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心理学的解决办法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把十岁以上的城市居民全都送到乡下去，把所有的儿童都交给我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到父母不良习惯的影响。”我们不能靠被长辈教坏了的年轻人来建立理想国。这些年轻人以父兄为榜样，心灵受到了腐蚀。我们要尽可能从头开始。或许某些开明的统治者会从自己的王国中划出一片领地，以便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给予所有儿童完全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我们不知道天才之光会在哪里闪耀，我们必须以公平的态度，在各阶层、各种族中寻找，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普及全民教育。 

  在人生的头十年，教育应该着重于身体素质的培养。每所学校都要有运动场所，全部课程就是游戏和运动。在这十年中，每个受教育者都应练就强健的体魄，根本不必再寻医问药。“人们之所以依赖于医药，是由于懒惰奢靡的生活使他们变得脑满肠肥，患上各种疾病。这难道不是一种可耻的事吗?……可以说，现行的医药制度是在培养疾病。”它只会使疾病越来越难治，而不是使疾病得到根治。不过这种怪事只发生在闲适的富人之中。“如果一个木匠生了病，他会向大夫提出最简单的治疗要求。不是催吐药和泻药，而是火炙或开刀。如果有人告诉他应该先调理饮食，再用湿毛巾热敷等等，他会立即说，他没功夫生病，因为他看不出荒废了自己的手艺、整天用养病来打发时光有什么好处。因此，他会告别这样的医生，像平时一样进食，要么康复，继续干他的老本行；要么病倒，一死了之。”如果人人都无病呻吟，就会把国家拖垮。因此，理想国首先开始于个人强健的体魄。

  但仅仅是运动还不能使人全面发展。“如何才能使生性懦弱的人成为勇敢者呢?”“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充斥着拳手和大力士的国家。也许音乐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灵魂可以在音乐中感受到和谐，甚至可以使人们倾向于公正。性情和谐的人怎么会不公正呢?音乐训练之所以有这么大作用，是由于韵律与和谐能渗透到灵魂深处，而点缀着每个乐章的装饰音，会使灵魂变得更为优雅。”音乐陶冶性情，因此也就能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发挥作用。“达蒙告诉我——我对此也深信不疑——音乐风格变了，国家的基本法也会改变。”

  音乐的可贵不仅在于陶冶性情，还能使人保持和恢复健康。有些病只能从精神上来治疗(《查米迪斯篇》第157节)，因此自然女神科里邦蒂斯用疯狂的管乐来治疗患癫狂症的女人，她们兴奋地随着音乐狂舞，直到精疲力竭、倒地昏睡为止。当她们一觉醒来，病已痊愈。人类思想的无意识根源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被触动和抚慰的，而人类行为和情感的这一诉求，正是天才灵感的沃土。“真正的直觉和灵感的获得，不是在有意识的时候，而是在理智陷入沉睡，或被疾病和癫狂压倒的时候。”先知、天才和疯子是近亲。

  接下来，柏拉图对“心理分析学”做了一番出色的论述。他认为，我们要对人类天性中这些难以捉摸的问题有所了解。某些不必要的快感与本能被认为是非法的，其实这些本能似乎人皆有之，但是在有些人身上，它们受到了法律和理智的控制，那些好的欲望压倒了它们，使它们要么全部被抑制，要么在程度上受到了削弱；而在另一些人身上，这些欲望却更加强烈，尤其是那些当理智力量处于沉睡时才开始觉醒的欲望。我们的天性中狂放的兽性在酒足饭饱之后突然爆发出来，赤裸裸地到处招摇。无论什么无耻和非自然的事情——哪怕是乱伦和弑父都干得出来。……只有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欲望既不过分放纵，也不过分约束的时候，他才不会想入非非……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善良的人身上无不潜伏着疯狂的兽性。它在我们熟睡的时候就会冒出头来。

  音乐能使人身心健康，人格高尚，但是，过多的音乐和过量的运动一样，也会对人造成损害。职业运动员会近似野蛮人；对纯粹的音乐家来说，“音乐就不再有益于身心健康，反而会削弱人的精神。”因此，二者必须兼顾。十六岁之后，个人的音乐训练就必须中止，尽管合唱之类的歌咏活动就像集体竞技体育一样，要终生坚持下去。另外，音乐也不仅仅是音乐，那些枯燥的数学、历史、科学等科目需要用音乐来赋予它们有趣的形式。为了教育年轻人，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些晦涩的功课编得像诗句那样优美，并用歌声加以美化。即便如此，也不能把这些课程强加给不愿学习它们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精神是应该提倡的。

