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继续向库尔卡开进，阿丹的师指设立在那里。在路上，阿丹在回想当天战斗，突然想起一个痛苦的老问题：装甲步兵。这是一个已知的问题，阿丹在装甲兵司令的任上，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从装备、武器、人员质量一直到作战条令和训练，准备一揽子解决。他已经开始着手做了，但困难重重，主要问题在于以军的基本战略思想和部队建设的优先顺序。

以军中有三类步兵。最精锐的是伞兵和侦察兵，只有志愿者才能当伞兵和侦察兵，还有相当于军垦的纳哈尔（希伯来文，意为青年先锋战斗队，在边境建立和保卫定居点）士兵。其次是戈兰尼旅，兵员素质稍低一点，但为了加强战斗力，尤其是增加具有军士潜质的士兵，戈兰尼旅依然相当精锐。第三类是装甲步兵，理论上兵员素质和戈兰尼旅大体相同，但有军士潜质的士兵要少一些，实际上属于以军步兵中最不受重视的。


在装甲兵作战序列里，装甲步兵和坦克一起作战，但是装甲兵指挥官的精力大多集中在坦克和坦克兵，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坦克更加复杂，更加昂贵，最重要的是，战斗力也要强大得多。坦克是装甲集群的核心，所有配属力量都围绕这个核心，包括装甲步兵。但阿丹认为，降低装甲步兵素质要求是不对的。在以军基本战略中，机动的装甲力量用作尖刀，冲在前面，直插敌人纵深。他们面对的战斗更加激烈，在战斗中更加活跃，事实上承担主要战斗。另一方面，最精锐的伞兵通常留作战略预备队，只在最关键的方向和战斗中投放出去，而且通常远离前线，深入敌后防守空虚的地方。换句话说，伞兵通常并不伴随作为地面作战主力的装甲集群作战。于是就出现一个悖论：地面作战尖刀力量的关键伴随战斗力量素质较低，但最精锐的伞兵反而留在后方，即使使用也只是与装甲部队在战役层面上配合作战，而缺乏战术层面上配合的相关训练。


当然，反对意见也有很多。有人说，装甲兵的重点天生就是坦克，这是火力、机动和防护的完美结合，配属作战的装甲步兵的素质好坏感觉不到。另一方面，伞兵必须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战斗，所以需要更高素质的兵员。这虽然没错，但是没有回答地面作战的主力得不到精锐步兵的直接支援的问题。


此外，步兵遴选的现状也与1948年后以军的历史有关。在50年代，阿拉伯人经常对对色列越境袭击，以军也以牙还牙，不仅伏击，还接连投入一系列越境报复袭击。伞兵作为精锐步兵在这些伏击和袭击中承担主要作用，打出了荣誉，在军中获得崇高地位。其结果是，伞兵有权挑选最高素质的兵员。正是由于这样的传统，还有保守的惯性，使得改变观念和调整资源分配很是困难，尤其在兵员素质方面。


阿丹决定，要把装甲步兵也按照最高标准训练，使得装甲步兵也成为精锐兵种，适合装甲作战的需要。这首先要打破军中成见。在伞兵之外，坦克兵就是以色列陆军中的天之骄子，所以装甲兵的编制里不乏优秀人才。阿丹决心打破常规，把本来应该成为坦克兵的新兵转入装甲步兵，把资深老兵和具有军士潜质的优秀士兵组建成装甲步兵连，还动员了一些坦克军官调任到装甲步兵部队去充实指挥。这正是装甲兵在六天战争余辉中金光灿灿的时代，优秀的年轻人蜂拥而来，但大部分加入装甲兵的人都是想当坦克兵，其中一些新兵对最后当上了装甲步兵而不是坦克兵大失所望。一开始，他们以为哪里弄错了，开始用“关系”帮助调到坦克兵，但都没有成功。阿丹决心要把装甲步兵打造成精锐兵种，在观念和素质上彻底改造装甲步兵。


