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它推动生产发展的功能逐步增长，而进行剥削的功能则不断削弱，也就是说，它的生产性得到持续发扬，剥削性则渐次摒弃，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剥削性根本没有摒弃，而只是转嫁了。
“自由”一段亦根本是鹦鹉学舌西方的自由观。而我早有论述，西方的自由观不过是自涉性质的以自由论证自由。
（参考我的文章节选：【康德的错误在于把理性的局限性看成了因。而事实上，理性之所以被局限（理性根本不能从实质上穷尽所有概念或者单一地把握个别系统中的概念，任何系统的真理性永远都被邻近系统所羁绊或被更大系统所涵括）是由“是”判断所产生的自他分别所造成的结果：并非认识对象无限，而是认识过程（行为）必然是无限。这个“无限”意味着主客体之间永远不可能同一、融合，我们与上帝之间永远是主客体的二元关系，我们这些判断者根本不可能与上帝或其道德准则合而为一，即永远有距离。换言之，就是我们根本不可能达到康德所认为的上帝设立的道德标准。结果就是，康德在指出了理性的先天不足会造成二律背反之后，却又人为地制造了一组新的二律背反：为了道德完善必须信仰上帝；信仰上帝意味着道德不完善。（注：这里的“上帝”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性，并非具体的宗教意味的“神”）
也即是：信仰是为了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但信仰同时意味着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性。
在此信仰下依据定言令式的道德感“做该做的事”，往往就会把相对性的道德绝对化而变成了做可怕的事。例如二战时期的德国法西斯，就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是以理性为准则的该做的事而肆意杀戮犹太人。（本文下卷会重新诠释何为“做该做的事”）
所谓“二律背反”，也就是悖论。
学术界已经认识到：把判断者自己纳入被判断的对象中（自涉），就会产生称之为“理发师悖论”或“罗素悖论”的困惑（这些悖论的具体内容可在网络上找到），如果尝试用电脑对于这些悖论进行解惑，会出现诸如“真、假、真、假、真、假…”的震荡式结果或“为假）为假）为假）…”的重复式结果，这类似于猫狗团团转追逐自己尾巴或实验中的小白鼠在转轮上奔跑的情形。通俗地形容，如果我们企图自我指涉，就会出现“指来指去”永远也指不中自己的情形。
在涉及到他涉的“是”判断时，德国数学家哥德尔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也译作“不完备性定理”—— 任何一个足够强的一致公设系统，必定是不完备的；任何一个足够强的一致公设系统，必无法证明本身的一致性。这意味着无矛盾和完备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指出：命题有真值为真和含义为真的区别，意思是真和可证是两个概念。因为，完备与无矛盾如果要同时满足，系统需要证明自身为真，这意味着指者与目标一定是一个全体，但全体不能对全体自身发生确认行为。不能发生确认行为，则无法证明系统为真。要证明系统为真，必须有确认行为，则系统必须从自身“分离”成为目标，但如此一来，又形成了“系统不是系统（A不是A）”的结论而违反了同一律。
最后我们只能承认：任何一个系统的真理性都依赖于其它系统的真理性而不存在独立的真理。因此，如果我们要证明某数学理论的相容性或完备性（这两者被视为数学真理性的要求），就必须依靠该数学理论以外的论据，也就是说需要更大的或者是更多的系统来说明该理论本身是真的，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证明那些更大更多的系统是真的，这就需要一个更更大或更更多的系统……
最后只能得出“可证的一定是真，但真却不一定可证”（笔者的解读是：真值必须他证，但他证只能证明“值”而不能证明“真”）的结论，揭示了数学自身存在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被数学自身所证明，从而宣告了形式技术上彻底解决悖论问题的不可能，无情打破了人类认为通过理性就能够“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将会知道”真理的迷信，老老实实承认了“没有万能的公理能证明真值为真的问题”，即任何全集都是相对的、不完备的。
这个结论不仅是数学上的结论，也是对人类所有语言形式的结论，更是对所有确认性思维的结论：任何“是”判断，一定是“以偏概全”。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备一个大一统的宇宙模式，最终就意味着不存在绝对真理。又或者换一种说法：绝对真理就是最大的悖论。】
再参考一段：【以交集的模式追求自由时，追求越多，追求者的自由度反而越小。这是“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三个重要外延。
 “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三个外延，严格而言属于后因果关系逻辑下，共时性“自定义是”判断逻辑属性的外延。
根据这个外延而发展的文明，是伪文明。
“交”得越多，自由度越少。
交集这个概念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具有相悖性——越强调“同一（必一）”的所属性，排斥性越强——因此叫做“非包容性共有”。
内涵与外延具有相悖性的非包容性共有就产生了“斗争性”——为什么要“斗争”？因为要维护交集属性的状态不被改变——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伪文明的社会，从个人、家庭、集团、族群、宗教、国家——永远是冲突不断。
曾几何时，西方古典哲学家中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其哲学思想与东方的儒家思想相似，亦是强调一种“社群性”，也就是集体性。然后——就越来越“变调”了——枉费了西方有那么多“高深”的哲学家，写出了汗牛充栋的思想巨著，但这一切思想最后所孕育的，竟然是强调个体性的“普世价值”这么一头贪婪的巨兽：所谓的“普世价值”，正是典型的“内涵与外延相悖的交集性质的同一”，根本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伪概念”：普世，具有吸引意义的兼容性；价值，则具有分化意义的非兼容性。】
而中华文明的自由观是：【儒、道、释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三大主干，它们虽各有特色，但“三教归一”，都把“心”视为自己的内核和精髓。儒家有“人心”、“道心”、“良心”、“养心”，道家有“心斋”、“灵台心”，佛家有“三界唯心”、“万法一心”。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尽心知性而事天”，老子的“虚心无为”，庄子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的“心斋”，禅的“自心即佛”的“心法”，都典型地呈现着不同层次心境的心性自由理念。】
因此，西方的自由观与中国的自由观根本是两码事。反共人士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没有真正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