  基础教育应该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但不能采用强硬灌输的手段，因为一个自由的人在获取知识时也应该是个自由人……在强追的情况下获得的知识是不能牢记的，不妨把早期教育变为娱乐活动，这会使你更好地发现孩子的自然倾向。

 

  让思想自由发展，并通过体育和户外活动造就一副强健的体魄，理想国就具备了一个深厚的心理和生理基础，足以应付意外情况的出现。我们还需要有道德基础，社会成员必须团结一致，和睦相处，各负其责。既然人的天性就贪婪、嫉妒、争斗、好色，那么怎样才能促使他们检点自己的行为呢?靠警察到处挥舞警棍吗?这既野蛮又浪费，还制造紧张气氛。更好的方法是让社会道德借助超自然的神的力量。我们应该有一种宗教。

  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信奉神灵才能强盛。纯粹的宇宙力量，或第一推动力是不具有人格的，都难以唤起希望、热情和献身精神。它不能抚慰痛苦的心灵，也不能给战斗的灵魂带来勇气。但一个活生生的神却能做到这一切，而且还能对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起到威慑作用，使他们收敛一下贪婪和情欲。如果我们把对个人不朽的信念和对神的信仰结合起来，就更是如此了。来世的希望使我们有勇气面对死亡和承受丧失亲人的痛苦。如果我们怀着信仰去战斗，就会产生更大的力量。就算我们的信仰全都得不到证明，就算神明不过是人格化了的爱与希望，灵魂正如竖琴上奏出的音乐，乐器没有了，音乐也随之消失，但《菲多篇》用帕斯卡尔的论证告诉我们，信仰对我们来说无疑不是坏事，或许反而能给我们和孩子们带来无限的好处。

  因为如果我们将所有的事物都对单纯的孩子们讲清楚，并尽力加以证明的话，我们就会感到麻烦。当他们满了二十岁，首次接受严格的检验时，我们将面临一个特别的难题，此时我们要进行一次严格的筛选，或者说淘汰。这种考试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检验，“还有磨难、痛苦和竞争。”每一种才能都有机会显露，而每一种缺陷也都会暴露无遗。落选者会被分派去做国家的经济工作，当商人、职员、工匠和农夫。 

  这场检验是公正无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一个人是当农夫还是成为哲学家，既不由机遇决定，也不由亲缘关系决定。这种挑选将比民主政治还要民主。

  初试过关的人还要在身体、心灵和性格等方面再接受十年的训练，然后对他们进行第二次考试，这一次要比第一次更为严格，落选者将成为行政助手或军官。在淘汰过程中我们必须尽力说服那些落选者平和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否则，我们怎么能够防止落选者们操起家伙把我们的理想国砸得稀烂，让我们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呢?又怎能防止他们立即建立起一个由群氓统治的世界，重演伪民主那令人倒胃的闹剧呢?于是，宗教和信仰就成了我们惟一的救星，我们要告诉这些年轻人，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是不可改变的——他们就是把眼泪流干也无法改变神喻。我们将告诉他们关于金属的神话——

  “公民们，你们本是兄弟。然而神造你们所用的材料却大不相同。有些人是用金子造的，所以享有最高的荣誉，并有权发布命令；有些人是用银子造的，所以成为助理；还有些人是用铜和铁造的，只能去做农夫和工匠。通常，这种差异会完全传给下一代，但由于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金质的父母偶尔也会生出银质的儿子，而银质的父母有时也会生出金质的儿子。……假如金质或银质父母生出铜质或铁质的儿子，那么就要调换等级了，而统治者绝不应该因为子女成了农民或工匠而怜悯他们，这种情况正如某些工匠或农夫得到提升，变成保卫者和助理一样。总之，我们要遵照神的旨意，绝不允许铜质或铁质的人当统治者，否则国家就会灭亡。”

  那么，那些过了关的少数幸运者情况又怎样呢?他们应该主修哲学。这时他们已年届三十。“让他们过早地体验哲学的快乐……因为年轻人在初次感受到哲学的趣味时，会把它当成娱乐而互相辩论，并想方设法驳倒对方……就像小狗喜欢对靠近它们的人撕咬玩闹一样。”这种珍贵的快乐有两个源泉：一是形而上学，即有条理地思考；二是政治学，即英明地进行统治。那些年轻的精英，首先必须学会有条理地思考，因此要研究理念学说。