这也是引进美制M113“泽尔达”装甲运兵车的时代。以军装甲步兵的主力战车还是1941年设计的半履带车，“泽尔达”则是60年代才投入使用的新型装甲车。这种铝制装甲车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设计，在60年代投入越南战争中使用后，一直占据美国陆军装甲车辆的半壁江山，M2“布莱德利”步兵战斗车服役后，依然在大量使用。M113总产量超过80000辆，是战后最高产的装甲车辆，一向以数量巨大著称的苏联装甲车辆也没有在产量上可以望其项背的。M113的铝制装甲不仅重量轻，还具有足够的防御轻武器和炮弹弹片的能力。不过M113号称具有两栖能力，实际上只是在泥沼、水稻田里使用，顶多在小河或者池塘里玩，在苏伊士运河这样的大江大河上浮渡是不行的，弄不好就进水沉没了。M113在以军的代号“泽尔达”。


与半履带车相比，“泽尔达”在三个方面更加优秀：装甲防护，机动性，可靠性。半履带车是敞开的，所以很怕炮击。“泽尔达”是全封闭的，顶盖可以打开，供步兵探出观察或者用轻武器射击，但在遭到炮击的时候可以关上，防护性不言而喻。在压上地雷时，“泽尔达”也能对车内步兵提供良好的保护。半履带车尽管越野性能比普通十轮卡车要强，但两个前轮是普通车轮，在恶劣地形上速度很慢，或者根本不能通过，在软沙中尤其如此。在六天战争以前，半履带车和同为二战年代的 “谢尔曼”坦克还能匹配，两者速度都较慢，可靠性不怎么样。然而，以军开始使用更先进的英制“百人队长”和美制“巴顿”坦克之后，半履带车就无法跟上了。“泽尔达”则是全履带式的，发动机强劲有力，机动性和速度良好，通过性比半履带车好得太多。事实上，“泽尔达”的速度比坦克还快。在可靠性方面，全新设计的“泽尔达”与老旧的半履带车更是根本无法相比


尽管“泽尔达”的优点突出，阿丹试图大量装备“泽尔达”遇到两个困难：1、“泽尔达”比半履带车要昂贵得多，必须仔细权衡，不与坦克争夺经费；2、前任装甲兵司令塔尔出于不同的装甲作战理念，强烈反对大量装备“泽尔达”。塔尔现在国防部主持新型坦克的研制，但对装甲兵还是有很大的影响。阿丹和塔尔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合，在装甲步兵问题上分歧尤其严重。


阿丹认为，装甲步兵应该在车上作战，在机动中作战，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下车作战。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装甲集群的速度、防护和突击力。塔尔的观点则是装甲步兵以下车作战为主，在车上只是为了跟上坦克。有意思的是，半履带车和M113装甲运兵车都是美国陆军研制的，美国陆军从二战开始也广泛使用装甲步兵，但美国陆军条令规定，M113只是用于把步兵运到离目标尽可能近的地方，然后下车，徒步作战，这实际上是装甲巴士的做法。欧洲很多国家的陆军也是这样的观念，比如英国和法国。


但以军的装甲步兵概念是革命性的。从西奈战争开始，以军装甲步兵不仅要下车徒步作战，也要乘车作战，士兵手中的轻武器从行进的半履带车上凶猛发射，有效地压制了试图伏击坦克的敌人步兵。以军为了能乘车作战，还把机枪和其他武器装上半履带车。最初的M113是没有车顶机枪的，是以军把机枪装上了“泽尔达”，后来也成为美国陆军和其他国家的标准做法。


坦克战以机动性为特征。战场上不是到处都坚固设防的。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复杂地形上的坚固设防阵地，很难在行进间突破或者占领，只有用徒步步兵攻击。坦克通常绕过这些阵地，或者从阵地的狭窄正面突破，然后穿插到敌后纵深。敌后通常没有坚固设防，这里是交战双方最可能打机动战的地方。在战斗过程中，每一方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立脚点，用徒步步兵或者装甲步兵夺取关键阵地。但这些匆忙建立的立脚点没有坚固设防，因此容易被车载步兵压制住。即使步兵下车徒步作战时，半履带车或者装甲运兵车并不撤走，而是留在战场，用机枪支援下车步兵作战。传统上单纯作为装甲巴士的话，装甲车是要在放下步兵就后撤到安全距离的。


