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印刷机的发明和中部欧洲印刷术的发展，不知不觉组建了史无前例的信息网络，宗教改革因此如火如荼，并催生了近代欧洲的各种革命。印刷业与天主教、新教的分布密切相关，是幽而不显的秘线。


两个网络改变了早期现代社会，伊比利亚的发现者和征服者网络是其中之一。
同时期的中欧，新技术的革新助推了一场巨大的宗教政治分裂，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宗教改革，与此同时，新技术也为之后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许多与宗教改革初衷背道而驰的运动铺平了道路。




印刷厂与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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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印刷术早早的就在中国产生了，但这项技术诞生后，却没有一个中国印刷商能达到约翰内斯·古登堡的成就，那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经济产业——印刷业。


1446年到1450年，古登堡在德国美因茨建造了他的第一台印刷机。这种新型的活字印刷技术很快在德国风靡开来，并以美因茨为中心向外扩散。



古登堡印刷机


因为印刷品的运输成本高，所以最经济的方式是本地有多台印刷机，而不是一台集中生产。到1467年，乌尔里希·哈恩在罗马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6年之后，巴塞罗那的印刷厂也在海因里希·博特尔和乔治·冯·霍尔兹的推动下建立了。1475年，汉斯·伍斯特在摩德纳开始了印刷业务。1496年，离纳斯里德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穆罕默德从阿尔罕布拉宫退位，将执政权交给斐迪南一世和伊莎贝拉女王仅4年，汉斯·皮涅茨和梅纳尔·温加特就在格林纳达建立了一家印刷厂。


到了1500年，瑞士、丹麦、荷兰和德国的许多城市都采用了印刷术。英格兰一开始有些落后，但后来迎头赶上了。1495年，英国只出版了18本书。到了1545年，随着15家印刷厂的建立，每年印刷的书籍已达119本。而直到1695年，全英格兰70多家印刷厂一共印刷了2092种图书。

 

如果没有古登堡，如今著名的马丁·路德可能也只是下一个扬·胡斯——一个被教会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异教徒。



宗教改革的发起者马丁·路德


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以下简称《论纲》），原本是1517年10月31日致美因茨大主教的一封信，内容是对售卖赎罪券等腐败行为的批判。我们不清楚马丁·路德是否在德国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上也张贴了一份《论纲》，但是这件事情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种公开的方式在那时已经过时了。


几个月后，《论纲》拉丁文原文的不同版本就在巴塞尔、莱比锡和纽伦堡被印刷出来。1521年，当路德被《沃尔姆斯法令》正式宣判为异教徒时，他的著作已经传遍了欧洲的德语区国家。路德随后跟艺术家卢卡斯·克拉纳赫和金匠克里斯蒂安·德林合作，他们不仅彻底改变了西方基督教，也改变了传播本身。


在16世纪，德国印刷厂印刷了近5000个版本的路德的作品，还有3000个版本有他参与的出版物，比如路德版德语《圣经》。在这4790个版本中，80%是德语，剩下的则是教士精英们的通用语拉丁语。


印刷业的发展在宗教改革的胜利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500年，那些至少有一个印刷厂的城市与没有印刷厂的城市相比，更倾向于新教，但是拥有多家相互竞争的印刷厂的城市最有可能皈依新教。

印刷出版业的大发展被理所当然地称为“人类历史上无法逆转的决定性时刻”。宗教改革掀起了一股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浪潮，它从具有改革思想的神职人员和学者传播到城市的精英人群中，最后目不识丁的农民也参与其中。


先是整个德国，随后是欧洲的西北部都进入混乱的改革状态。1524年，农民起义全面爆发。1531年，新教徒的数量已经足够组成一个联盟（称作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来对付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


尽管反抗以失败告终，新教徒还是在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1555年）之后，顽强地在各个地区将宗教改革继续下去。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们确立了“教随国定”（德国法学家约阿希姆·斯特凡尼于1582年提出）的核心宗旨，这让君主和王侯们有权决定他们的臣民是信奉路德教还是罗马天主教。


然而，宗教冲突继续激化，并在三十年战争中再次爆发，这场冲突让中欧人口损失惨重，也让中欧成了藏骸之所。

在旷日持久的血腥冲突之后，欧洲的君主们才重新获得了新教地区的执政权，但是他们的权力远不如从前的教皇。审查制度仍然存在，但并不完善，就连最异端的作家也能找到印刷他们作品的渠道。


特别是在欧洲的西北部——在英格兰、苏格兰和荷兰共和国——事实证明，罗马天主教的重建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教会在使用长期以来一直擅长的传统的残酷折磨和惩罚之外，还利用起了改革所使用的技术和网络策略，也依然无法成功。



