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雅典北边一个叫斯塔基拉的马其顿城市，其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亚历山大的祖父)的朋友兼御医。亚里士多德自己似乎也曾是阿斯克列庇俄斯医师联合会的成员。他是在医学的氛围中长大的，这样的环境培养了他对科学的向往。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青年时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一是说他放荡不羁，将家产挥霍一空，为了不挨饿就当了兵，退伍后回到斯塔基拉行医，直至三十岁才去雅典投到柏拉图门下学起了哲学。另一种说法则比较体面，说亚里士多德十八岁就到了雅典，并师从柏拉图。然而，即使是这种更可信的说法也反映出这个年轻人不怎么守本分。也许诧异的读者在看到这两种说法都认为这位哲学家在柏拉图学园静谧的小树林里安顿下来时，才感到了一些安慰。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学园学习了八年——或者二十年。从亚里士多德思辨哲学中反映出的柏拉图精神，甚至从那些与柏拉图相反的观点来看，他师从柏拉图的时间应该是二十年。那真是一段美妙岁月：一位才华横溢的弟子与一位大师，悠然漫步于哲学的领地。然而，两个人都是天才。我们知道，天才是很难与天才相处的，正如火药一遇到火就会爆炸一样。他们的年龄相差近五十岁，因而很难在岁月造成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柏拉图看出了这个来自北方蛮族的新弟子具有非凡的才能，称他是学园中智慧的化身。亚里士多德在买书时从不吝啬(当时没有印刷品，都是手稿)，他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创立图书分类法就是其中之一。柏拉图曾说亚里士多德的家为“书库”，这似乎是老师对弟子的夸奖，但是有传闻说，这位大师其实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书呆子气进行讽刺。到了柏拉图的晚年，师生之间似乎真的发生过一次争吵。出于对哲学的热爱，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身上显然产生了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反对他的精神之父。他暗示说，智慧绝不会随着柏拉图的辞世而消失。而那位老哲学家则说他是吸了母乳之后向母亲尥蹶子的小马驹。

  一些传记作家还说亚里士多德创立过一所演讲学校。这所学校有一个叫赫密亚斯的学生，这个贵族子弟很快就当上了阿塔努斯城邦的专制君主。即位后，他邀请亚里士多德到他的宫廷里去，并把妹妹(另一种说法是侄女)许配给了亚里士多德，以报答在学校期间老师对他的关怀。也许会有人认为这只是希腊人的馈赠，但是，历史学家们要我们相信，尽管亚里士多德是个天才，却和妻子生活得十分幸福，在遗嘱中提到她时还十分动情。结婚一年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把亚里士多德请到皇宫，负责儿子亚历山大的教育。

  菲利普想让儿子接受最全面的教育，因为他已为儿子规划了一个宏伟蓝图。公元前356年，他夺取了色雷斯，这使他掌握了金矿，这些金矿马上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贵重金属。他的人民都是强健的农夫和武士，还不曾受到城市堕落生活的影响。这两种因素加起来足以征服上百个小城邦，并完成整个希腊的统一大业。菲利普对个人主义深恶痛绝，尽管它促进了艺术与思想的繁荣，但也扰乱了社会秩序。他在各城邦的小都城中看到的不是辉煌的文化和艺术，而是商业的肮脏与政治的混乱。他看到贪婪的商人和银行家窃取国家的重要资源，愚蠢的政客和口齿伶俐的诡辩家在煽动民众制造战乱，内讧导致了阶级分裂，阶级又结合成派别。菲利普说，这个国家是由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他要扭转这种混乱局面，让整个希腊团结起来，成为世界的中心。

  公元前338年，他在喀罗尼亚战胜了雅典人，终于统一了希腊。就在他盘算着和儿子一起主宰整个世界时，他死在了刺客的刀下。

  亚里士多德刚进宫时，亚所山大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他性情暴躁，经常像发酒疯似的宣泄过剩的精力。亚里士多德为了使他火山般的激情冷却下来，却收效甚微。普鲁塔克说，“有一段时间，亚历山大就像热爱自己的父亲那样爱戴亚里士多德。他说自己的亲生父亲虽然给了自己生命，但另一位父亲却教给他生活的艺术。”亚历山大在给老师的一封信中说：“就我而言，我更愿意在对善的认识上，而不是在权力和领土上取得胜利。”不过这位王子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这个似乎喜欢哲学的年轻人是一位骄横的公主和一位狂傲的国王的儿子，理性在他身上太少了，压制不住祖辈遗传的激情。两年后，亚历山大就离开哲学，登上国王宝座，征服世界去了。据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激情，部分来自于他的老师——人类思想史上的思想巨人。学生在政治领域建立的新秩序和老师在哲学领域建立的新秩序实际上是一项宏伟事业的两个方面——两个优秀的马其顿人分别统一了两个混乱的世界。

