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控制重大疫情方面，有太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值得讨论。这篇文章着重分析争论比较激烈的几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认知战争”成为关注的焦点，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首先，死亡数字与发展经济。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痛心的话题。一些学者认为，病毒扩散不会导致死亡率大规模上升，而控制疫情采取的隔离措施，有可能会导致许多企业倒闭，工人失去工作岗位，一些人可能会走投无路死去。
这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计算问题。美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死亡人数增加，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为了确保就业，放松管制，导致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一个老龄化社会。虽然中国普及疫苗接种，为感染病毒降低死亡率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中国社会道德观念或者价值伦理决定了，不会允许病毒肆虐，导致死亡发生。
中国执政者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为了减少死亡率，不惜一切代价。中国湖北一些高龄老人，患有多种疾病，但是，政府从来没有因为他们垂垂老矣，而放弃治疗，而是成立医疗小组，确保这些老人安然渡过难关。这种生命至上的观念，决定了中国绝对不会为了发展经济而导致死亡增加。
第二，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流行病必然会导致死亡。病毒扩散，有可能会使死亡增加。既然把生命放在第一位，那么，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绝对不会允许冰冷的统计数据，掩盖个体的死亡。
诚然，实行严格隔离措施之后，一些人会失去工作岗位，部分群体会陷入绝境，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如果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方案的。可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群策群力，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政府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充分利用大数据，帮助每一个困难的家庭，就能有效地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湖北武汉遭遇突如其来的病毒袭击之后，中央果断决策，采取严格隔离措施，当地政府组织干部党员群众行动起来，充分了解居民的生活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居民克服生活困难。
一些单位从维护职工利益出发，采取特殊的保障措施，确保每一个职工不会因为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而走投无路。
当然，不排除一些地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导致居民生活得不到保障。只要社会各界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克服官僚主义，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及时解决问题。事实证明，在惩治腐败，维护居民切身利益方面，执政者正在努力。
不能因为采取严格隔离措施限制工作和生活，而认为这项措施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在没有有效药物之前，采取严格隔离措施，是控制病毒扩散的有效方案。
采取严格隔离措施，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考验一个城市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如果城市各部门官员尸位素餐，那么，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必将会出现灾难。事实证明，只有广开言路，充分反映人民的呼声，一些官员的腐败违法行为就会大白于天下，反映出来的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第三，在中国能否建立特区，进行所谓的“共存”试验？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确定了，除非是在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或者是在一个独立的岛屿，否则，要想在局部地区进行所谓的实验，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陕西、广西等一些地方医疗卫生预防部门之所以发出通知，要求对来自某个地区的居民实施严格的防范措施，就是因为该地区存在阳奉阴违、不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以所谓“无症状感染者”标准，乱开口子，结果导致病毒扩散。
对于无症状病毒感染者来说，自身的免疫系统可以确保身体健康，但是，如果把病毒感染给他人，很难保证不会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这种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的做法，是一种极端的不道德社会行为。如果把自己的病毒传染给他人，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刑法对此都有明确规定，相信司法机关会追究一些涉嫌放任传播病毒的官员及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四，学术探讨和控制疫情决策之间的关系。学者可以探讨任何学术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必须指出的是，一些学者打着学术探讨的幌子，鼓吹地方政府必须改变现有的“动态清零”政策，结果导致病毒扩散，国家遭受重大损失。
短期来看，放松管制，的确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如果导致病毒扩散，那么，一切将前功尽弃。
在控制重大疫情方面，不能有侥幸心理。地方政府官员必须为自己的决策失误承担政治责任。如果一些学者出于特殊目的，譬如在既得利益集团游说下，以学术研究的名义人为地增加病毒样本，或者以科学研究为幌子召募所谓的病毒扩散者，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而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可以非常坦率地说，外国政府和一些生物制药公司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资助中国的科研人员，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就是要在中国增加病毒感染人数，从而达到销售药品或者病毒疫苗的目的。
中国执法机关必须密切关注中国一些科研人员的科研合作合同。此前南方某大学的科研人员公然违反法律规定，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从事基因重组，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一些医疗机构的科研人员，为了增加病毒样本，要求地方政府改变控制疫情的政策，增加感染人数，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依照法律规定，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采取严格隔离措施与对外开放。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一些地方曾经的做法，已经引起海外关注。美国已经向中国某些地方开放签证。这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非常不幸的是，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合作者，已经帮助他们部分实现了病毒扩散的目的。这说明境外势力为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损害中国人民的健康，不择手段。
中国实行严格隔离措施，短期内，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一些地方经济活动可能会暂时停顿下来。但是，只要能保证人民身体健康，避免病毒持续扩散给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所有这些都是值得的。
美国政府和美国的新闻媒体开足马力，批评中国的隔离措施。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东施效颦，鼓吹中国必须考虑长期采取隔离措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敦促政府放松管制。对于这种现象，中国政府应当保持高度警觉。坦率地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不战而胜”。第五纵队在特殊时期日趋活跃。如果对中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医疗机构的第五纵队缺乏警惕，对一些公职人员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必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国坚持开放不动摇。但是，中国对外开放是在保护中国人民健康前提下的对外开放。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的内政，不会允许病毒在中国境内持续传播。中国某些地方之所以出现严重失控现象，就是因为活跃在中国境内的第五纵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地方党政官员不负责任，从而导致损失惨重。
一些实施严格隔离措施的社区，由于居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他们反对实施隔离措施。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应当予以充分理解，政府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众志成城，战胜病魔。
第六，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正如一位科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病毒疫苗研究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病毒感染人数迅速减少。由于病毒疫苗的研制需要大量的实验，中国有效控制疫情，许多科研人员不得不与海外合作，在一些国家进行临床试验。这对中国的科学研究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恰恰说明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交出了优异的答卷。中国在控制病毒扩散方面，已经做到世界最好。那些“群体免疫”的国家，病毒持续扩散，感染人数不断增加。中国科研人员在病毒疫苗研制的过程中，可能无法在中国找到有效的样本和实验人群，但是，不能为了研究而允许病毒持续扩散。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已经成为优等生，不能为了满足科研人员的需要，而人为地传播病毒，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风险。
第七，一些科研人员总是把病毒和普通流感联系起来，强调人们之所以对普通流感具有适应能力，是因为了解流行性感冒病毒。既然现在已经把“新冠病毒”了解清楚，那么，就没有必要产生恐惧心理，而应该学会与病毒和平相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新冠病毒”是一个统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复杂多样。一些流行病学专家认为，现在所谓的“新冠病毒”和早期的“新冠病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新冠病毒”的结构和病毒属性发生了变化，或者说，目前流行的“新冠病毒”和初期发现的“新冠病毒”不是一回事。人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仍然处在初期阶段，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新冠病毒”降低死亡率，提高感染率，那么，将会使更多人群面临危险。在控制疫情方面，丝毫不能麻痹大意。不能人为地导致病毒感染人数增加，死亡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