  但柏拉图充满想像和诗意的诠释使这个著名的学说变得十分难懂，对当时屡经考验的获选者而言，必定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事物的理念可以是该事物所属类别的“一般概念”(约翰、迪克的理念就是人)；也可以是该事物运动中所遵循的规律(约翰的理念就是他的一切行为符合“自然规律”)；也可以是该事物和这一类事物所趋向的完美目标和理想(约翰的理念即理想国的约翰)。理念也很可能是所有这些概念、规律和理想。在我们的感官所能接触到的表象和个别事物背后，是不为感官所感知，却为理智和思想所领会的种种概念、规律及发展趋势，它们是从感官接触的个别事物中设想和推论出来的，但比那些可感知的个别事物更持久，因而也更“真实”：人就比汤姆或迪克更持久：圆圈可以随着我的铅笔的移动而诞生，又随着橡皮的擦拭而消失，然而“圆圈”的概念却能永远存在下去。这棵树立在这里，那棵树倒了，然而，决定它们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倒下的规律却是永恒的。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存在着一个靠感官感知的物质世界，也存在着一个靠思想推知的规律世界。我们看不见反比平方律，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无所不在。它在万物出现之前就存在了，而且在万物消失之后仍然会存在下去。这里有一座桥，感官能感知到千万吨钢筋混凝土，然而数学家却能用心灵的眼睛看到根据力学、数学和工程学的原理对这一大堆材料进行精密组合时的情形。

  假如数学家又是诗人的话，他就会看到那些原理在支撑着这座桥梁：不遵守那些原理，这座桥就会垮掉。那些原理就是将这座桥托在手里的上帝。亚里士多德在论及柏拉图所谓的理念就是毕达哥拉斯的数时，就隐约提示过这一点。毕达哥拉斯说这世界是一个数的世界(可能是说这个世界是受数学原理制约的)。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按柏拉图的说法，“上帝做事总要运用几何学”。斯宾诺莎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上帝和那些普遍原理是同一实体。所以，对柏拉图来说，数学就是哲学必不可少的开端和最高形式。柏拉图在学园的大门上写这么一句话：“不懂几何学者不得人心。”

  假如没有这些理念，或者说这些概念、规律和理想，那么世界在我们眼里一定和在初生婴儿眼中差不多，成了无数没有分类、毫无意义、毫无联系的感觉了。因为只有将事物进行分类和概括，找到其存在规律及活动目的，才能赋予它们意义。所以，高等教育的实质就是寻求理念、概念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必须去发现事物内在的联系和意义。发现它们的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发现它们所体现的功能和预示的理想。我们必须根据规律和目的对我们的感官经验进行归类和调整。弱智者的思想之所以明显不同于凯撒的思想，就是因为前者不具有这种能力。 

  经过五年的理论训练，这些人将学会把这一原理应用到政务之中。这时他们已经三十五岁了，应该承担起处理国家事务的重任了吧?不，还早呢，对他们的教育还远没有完成。因为这些只是理论上的教育，还需其他的训练，让这些哲学博士从哲学的云端降临人世的“洞穴”吧。抽象的理论不经现实世界的检验就毫无价值。我们的学生进入这个世界时不能给他们任何特别的照顾。让他们去和商人、和精明的个人主义者、和暴徒以及阴谋家去竞争吧。在人生的决斗场上，他们要从生活本身中学习，在严酷的现实中，他们要忍受伤痛，学会用自己高傲的额头上的汗水去换取黄油和面包。这是最后一关，也是最严苛的一场考试。这场无情的考试将持续十五年的漫长岁月。这些我们煞费苦心造就的人才中，有些人会在这一时期垮掉，而最终剩下的人已经五十岁了。他们历经了各种磨难，但是头脑清醒，自食其力，学者的自负早已让艰苦的生活消磨掉了。现在传统、经验、文化和奋斗精神赋予了他们全部的智慧，他们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八、政治学的解决办法

  水到渠成——也就是不必通过投票这种弄虚作假的方式。民主政治意味着机会，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完全均等，而不是让汤姆、迪克或者哈利轮流做官。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但是只有那些证明了自己其有杰出才能，并通过了所有考试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统治者。官员的挑选，既不是通过投票，也不是由受幕后团体操纵的伪民主政权决定的，而是由他们在公平竞赛中所显示出的能力决定的，这才是民主的基础所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不得担任公职，不能胜任低级职务的人也不能担任高级职务。