天主教与新教的分布

 

为什么新教徒对镇压如此抵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新教徒的数量在北欧激增时，新教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适应能力极强的网络结构。


玛丽一世执政时，英格兰新教徒遭受严重迫害。一些文学作品，比如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ActsandMonuments），就记录了这段时期的艰苦与磨难。


福克斯书中描写的377名虔诚的新教徒，或与他有书信来往，或在福克斯的信件或在其他消息源中出现过。可以看出他们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关系网络，网络的中心就是几个关键人物：约翰·布拉德福德、约翰·凯尔利斯、尼古拉斯·里德利和约翰·菲尔波特等殉道者。


而之后，该网络（按照中介中心性排序）前20个关键人物中至少有14个被处决了。这大大降低了幸存者之间的联系，但是并没有摧毁整个网络，因为剩下的都是具有较高中介中心性的人，包括奥古斯丁·贝尔纳和威廉·蓬特在内的信使或资金赞助者，他们替换了原来的关键位置。


16世纪，亨利八世为了休妻另娶，利用宗教改革与罗马教廷反目；而他与原凯瑟琳王后的大女儿则致力于推翻宗教改革，却徒劳地无疾而终，可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象征16世纪等级制度的危机了。




 



宗教改革时代的亚欧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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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随着欧洲的探索和宗教改革遭受严重的中断，一个等级制度的世界开始形成。


中国的正德帝和印加的怀纳·卡帕克就是两个独裁君主的代表人物。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王赛利姆一世——就是“冷酷者”赛利姆——征服了马穆鲁克王朝，将领土从阿拉伯半岛扩张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东部，萨非王朝的伊斯玛仪一世统治着如今的伊朗、阿塞拜疆、达吉斯坦南部、亚美尼亚、呼罗珊、安纳托利亚东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北部，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瓦卢瓦、勃艮第和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查理一世，统治着西班牙的阿拉贡、卡斯提尔王国以及荷兰区域。



欧洲崛起前夜的三大伊斯兰帝国


两年后，查理五世继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王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而在罗马，洛伦佐·德·美第奇的第二个儿子，利奥十世成了教皇。法国有弗朗索瓦一世，英国有亨利八世，他们都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在亨利八世的心血来潮之下，英国实行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尽管是支离破碎、前后矛盾的）。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等级制度就是一种特殊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心节点的权力被无限放大。都铎王朝的官方文件包含2万多人的信件，其所展示的社交网络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拥有最高紧密中心性的人是托马斯·克伦威尔（国王的首席秘书、枢密院院长和财政大臣），他有2149名通信者，其次是国王本人（1134人），然后就是他的首席大臣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682人）。然而，国王是最具中介中心性的那一个。

这个等级世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这些帝国和王朝权力的施行具有高度相似性，尽管事实上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之间的联系非常少，如果这种联系存在的话。


“冷酷者”赛利姆一世是出了名的无情，他滥杀大臣，以致“愿你成为赛利姆的手下”成了土耳其人的诅咒。上文提到的亨利八世对他的大臣和妻子同样冷酷无情，而莫斯科大王子瓦西里三世对判处死刑也乐此不疲，尤其是对那些有权有势的朝臣——而且，他跟亨利八世一样，因为第一任妻子没能生下继承人而与之离婚。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国王达维特二世对穆斯林酋长国阿达勒发动了战争，这跟长期以来在地中海沿岸肆虐的基督教与穆斯林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如出一辙。

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在1517年，能够在领土和凝聚力上接近国家地位的帝国、王国和大公国有30多个。其中所有的国家——包括唯一的共和国威尼斯——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通常是一个男人（只有卡斯提尔的乔安娜女王是当时唯一的女性统治者）。一些王位是世袭继承的，而其他的则通过选举产生（但并不是民主选举）。还有一些王位是通过暴力方式获得的，比如朝鲜中宗李怿。


当时国王们的年龄参差不齐，有年轻的（1517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才5岁），有年老的（如活到81岁还是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爵的西格蒙德一世）。有一些统治者有名无实，非常软弱，最有名的就是日本的后柏原天皇，他的实权掌握在幕府将军足利义稙手中。领土相对较小的统治者的权力因地而异，像尚氏统治下的琉球国就相对和平，而像苏格兰这样的地区则饱受战火摧残。


尽管如此，现代社会早期的大部分君主都享有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力——包括对其治下所有人的生杀大权——这在今天，可能只存在于中亚和东亚的少数国家。