  亚历山大远征亚洲时，希腊各城的政府都是拥戴他的，但百姓却对他怀有极深的仇恨，自由和悠久的传统使他们决不会甘心俯首称臣。公元前334年，亚里士多德外出游历一番后回到了雅典，他很自然地站在了马其顿一边，并且对亚历山大征服天下大加赞赏。我们在研究亚里士多德最后十二年里撰写的数量惊人的著作时，当我们发现他既要创办学校，又要整理繁复的知识时，我们必须知道，他并不是在安静的环境里探求真理。政局动荡不安，任何时候都可能在哲学家宁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和他最终的悲剧。 

  二、亚里士多德的事业

  亚里士多德五十三岁时创办了一所学校——吕克昂。由于学生太多，必须制订一套详细的章程来维持学校秩序。规则由学生自己来制订，并且每隔十天就要选出一名代表来监督学校的工作。然而，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个纪律森严的所在。实际情况却是学生和老师在一起吃饭，跟着老师在体育场漫步并听老师讲课。吕克昂就是这座体育场的名字。

  吕克昂与柏拉图学园并不完全一样。柏拉图学园侧重于数学、思辨以及政治哲学，而吕克昂则以教授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为主。卜林尼说，亚历山大曾经命令猎人、园丁和渔夫为亚里士多德提供所需的一切动植物材料。另一些古代作家也告诉我们，曾经有上千人供亚里士多德差遣，他们遍布希腊和亚洲各地，为他提供各种动植物标本。有了如此丰富的材料，他才能创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动物园。很显然，这些材料对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么，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经费从哪里来呢?首先，他本人这时已经有了丰厚的收入。其次，他与希腊一位最有势力的人物联姻，继承了大笔财产；另外，据阿特纳奥斯的记载，亚历山大向老师提供的经费达八百泰仑特(大约相当于如今的四百万美元)。有人认为亚历山大在老师的建议下，派遣了一支耗资巨大的探险队去考察尼罗河，并探询河水定期泛滥的原因。为亚里士多德编的一百五十八部宪法摘要也能说明他手下有一大群助手。这是欧洲历史上由国家资助科学事业最早的范例。

  尽管亚里士多德拥有足够的经费和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但他的设备却十分有限，这给他的研究带来了致命的缺憾。要想公平地评价亚里士多德，就必须了解这一事实。他不得不在没有钟表的情况下确定时间，在没有温度计的情况下比较温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观测天体……他有的只是尺子、罗盘和另外一些简单的工具。 

  现在，让我们看看发明创造是怎样载入史册的吧。由于没有望远镜，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就成了一种幼稚的冒险故事；没有显微镜，他的生物学只好在迷雾中摸索。这无疑就是亚里士多德很少做实验的原因。他所能做的只是观察，观察，再观察。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助手们积累的大量资料还是为后来科学进步打下了基础，成为两千年来的教科书。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数以百计，有人认为有四百部，还有人说多达千部，留传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逻辑学著作有《范畴篇》、《论辩篇》、《前分析篇》、《分析篇》、《解释篇》和《辨谬》。这些都是后来的逍遥派学者收集整理的，称为《工具论》，即正确的思维的工具；科学著作有《物理学》、《天论》、《生灭论》、《气象学》、《博物史》、《论灵魂》等等；美学著作有《修辞学》、《诗论》。最后是哲学著作，有《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

  这显然是一套古希腊的百科全书。它几乎包罗万象，难怪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要比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都多，他是知识与理论的集大成者，直到斯宾塞时代，还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做过，即使在斯宾塞时代，也没有谁的成就能达到他的一半。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这种征服显然要基于亚历山大的军事胜利。称他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当之无愧。 

  这位具有科学倾向的人身上缺乏浪漫气质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指望他像柏拉图那样文采出众。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不是用形象的方式表现哲理的文学作品，而是专业、抽象、经过筛选的科学。如果我们为了消遣去读他的书，一定会找书店退款的。他不像柏拉图那样创造了很多文学词汇，他创造的是一套科学和哲学术语。今天，我们在谈到任何一门科学时，都会用到他发明的词汇。这些词如同化石一样埋藏在我们语言的地层中：机能、中庸、准则、范畴、能量、现实性、动机、目的、原理、形式，这些在哲学思辨中不可缺少的词汇都是在他的头脑里产生的。也许这种从轻松的对话向严谨的科学论文转变是哲学发展的必然过程。而科学作为哲学的基础，只有形成自己严格的程序和表达方式才能得到发展。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写过著名的文学对话，但却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也许，有很多打着亚里士多德旗号的著作是由他的追随者们撰写的。这些弟子根据笔记将老师的授课内容整理成书，除了那些逻辑学和修辞学论文，亚里士多德生前似乎并没有发表过别的学术著作。尽管有些著作可能出自他人之手，但其中的思想和情感却是他的。 