  这岂不是成了贵族政治吗?当然，如果它将带来美好的现实，我们就不必忌讳这个词。我们希望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国家，这就是贵族政治的意思。难道我们不像渴望让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吗?只不过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所有贵族都是世袭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不能把柏拉图所说的贵族与通常意义上的贵族混为一谈，我们不妨称之为民主贵族。因为在这里，人人都是候选人，而且都拥有通过学习担任公职的机会，并不是在各个团体指定的傻瓜候选人中选择一个更不笨的。这里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世袭的特权，也不会有出身低微的天才受到压制的情况。统治者的儿子和鞋匠的儿子在同一水平线上出发。如果统治者的儿子是庸才，他在第一轮筛选中就会被淘汰；如果鞋匠的儿子是天才，那么他可以顺利地成为国家的保卫者。这就是基于学校的民主——它远比投票式的民主更诚实、更有效。

  正因为如此，“保卫者会抛开一切私心杂念，竭力维护国内的自由。他们以此为职业，从不过问与这一目的无关的事情。”他们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于一身，在情况有变的时候，他们甚至不受法律的束缚。保卫者的统治应该是灵活的，敢于打破陈规。

  可是，这些人都五十岁了，还能保持充分的灵活性，而不被传统惯例所束缚吗?阿德曼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哲学家要么是蠢材，要么是无赖；要么昏庸误国，要么以权谋私，或者集二者于一身。“那些痴迷哲学的人，在早年接受教育时就钻研哲学，成年后又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这样的人就算不成为无赖，也变成怪物了。即使那些被当成杰出人才的，由于你极力吹嘘的那种学问的缘故，也变成了毫无作为的浪子了。”不过柏拉图说，他已经预防了这种情况，他不仅让他的哲学家学到了渊博的知识，而且还让他们经受了现实生活的磨炼，所以他们不仅有思想，而且会行动，是经过长期考验、胸怀大志、品德高尚的人。柏拉图的哲学是一种积极的修养，是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智慧，不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法盖认为，柏拉图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与康德完全不同。

  关于哲学家能否胜任的问题就到此为止。至于怎样避免邪恶的行为，我们可以采取在保卫者中间设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办法来加以预防：最重要的是，除了生活必需品，他们绝对不可以拥有私人财产，也不能拥有能够封闭的私人住宅，以防他们将前来办事的人拒之门外。他们得到的供养应该和勇敢而节制的军人相当，他们只能从全体国民那里收取有限的税款，这笔钱仅够支付他们一年的开支。他们的吃住条件必须像士兵们一样，我们应该告诉他们：神圣的金属就存在于他们心中，所以他们不需要那种被称为黄金的世俗财产，也不应该让世俗财物玷污了自己的神圣与纯洁，因为那种低劣的金属正是诸多罪恶的根源，而他们心中的黄金却是纯洁的。全体公民中，只有他们不许接触或管理金银，不许处理与金银有关的事务，不许住有金银装饰的房屋，不许佩带金银饰物，也不许用金银餐具，这样，他们才不会堕落，国家才能得到拯救。如果让他们拥有自己的房产、土地和金钱，他们就会变成管家和农夫，而不再是保卫者；会变成人民的公敌和暴君，而不再是人民的朋友了。他们会彼此勾心斗角，并仇恨自己的同胞。这时，他们自身和整个国家都将走向灭亡。

  保卫者这个统治集团将受到保护，人们定时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过着一种既不奢侈，也不愁温饱的高尚生活，因而他们也就没必要为经济利益而操心。这样，也就不会像普通人那样贪婪和卑鄙。他们就像为国民制定食谱的营养师，首先自己要遵守。他们要像亲兄弟一样吃住在一起。就像毕达哥拉斯常说的那样，“朋友之间一切东西都应该共享。”这样，保卫者的权威就不会带来危害。他们惟一的报酬就是荣誉，他们将成为这样一群人，即从一开始就决心从事这种报酬非常有限的事业。他们在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又学会了把政治家的声誉看得高于政客的高官厚禄和商人的万贯家财。有了他们，党派也就永远消失了。

