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着恐怖生物细菌的瓶子消失；感染了致命病毒的实验室老鼠逃跑；野生动物被发现用实验垃圾筑窝；在疫苗试验中的牛多次被送往屠宰场；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免受埃博拉、禽流感等致命病毒传染的装备一再“失灵”……
多年以来，遍布美国的生物实验室发生的数百起实验室错误、安全违规和险兆事件，为科学家、相关人员以及公众带来了潜在的巨大风险。

缺乏监管

曾有媒体发现，在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有超过200个由政府机构、大学和私营企业运营的高级别实验室，从纽约市中心到蒙大拿州的山谷，从西雅图的太空针塔附近到离堪萨斯城的乡村俱乐部广场餐厅和购物区仅几个街区的地方。
美国对于生物实验室的监管通常是分散、秘密进行的，甚至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实验室在“自我监管”，即使研究机构犯下最令人震惊的安全违规行为，联邦监管机构也会为其保密。其中，事故风险最大的当属生物安全3级和4级实验室，这里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危险病原体的研究。然而，这些实验室没有公开的名单，它们的研究范围和安全记录对于大多数负责应对疾病暴发的州立卫生部门来说也不是完全透明的。


在生物安全高等级的实验室中，科研人员会穿着像宇航服一样的防护服，通过管子向防护服内充气，将他们与实验室环境隔离开，使其不会接触到正在被研究的病毒。

2014年，美国联邦实验室发生过一系列安全事故——3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一个实验室将已被致病性H5N1流感病毒污染的禽流感病毒样本寄送给了美国农业部的研究人员；6月，CDC的一个实验室将没有被灭活成功的炭疽菌样本运送到了9个州多达18个实验室，以及一个驻韩美军基地；7月，6瓶天花病毒被发现遗忘在马里兰州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中一个未加防控的冷藏室里。
这些事件曾使得美国召开国会听证会，再次引发立法者呼吁对高级别实验室进行更好的监督。当时有科学家表示担忧：在CDC的著名实验室发现的系统性安全问题，让人们不得不开始质疑在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一切，这些高级别实验室能发生这种事情，那么其它实验室也极有可能。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教授、美国传染病学会前任主席大卫·雷尔曼表示，如果实验室制造的致命流感病毒发生事故，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这些病毒经过专门设计，比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更容易传播。“这是有能力逃脱的东西，我们没有自信能够控制它。”但他也强调，“我们必须找到满意的风险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结合。”因为这些引发安全关注的实验室也是为公众研究发现重要新疗法与疫苗所需的实验室。
在美国的高级别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包括耐药结核病、外来流感毒株、SARS与MERS病毒、鼠疫、炭疽、肉毒、蓖麻毒、埃博拉和马尔堡出血热病毒等。还有一些实验研究的是不为公众所知的“生物恐怖”病原体，比如能引起兔热病、Q热病和类鼻疽病等外来疾病的感染媒介物，还有一些能对农业造成严重打击的病原体，如口蹄疫、布鲁氏菌病和“疯牛”病。
除了实验室的安全事故之外，故意盗窃和滥用致命病原体也是生物实验室的最大风险之一。2001年，美国曾发生过一次“炭疽信”袭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17人患病。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经调查后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学家和炭疽研究员布鲁斯·伊文斯。



阴暗背景

德特里克堡，是一个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镇、距离华盛顿80公里的军事基地，是美国陆军医学研究和物资司令部、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所在地。目前随着对新冠肺炎疫情溯源的迫切需求，许多证据开始浮上水面，这里也走进公众视野，引发着人们合理的猜疑。
美国新闻杂志《政治》曾梳理过德特里克堡的历史。1942年，美国陆军受到日军发动细菌战的“启发”，决定启动开发生物武器的秘密计划，已废弃的国民警卫队基地被选中，次年3月，这里改名为德特里克堡，成为陆军生物战实验室的总部，多个相邻农场被买下，以获得更多的空间和私密性。二战后，因美国拥有了核武器、发展生物武器的迫切性不再那么强烈，德特里克堡的重要性也逐渐减弱。但随着冷战开始，有2件事情的发生让中央情报局（CIA）认为“对手”已开发出一种能控制人类思想的药物和技术，虽然这种推测至今都没有得到证实，但他们仍不惜为了幻想而努力——一件是1949年匈牙利红衣主教约瑟夫·闵真谛在对他叛国罪的审判上，似乎失去自我，讲话呆板，并承认了他显然没有犯下的罪行；另一件是朝鲜战争结束后，许多美国战俘签署了批评美国的声明，甚至承认了战争罪。CIA对于这两件事的结论都是：他们被“洗脑”了。


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内景。2015年3月，美国国防部曾暂停包括这里在内的多个处理生物毒素的实验室运作，来整改炭疽病菌意外运送到美国和世界各地十几个实验室的错误。