这样乘车作战的薄弱环节在于，装甲车一旦中弹，车内人员伤亡很大，这是皮薄馅大的典型。塔尔反对乘车作战，反对采购“泽尔达”，就是因为装甲车无法提供足够的防护。这引出一个坦克火力的基本问题。


装甲和穿甲永远处于竞赛中。传统上，穿甲一直占上风。防护更加优秀的重型坦克一出现，马上就有穿甲威力更大的穿甲弹或者反坦克导弹出现，足以反制新型坦克的防护，防护的优势通常是短命的。单纯靠增加装甲防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和更加先进的战术相结合。高度的机动性和敏捷性使得装甲运兵车能够迅速开出敌人的火力覆盖区，高速发射的火力使得车载步兵能压制敌人火力，阻止敌人的射击。乘车作战的目标是在坦克和炮火支援下，把快速机动和加强的火力结合起来，用震撼力压倒敌人，打垮敌人的战斗意志。如果目标是复杂地形上的坚固设防阵地，乘车作战就不现实，需要下车作战。在战场上，如何决定是否改乘车作战为下车徒步作战，在什么时候，这只能由指挥官根据具体需要来决定，要看敌人的实力和抵抗情况。这也是装甲步兵战术的一个重要部分。


另一方面，装甲车的作用不是取代坦克，而是补充坦克的不足。两者在性能和特点上互补，直接比较两者的火力和防护没有意义。十月战争凸显了坦克的脆弱。步兵装备反坦克导弹后，有效地消除了步兵与坦克之间的火力差距。坦克的火炮和同轴机枪射界是有限的，尤其是高低射界。车顶机枪的射界更大，但射手暴露在炮塔之外，丧失了装甲保护，很容易遭到敌人轻武器火力或者炮弹弹片的杀伤。步兵火力则较少射界问题。另一方面，坦克兵只能从车内狭小的潜望镜视界里观察外界，对于外界的声响动静更是一无所知，很容易遭到隐蔽步兵从有利阵地上发动的偷袭。装甲运兵车则不一样，在设计上就考虑到车载步兵向四周观察和射击的需要，可以向四周同时观察和射击，也可以在某一威胁最大的方向上集中观察和射击。在武直成为坦克重大威胁的现代战场，装甲运兵车的观察和火力反应优势对于保障坦克作战更加重要，装甲运兵车或者步兵战斗车上的高射速中小口径火炮对于压制武直也比坦克炮更为有效。当然，装甲车本身也要与时俱进，适合新条件下的战场需要，增强装甲，抵御敌人装甲车的火力，并加强远程和精确火力，取得压制战场上越来越重要的武直的能力。


塔尔倒是不一概反对装甲车的概念，而是主张研制配备强大火力和装甲的重型装甲运兵车，在火力和装甲上与坦克相当。塔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装甲步兵提供足够的防护和战斗力，才能把装甲步兵和坦克有效地混编，互相支持，而没有战斗队形中显而易见的短板。塔尔在领导以色列研制“梅卡瓦”坦克的时候，充分体现了这一思路。“梅卡瓦”坦克一反传统坦克设计的原则，把坦克与装甲运兵车作为一个整体设计，而且最大限度地突出防护。“梅卡瓦”坦克的发动机前置，这样不仅在前向提供额外防护，还空出后舱。这后舱平时可以用于存放弹药，尾门打开后还便于快速补充弹药，比传统的从炮塔开口里补充弹药要更加方便、快捷。在紧急情况下，后舱也可用于运兵，包括运送步兵或者伤员。“梅卡瓦”系列已经从I型发展到IV型，可算是世界上最重型的装甲运兵车了，火力和防护空前强大，代价是重量和成本，只有以色列使用。这是最符合以军装甲战思想的坦克，从“梅卡瓦I”型在黎巴嫩战争中成功地使用以来，以军再也没有考虑过使用其他坦克，哪怕像大名鼎鼎的德国“豹II”或者美国M1“艾布拉姆斯”。