  三、逻辑学的创立 

  亚里士多德靠自己的不懈探索，创立了一门崭新的科学——逻辑学。勒南说“那些没有受到古希腊文化熏陶的头脑是混乱的”，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公式为思想的检验提供方法以前，古希腊的思维本身就是混乱的。甚至柏拉图的思想也不够严谨，过多的神话和寓言就像浓雾一样让人迷惘。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思想随着古希腊的衰落而衰落了，但是在一千年黑暗的漫长岁月之后，一个新的民族又有了进行这种思辨的能力时，正是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的《工具论》，通过波伊提乌的翻译，成了中世纪思想的标准和经院哲学之母。虽然经院哲学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但却使正在成长的欧洲思想界学会了演绎推理，发明了现代科学的术语，并为人类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简单地说，逻辑就是指正确思维的方法和艺术。它是研究所有科学和艺术的方法。甚至音乐中也蕴涵着逻辑。逻辑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正确思维的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像物理学和几何学一样，可以简化成定律。说逻辑是一门艺术，它能使人在无意中形成精确的思维方式，就像钢琴家的手指在琴键上轻松自如地弹出优美的乐曲一样。 

  其实，在苏格拉底痴迷地坚持定义时，在柏拉图反复推敲概念时，这门新科学就已露出了端倪。亚里士多德那篇《论定义》的小文章就说明他的逻辑学是如何得益于这一源泉的。“如果您想跟我交谈，”伏尔泰说，“请使用规范、简洁的语言。”如果辩论双方能简明扼要地表达各自的观点，那么多少场激烈的辩论只需一段话就可以解决了。严肃的讨论中的每一个词语都得经过严格的检验和推敲，这就是逻辑学的灵魂所在。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它对一个人思想的检验是无情的。但是，只要做到这一点，做任何事情都能事半功倍。

  我们怎样去论述一件事或一个术语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准确的定义都有两个部分。首先，将特定的物体与具有相同特征的物体归为一个类。比如人首先是动物。其次，指出特定物体与其他同类物体之间的差异。比如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人是理性动物，和别的动物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理性。亚里士多德把一个物体投进同类的大海里，再把它捞出来，这时它已经浸透了同类物体的意义，同时它的特性也在同类物体的衬托下显示出来，它们极为相似，又极为不同。

  离开逻辑学，我们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论战的地方看着。这是“唯实论”与“唯名论”的第一次交手。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任何一个通用的名词，任何一种普遍适用于同类成员的名称，都是一般概念。所以，动物、人、书、树木都是一般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实体，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主观意识中。它们是名，而不是实。

  亚里士多德知道，柏拉图曾认为一般概念具有客观存在性，而且柏拉图还说过一般比个体更长久、更重要、更具有实质性。各色人等纷纷降生又相继死去，但“人”却与这个世界同在。亚里士多德讲求实际，他从柏拉图的“唯实论”中看到了神秘主义和学究式妄语的深远根源。他带着首次参战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抨击“唯实论”的战斗中。他说，“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

  也许持反对意见的人会说，亚里士多德如此尖刻地批判柏拉图，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受益于老师太多。在受惠者眼里，施恩者不是英雄。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态度是正确的。他注重客观现实，而柏拉图则沉浸在主观设想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定义的要求有一种倾向，即抛开事实，片面追求理论和规律。亚里士多德主张去观照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和现实。他对具体的个人怀有极深的感情。而柏拉图十分迷恋普遍性，以至于他为了创造一个理想国而不惜牺牲个人。

  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它让攻击老师的学生继承了老师身上的许多品质。我们自己身上就有不少我们始终谴责的品性。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进行无情的批判，是因为他身上带有太多的柏拉图因素。他也是个迷恋抽象和普遍性的人，常常为了貌似雄辩的理论而不顾简单的事实。 

  在亚里士多德所作的最富独创性的贡献——三段论学说中，也留下了迷恋抽象和普遍性的迹象。三段论由三个命题组成。其中的第三个命题(结论)是前两个命题(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正确性得到确认后得出的。例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苏格拉底是个人，所以，他是个有理性的动物。问题在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把需要证明的东西当成确凿无疑的了。因为如果苏格拉底不是有理性的人(毋庸置疑，他是一个人)，那么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说法就不是普遍真理了。当然，亚里士多德会说，只要个体具有某个类别的大部分特性(“苏格拉底是人”)，那么就可以说该个体也具有这一类别的其他特性(“理性”)。很显然，与其说三段论是发现真理的手段，不如说是说明问题的手段。 

  这与《工具论》中的其他许多内容一样，都有各自的价值。“亚里士多德发现和总结了各种理论上前后一致的规律和论辩技巧。他的这一功绩对促进人类思想进步的贡献之大，是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