  但是，保卫者的妻子会怎么看待这一切呢?她们甘心放弃奢华的生活吗?因此，保卫者是不可以有妻室的。他们的共产主义不仅共产，而且共妻。他们既不能自私，也不能顾家，他们不能像被妻子控制的丈夫那样一心想着赚钱。他们不能为一个女人而献身，而要为整个社会而献身。就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是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要从母亲那里抱走，所有保卫者的孩子放在一起抚养，这样，谁也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在这个范围内，所有的男孩都是兄弟，所有的女孩都是姐妹；所有的男人都是父亲，所有的女人都是母亲。

  可是，女人从哪里来呢?当然，保卫者可以向产业或军队阶级中的女人求爱，得到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凭能力进入保卫者阶级的女成员，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是没有性别歧视的。这在教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女孩和男孩在向着国家最高职位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机会是一样的。格劳康反对说，女人只要通过考试就可做官不符合劳动分工的原则。但是回答是坚定的，劳动分工的依据不应该是性别，而应该是能力。如果一个女人证明自己有从政的能力，那就应该让她获得相应的领导职位。如果一个男人只会洗盘子而别无他长，那就应该让他去做他能做的事情。

  共妻并不等于乱交，而是根据优生原则对所有的性关系进行严格的监督。从这里开始，以动物饲养经验为根据进行了推理：既然我们可以有选择地饲养牲畜，从每一代中挑选出最好的个体来进行繁殖，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我们为什么不将这一原则用于人类的繁殖呢?因为只让孩子接受合理的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赋予他优良的血统。他的先辈必须是优秀、健康的。“教育必须始于出生之前。”因此，新娘和新郎必须持有健康证书，否则就不允许生育。男人只准在三十到四十五岁之间生育；女人只能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生育。男人到了三十五岁还没有婚配，就得交纳公益税。由未经许可的婚配而生下的婴儿或先天畸形的婴儿都必须扔掉，任其死去。在规定的生育年龄，男女可以自由交媾，如果怀了孕则必须堕胎。为了防止素质的退化，亲戚之间禁止通婚。“要尽可能让最优秀的男女相结合，劣等人应该与劣等人婚配，这样产生的后代才不会混血。要想让群体处于最佳状态，这是惟一的办法。……特别优秀的人除了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嘉奖外，还可以得到更多的配偶，因为这样的父母生出的子女多多益善。”

  在这个按照优生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里，我们不仅要预防内部的疾病和退化，还要防范外来敌人的侵略。我们必须做好赢得胜利的充分准备。当然，我们这个模范社会是爱好和平的，由于人口增长得到了控制，我们完全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没有采用这种措施治理的邻国很可能会觊觎我们的理想国。所以，我们还是要在中间阶层中保持训练有素的军队，军人要像保卫者那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只靠“他们的支持者”提供的少量财物过活。同时，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战争的发生。引起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口过剩，另一个原因是对外贸易。它往往会引起争端，竞争性的贸易本来就是战争的一种形式，“和平只不过是一种口号而已”，因而理想国最好位于内陆，这样就可以避免过于发达的对外贸易给我们带来危害，“海洋会使一个国家充斥着商品、交易和拜金的风气，它使人们变得贪婪和奸诈。”外贸需要强大海军的保护，而建立强大的军队无疑是穷兵黩武的野蛮行径，“每次战争的罪魁祸首都只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是友好的。最可怕的就是希腊人自相残杀。但愿所有的希腊人团结一致，以免为蛮族所奴役。”

  所以，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这样：统治阶级由少数保卫者组成：人数众多的士兵和“助理”则负责他们的安全；广大的商业、工业和农业人口是这一体制的基础。最后这个阶级可以保留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配偶和家庭。为了防止贫富过于悬殊，工商业应由保卫者进行调节。如果个人财产超过了公民平均财产的四倍，超出部分必须归国家所有。

  在保卫者中实行的共产主义并不适合有产阶级。这个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贪婪和竞争。他们之中的高尚者虽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大多数人都陷入物欲难以自拔。贪财的人是不适于治理国家的。我们的全部设想都建立在这样的愿望上：如果保卫者们能清正廉洁，并不介意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享受物质的快乐，那么这些人是愿意让他们去独揽大权的。总之，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阶级和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去从事适宜自己本性和能力的工作。在这里，任何阶级和个人都不去干预他人的活动，但所有的人都能互相配合，从而营造出一个和谐高效的社会。这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