但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泽尔达”的成本、维修和运作成本大大高于半履带车，以色列无力负担大量装备所需的投资。不过与塔尔概念中的重型装甲运兵车相比，“泽尔达”还是价廉物美的。事实上，在“梅卡瓦”成为以军主力坦克之后，“泽尔达”反而以更大数量装备，至今仍在以军中使用。“梅卡瓦”没有得到其他国家采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成本缘故。在十月战争时代，“泽尔达”则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梅卡瓦”，而半履带车则相当于现在的“泽尔达”的角色。


事实上，在“梅卡瓦”和“泽尔达”两个极端之间，还有第三选择。苏联没有大量装备相当于M113的履带式“纯装甲运兵车”，但研制了BMP-1步兵战斗车（简称步战）。这是在装甲运兵车基础上，大大强化了火力，装备了一门73毫米低压炮和“萨格尔”导弹。73毫米低压炮具有较大的弹丸和威力，但后坐较小，代价是弹道相对弯曲，射程和精度较低，适合用于反步兵作战。对于坦克和装甲车辆，BMP-1的“萨格尔”导弹更加有效。德国则研制了“黄鼠狼”步兵战斗车，采用了相当于“超级重机枪”的20毫米速射炮，没有车载反坦克导弹，但加厚了装甲。BMP-1和“黄鼠狼”相比较，前者的反坦克能力更强，但后者的反步兵能力更强，这是因为20毫米速射炮的火力密度和持续性更大，炮塔旋转和瞄准更迅捷，适合用于压制突发软目标，加厚的装甲则增强防护，在还没有压制住敌人步兵火力时增加抗打击能力。作为装甲步兵的载车的话，实际上“黄鼠狼”更加适用，因为装甲步兵是配合坦克作战的，坦克本来就是最好的反坦克平台，伴随坦克的车载步兵的反坦克能力要求不必过于强调。BMP-1进化到BMP-2时，思路向“黄鼠狼”靠拢，取消了反坦克导弹，改用30毫米速射炮。但时代不同了，步战不仅要压制敌人的徒步步兵，还要反制敌人的装甲步兵，如果不能可靠击穿敌人坦克的话，至少需要能可靠击穿敌人的装甲运兵车和步战，所以还是需要较强的反装甲火力。BMP-2发展到BMP-3时，火炮口径增加到100毫米，不仅反步兵威力大大增加，还具有发射炮射导弹的能力，反装甲能力也足够强悍，远远超过随着小口径速射炮同步增强的主流步战的装甲防护能力。美国M2“布莱德利”是在BMP-1和“黄鼠狼”之间的进一步优化，不仅装甲足够抵御RPG的攻击，25毫米速射炮的威力和射程都超过“黄鼠狼”的20毫米炮，车载的“陶”式反坦克导弹则具有第一流的反坦克能力。事实上，不管是BMP系列、“黄鼠狼”还是“布莱德利”，步战更加接近阿丹概念中的装甲运兵车，但在十月战争时代，以色列没有这样的条件，不可能装备苏制的BMP-1，而“黄鼠狼”不仅成本太高，也在1971年才刚刚开始装备德国陆军，赶不上以军换装半履带车的时间要求，80年代才列装的“布莱德利”当然更不可能了。在以色列装备“梅卡瓦”坦克之后，列装步战也不再有必要，所以以军依然保留大量的“泽尔达”，但从未装备步战，老式坦克改装的步战除外。“泽尔达”用作纯运输车辆比步战更有效，这也是以军保留大量“泽尔达”的重要原因。


在阿丹担任装甲并司令的时代，“泽尔达”是最好的选择，不光提供了比半履带车更好的防护，也因为机动性和速度与新一代坦克相容，适合更有效地配合坦克作战。“泽尔达”还有足够的火力、机动和防护方面的升级空间，在各国军中长盛不衰就是例证。


最后，阿丹的建议被接受了，以军开始采购“泽尔达”装甲运兵车，第一批“泽尔达”在消耗战期间交付以色列。以军需要时间来熟悉和适应，制定新的作战条令和维修手册，培养教官，最重要的是，要整合到战术使用中。典型M113是不带车顶机枪的，以军自行加装，有时甚至加装两挺机枪，可以同时向不同方向射击，这个做法以后为各国采用。时任总参谋长海姆·巴列夫要求把“泽尔达”立刻投入运河前线的消耗战，所以列装过程很快。


