亡的心愿，因此，刘伯承经此一战后声名鹊起并愈战愈勇，其大名也随之传播开来，便由此逐渐结识杨闇公、吴玉章等早期共产党人，后来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之下，刘伯承加入了共产党，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同先上军校再到战场进行实践的林彪不同，刘伯承则是有着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并且在他赴苏学习前，他还是一军之长，军衔、职级亦非林彪可比。
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来后，此时的中国革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革命不再完全迷信唯“城市暴动论”一说，而是把力量向着敌人统治薄弱的各省交界地带转移，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刘伯承虽然有留苏经历，并且深受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影响，但与博古、王明等人不同的是，刘伯承很注重思考，尤其在军事方面，即便战事紧张的时候，他也一刻也不停地把兵书拿到手上反复通读。

尽管刚开始在宁都会议上，升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投出了反对毛路线至关重要的一票，后来又发文抨击“游击主义”，但要看到的是，此时的刘伯承毕竟深受苏式教条的影响，短时间内自然无法摆脱这个桎梏。

当然，对于刘伯承对待游击战的态度，党内其他同志也不少的看法和意见。

例如，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就曾不无愤怒地表示：“按他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么子打？”

毫无疑问，林、彭二人是支持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的游击主义路线的，但对于刚从正规军校毕业归来的刘伯承来说，这种在运动中不断消耗、打击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术，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

所以，一开始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到底贯彻正规打法，还是游击打法，红军内部是有着很大分歧的。

最后的分歧大家也都知道了，在博古、李德的裹挟下，红军不得不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时，李德还意欲派出红三军团进攻重兵驻守的南丰。

对于李德的一通胡乱指挥，刘伯承虽刚开始笃信苏式经验，但面对敌我悬殊的力量，以及多年军旅生涯，实际上他也是强烈反对攻打南丰的。
只可惜，博古、李德并没有听进去这位红军总参谋长的谏言，使得红三军团损失惨重，以至于彭德怀愤怒怒斥道：“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在瞎参谋。”

性烈如火的彭德怀自然不知道背后的实际责任在李德等人头上，可由于刘伯承顶着红军总参谋长的“大帽子”，所以这笔账自然而然被记在了他的头上。

虽然后来刘伯承在与毛泽东的相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刘伯承被打上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标签。

不过，“教条主义”标签一旦被打上就很难摘除了。刘伯承或许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再次会因这个标签走上一条完全迥异的人生道路。

1950年新中国准备筹措一所军事类院校，刘伯承获悉后坚决辞让总参一职，并向中央申请挂帅操办。

刘伯承之所以不愿就任总参而愿意去组建军校，一者是因为他年事已高，身体长期备受病痛折磨；二者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并不想趟政治上的各种浑水。

所以，刘伯承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后，他便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建校方面。

由于当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所以学院几乎从课程、课时、作息时间等各方面采取苏式，甚至军事学院还聘请了不少苏联人执教。
两国关系好的时候，这倒也无可厚非，可是一旦中苏关系恶化，所有的事情就变味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渐恶化，斗倒“苏修”就成为那个时代的一根主线，当然，来自苏联的东西也难以逃脱被高高举起重重砸地的命运。

在这种形势之下，党内刮起了一股“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作为留苏归来的军事干才，且又是仿照苏联模式一校之长的创始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自然未能避开这个巨大的政治漩涡。

1956年，军事学院一个学员和战史系教授主任蔡铁根，给中央写信举报军事学院内部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

随后，彭德怀等人在实地考察后，撰写了一份《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

在这份汇报中，彭德怀肯定了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问题所在，但在汇报中有一段非常致命的话：

“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作为职业军人，尽管刘伯承对政治并不是特别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刘对政治不够敏感。

恰恰相反，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刘伯承此时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他在养病期间，不断向中央自我检讨陈情。

到了1958年运动进一步扩大，为此，这一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由彭德怀主持，1000多人参加。
在这50多天的会议中，批判的主要就是军事教条主义，彭德怀直截了当指出问题症结所在。

这个时候的刘伯承已经意识到了事态非常严重，他请辞了军事学院院长和政委的职务，并试图把责任都揽入自己身上。

尽管此时刘伯承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但仍旧坚持在旁人的搀扶下来到怀仁堂会上台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检讨，边做检讨边忍不住洒下泪水。

至此，在“反教条主义”中，刘伯承安然过关。

但令人可惜的是，自从1958年刘伯承被剥夺军权后，虽然他没有完全离开军队，但实际上后来基本被束之高阁了，一代名将就此走完了自己的光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