尽管相隔千里，成功的亚洲独裁者、16世纪早期最有权势的印度统治者，维查耶纳伽尔桑伽马的国王德瓦·拉亚，其行为举止与同时期文艺复兴下欧洲的统治者惊人地相似，他们都以自己的军事和司法能力为傲，以艺术和文学之士自居。




 



宗教改革与欧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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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早期开始，这个等级制度横行的世界就受到了来自革命网络的双重攻击。来自西欧的“发现者”和“征服者”，利用其先进的航海技术不停地寻找新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向各大洲进发，同时携带着传染病病毒，他们推翻了美洲原有的统治，建立起一个防御坚固的全球网络，缓慢地吞噬亚非地区国家的政治主权。


与此同时，通过印刷机和讲坛传播的宗教病毒——新教教义正在破坏从圣彼得流传下来的教会等级制度。宗教改革的影响最初在欧洲得以体现，而且着实可怕。

1524年至1648年，国家间的宗教战争肆虐。罗马的皇权被成功地颠覆之后，北欧见证了宗教革新的流行：加尔文派和茨温利派改革了路德教，他们反对路德教在圣餐礼中将面包和红酒当作耶稣的血肉之躯进行献祭。


跟早期基督教的内部分裂不同（比如公元4世纪关于阿里乌斯教义的争论，1054年西方和东方基督教的大分裂，1378年至1417年教皇之争等），宗教改革使得宗教的分裂成倍增加：这种分裂确实是其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再洗礼派教徒，他们认为洗礼是一项有意识的、自愿的仪式，因此在儿童时期接受洗礼为时过早。


1534年2月，约翰·伯克森（莱顿的约翰）和扬·马提斯带领的一群再洗礼派教徒夺取了威斯特伐利亚市明斯特镇的政权，在那里建立起我们如今所说的“基督教政体”：一个所谓的基于《圣经》文学而从根本上崇尚平等主义、反传统的神权政体。


他们焚烧了除《圣经》以外的所有书籍，宣称成立“新耶路撒冷”，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同时对耶稣的二次降临深信不疑，凡是不信者一律遭到他们的打击。


在英联邦时期，那些反对英国国教折中路德教和天主教做法的新教传教士形成许多对立的教派，最有名的有第五王国派（以《但以理书》中基督的王国将成为继四大古代君主国之后第五个王国的预言命名），马格莱顿派（取自一名伦敦裁缝的名字洛多威克·马格莱顿，他宣称自己为《启示录》中预言的最后一位先知），贵格会（他们“在上帝的世界中颤抖”），还有浮嚣派（这个名字源于他们的喧闹和所谓的对享乐主义的崇拜）。

那么，宗教改革是一场灾难吗？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的那日以前，改革引发了大量的暴力事件，数字惊人，同时造成了无数极其残酷的死亡。


在不列颠群岛，宗教改革最终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对此有一种最新的解读：这是贝德福德伯爵和清教徒（也就是坚定的新教徒）沃里克伯爵的阴谋，他们都曾因宗教和政治的原因约束过国王查理一世。这种贵族的“秘密集团”对宗教改革的渴求其实并没有控制皇权的欲望那么强烈，他们希望把英国国王变成威尼斯总督，服从于他们的寡头政治。


在1642年之后，“宫廷”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升级为一场内战，并以皇室落败而告终。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处死，英格兰宣布成为联邦，成为一个共和国。



处决国王查理一世


然而，正如经典政治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这个国家不会持续太久。在1653年，新模范军解散了所谓的尾闾议会，奥利弗·克伦威尔成了“护国公”。但这一政体也没存在多久，在1660年5月，也就是克伦威尔去世后两年，新议会就宣布，查理二世自查理一世被处决后就继承了王位。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10万人葬身内战，苏格兰死亡的人数更多，爱尔兰最甚。相比于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爱尔兰遭受了更严重的人口损失，不亚于三十年战争中德国的损失。

宗教改革引发的战争和迫害远不是马丁·路德所预想的。在罗马天主教教徒的眼中，好的方面是，他们反对宗教改革的运动至少阻挡了新教在南欧（也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传播，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以网络对抗等级制度——一个自称“信徒皆祭司”的网络对教皇和圣公会的等级制度发起挑战，这在短期内导致了血腥的无政府状态。


而英国的贵族们则吸取了不同的教训，在詹姆斯二世试图复兴罗马天主教失败之后，他们认为君主的权力应该始终受到议会的制约，通过议会任免权力这一网络应占据统治地位，而宗教“热情”应该尽可能受到英国国教的限制，英国国教在清教主义和“教皇派”之间一直起着媒介作用。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正确性，但是它们都忽视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路德的颠覆性改革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