兵员素质和新装备只是开始，真正的困难来自作战概念。塔尔出任装甲兵司令的时候，他消了装甲步兵军官学习坦克战的课程，而是把他们派去学习时间更长的普通步兵课程。这和他对装甲步兵的概念是一致的，不需要乘车作战，应该下车作战。结果是，装甲步兵乘车作战的动力和能力开始下降，要过很多时间，装甲步兵军官才恢复坦克战的课程。


由于装甲步兵需要熟谙乘车作战和下车作战两种模式，装甲步兵必须接受两种模式的训练，这意味着更多的训练科目和更长的训练时间，也意味着在同样的服役期间里，能够实际用于作战部署的时间缩短。在以军中，装甲步兵的训练时间和普通步兵完全相同，而普通步兵只需要训练徒步作战。阿丹与最高司令部反复斗争，希望争取更多的训练时间，更多的训练资源，最后都无果而终。最高司令部的立场依然是：装甲步兵应该侧重机动装甲作战有关的内容，难度更高的步兵战斗（比如夺取坚固防守的阵地或者巷战）还是留给步兵或者伞兵。步兵与装甲战斗训练脱节的问题在后来的苏伊士城战斗中体现出来，但教训不用鲜血来换，似乎就不成教训，要吃了苦头才能记住教训，这在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的。


塔尔对装甲步兵的影响还不止于此。由于以色列只可能维持一支较小的常备军，而坦克是无可置疑的地面作战主力，已经升任副总参谋长的塔尔建议裁撤装甲步兵，把兵力和资源更加集中到坦克，只有兵员较为充裕的预备役才配备装甲步兵。这正好是以色列推动缩减征兵制的时候，达杨和塔尔都赞同，并指责持反对意见的高级军官没有看清大局，不理解社会、经济因素实际上是国防的根本。既然军队要缩小，进一步把兵力和资源集中到尖刀上，这似乎是资源紧缺时最优配置的好办法。但常备军是预备役的种子，常备军中取消某一兵种或者专业的话，必然导致有关业务的荒疏。对于装甲步兵来说，取消常备军装甲步兵也将实际上扼杀正在进行的改革。


尽管有很多困难，阿丹还是尽力推动以军装甲步兵改革，但改革只触及少数常备军装甲部队，预备役的改组和装备刚刚开始，十月战争就爆发了。在面对埃军空前猛烈的反坦克导弹和炮火时，以军装甲步兵勇敢地冲上前线，但装备依然以老旧的半履带车为主，只有不多的“泽尔达”。


现在第二天的战斗结束了，在赶往师指的路上，阿丹在想，真是不幸，引进“泽尔达”的速度放慢了。所幸还是有这么几辆，可以担任前方侦察，保护侧翼，甚至在战斗中分发油料和弹药。这时无线电里呼叫，晚上2000小时在南方司令部指挥部有会议。


阿丹是后来才得知10月10日在其他师和南方司令部指挥部里的事情的。在马根的阵地上，以军在前一晚上发现，埃军突击队从阻击阵地消失了，于是乘机再做了一次努力，终于和布达佩斯哨所打通了联系。在沙龙的阵地上，以军清扫了哈姆塔尔的阵地，撤下来在前一天战斗中留下的伤员。拂晓时分，在炮火掩护下，海姆旅的5辆坦克和4辆装甲运兵车前出，但马上遭到“萨格尔”反坦克导弹的攻击，3辆坦克中弹，只得放弃行动，向锡安那撤退。在沙龙的南翼，图维亚旅接替阿姆农旅，但在交接过程中出错，阿姆农旅在泰里维奇亚的部队在图维亚的部队到达之前就撤出了，结果被埃军钻空子，重新夺占了泰里维奇亚。进一步向南，埃军再次试图向拉斯-苏达尔进军，但这次他们被尤雷公路上一支小部队打退，然后空军把他们消灭了。亚伯拉罕旅试图在诺斯塔附近打通炮兵公路，但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