1949年春季，陆军在德特里克堡创建了一个超机密的化学团队，任务是寻找有毒细菌的军事用途。与此同时，CIA建立了自己的化学团队，在欧洲和亚洲的CIA官员经常会抓捕可疑的特工，他们试图开发出新的方法让这些人在审讯中违背自我意志，引诱他们说出秘密，甚至操控其承认无中生有的“罪行”。艾伦·杜勒斯是这些行动的负责人，他的精神控制项目最初命名为“蓝鸟”， 1953年又改为其最臭名昭著的代号“心灵控制计划”。
1951年，杜勒斯找到了一名33岁的化学家西德尼·戈特利布，负责系统化搜寻，以找到精神控制的关键所在。戈特利布敦促杜勒斯谈成了一项使CIA和军方“联手”的正式协议，“CIA可以获取陆军开发生物武器中的知识、技巧和设备，为CIA所用。” 利用这一安排，戈特利布在德特里克内部得到了CIA隐秘的一席之地，CIA的化学家与陆军的特别行动小组开始紧密合作。一位对此不知情的科学家多年之后才发现，“他们在我的实验室里运行着其中一个项目，测试心理化学药品并进行实验，但没有告诉我。”
戈特利布不懈地寻找方法来摧毁人类的思想，进行洗脑。他对各种各样的药物组合进行测试，并结合电击或剥夺感官的折磨。在美国，监狱和医院（比如亚特兰大的一所联邦监狱和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的一个成瘾性研究中心）里不知情的人们成为受害者。在欧洲和东亚，秘密禁闭中心的囚犯成了实验品，其中建在德国克朗伯格镇一栋前别墅地下室里的禁闭中心，可能是CIA第一个秘密监狱。


近几年来，弗雷德里克镇不断有居民提起集体诉讼，指控政府对在德特里克堡附近生活工作的人隐瞒信息，不当处理有毒化学品，污染水源，并表示当地社区癌症率明显偏高，但诉讼都被法院驳回。图为正在抗议的居民。

美国政府在人类身上做了最阴森可怖的实验。列克星敦市的7名囚犯曾连续77天接受多剂量的LSD致幻物。在另一项研究中，被俘人员先被注射镇静剂，再服用强效兴奋剂，在他们处于虚弱的过渡状态时接受高温和电击。这些实验摧毁了许多人，造成了不计其数的死亡。给受害者服用的许多药水、药丸和气雾剂都是在德特里克制造的。
“心灵控制计划”实验中最著名的受害者里还有弗兰克·奥尔森，他是CIA的官员，在德特里克度过了他整个职业生涯，知道它最深的秘密。当他考虑退出时，就变成了一个“安全威胁”。他被安排服用LSD致幻物，一周后，奥尔森从纽约一家酒店的窗户跃下身亡。CIA称其系自杀，但奥尔森的家人认为他是被从窗户扔出去的，以防止他揭开德特里克堡中正在酝酿的阴谋。
“心灵控制计划” 在1960年代初以失败告终。戈特利布后来承认：“所有这些活动的结论是，以这种方式操纵人类行为非常困难。” 10年的密集实验让他知道，摧毁人类的思想可以做到，但他全然没有找到在空白大脑中植入新思想的途径。
德特里克堡于1956年更名，戈特利布利用它来作为CIA的“毒库”。他保存了可能引起天花、结核和炭疽病的生物制剂，以及多种有机毒素（包括蛇毒和麻痹性贝类毒素）。他研制了意在杀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毒药。
在此期间，德特里克堡的公众形象已然倒塌，人们对于它关于作物毁灭战等生物战争的研究心存不满。从1959年中到1960年中，抗议者每周在大门口聚集一次，他们在一份声明中写道：“‘防御’的理由并不能合理化大规模破坏和疾病的邪恶。”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不再制造进攻性生物武器，并于次年命令所有政府机构销毁其生物毒素。然而，在德特里克堡戈特利布的仓库中，一批蛤蚌毒素（贝类毒素）留存下来，2个装有近11克毒素的罐子足以杀死5.5万人。戈特利布是美国20世纪最强大的“隐形人”，德特里克是他不可或缺的大本营，在这里上演的不为人知的惨剧和它的秘密仍未完全揭开。

病菌战史

2018年10月4日，《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涉及美国国防部名为“昆虫联盟”的一个项目，该报告的5位作者是来自德国和法国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和律师，他们表示美国国防部有可能在培养进攻性的生物武器。该项目通过让特定昆虫感染病毒，再转移到植物细胞中，改变其遗传基因物质，而不是使遗传物质直接传递到下一代。作者认为这种对于农作物的基因改造机制旨在降低生产率，而不是提高。其中一位直言，“用昆虫作为传播疾病的载体是一种典型的生物武器。”


美剧《血疫》于2019年播出，以1989年埃博拉病毒事件为原型，讲述了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科研人员在猴子身上发现新型埃博拉病毒、防止病毒扩散的故事。图为《血疫》剧照。

生物武器并不止是21世纪的担忧，数百年前人类就已经在冲突与战争中利用被感染的媒介来散播细菌了。有记载的最早生物战之一是在14世纪中叶。还有记录显示，1763年，在庞蒂亚克叛乱期间，被围困在今天匹兹堡的英国军队将染了天花病毒的毯子给了印第安人，造成了“种族屠杀”式的疫情暴发。
一战期间，德国发起过一项秘密计划，让协约国军队的马和牛被感染，据报道，这次使用的病原体是马鼻疽。一战的恐怖使得大多数国家签署了1925年的日内瓦公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然而，日本作为该公约的签署国之一，仍进行了大规模秘密的生物战研究、开发、生产和试验计划，并在二战期间使用了生物武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苏联、美国及其盟国都开始了大规模的生物战及武器研究、开发和生产计划。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缔结并于1975年生效后，这些项目被要求停止并清除，但依然屡禁不止。1979年4月在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发生了一起炭疽杆菌泄漏事件，被称为“生化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
目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有183个缔约国承诺禁止发展、生产和存储此类武器。但由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难以通过核查程序来确认签署国的遵守情况，这类项目很容易隐藏起来，伪装成疫苗工厂和良性制药生产中心。生物武器的制造成本没有核武器高，然而致命的生物武器可能会是赢得战争的“战略性武器”，这也许会诱使一些政权暗中研发生物武器。生物武器发展的程度是高度不确定、很难监测以及量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