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自身比起这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或者他所给予别人的表象都更能带给他幸福这一点我们已经大致上认识到了。一个人的自身，也就是说，他自身所具备的东西，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一个人的自身个一性一永远伴随着他，他所体验的一切都沾上他的个一性一的色彩。无论他经历何种事情，他首要感受到的是他自己。这一点适用于人们从物质事物中获取的乐趣，而享受精神上的乐趣则更是如此。因此，英语的短语（享受）是一个相当生动的表述。例如：人们说： （ 他在巴黎享受自己），而不是说“他享受巴黎”。如果一个人的自身个一性一相当低劣，那么所有的乐趣都会变味，就像把价值不菲的美酒倒进被胆汁弄得苦涩难受的嘴里一样。因此，除了严重灾祸以外，人们在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好是坏，其重要一性一远远不及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感受方式；也就是说，人们对事情的感受能力的本质特一性一和强弱程度才更为重要。一个人的自身是什么，他的自身拥有到底为何，简而言之：他的个一性一及其价值才唯一直接与他的幸福有关。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只是间接发挥作用，这些作用因此是可以被消除的。但个一性一发挥的作用却永远不可以消除。因此，对于他人自身优越的嫉妒是最难消除的；所以这种嫉妒会被很小心、谨慎地掩藏起来。进一步而言，构成感觉意识的成份恒久保持，人的个一性一每时每刻都持续地发挥着作用；相比较而言，除此以外的东西只是暂时地、偶尔地产生作用，并且它们都听命于发生的各种变化。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是我们的本一性一，而不是金钱。”正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咬紧牙关承受纯粹从外而至的灾祸，但我们的自身招致的不幸却难以忍受；因为运气有变好的时候，但我们的内在却永远不变。因此，对于人的幸福起着首要关键作用的，是属于人的主体的美好素质，这些包一皮括高贵一的品格、良好的智力、愉快的一性一情和健康良好的体魄句话，“健康的身一体加上健康的心灵”。所以我们应该多加注意保持和改善这一类的好处，而不是一门心思去占有那些身外的财产、荣誉。在上述这些主体的美好素质当中，最直接带给我们幸福的莫过于轻松、愉快的感官。因为这一美好的素质所带来的好处是即时呈现的，一个愉快的人总有他高兴愉快的原因，原因就是：他就是一个愉快的人。一个人的这种愉快气质能够取代一切别的内在素质，但任何别的其他好处都不可以替代它。一个人或许年轻、英俊、富有和备受人们的尊重，但如果要判断这个人是否幸福，我们就必须问自己：他是否轻松愉快？如果他心情愉快，那么，他是年轻抑或年老，腰板挺一直抑或腰弯背驼，家财万贯抑或一贫如洗这些对他而言，都是无关重要的：反正他就是幸福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翻开了一本旧书，赫然入目的是这样一句话“：谁经常笑，谁就是幸福的；谁经常哭，谁就是痛苦不幸的。”这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了，但我却一直无法把它忘记。因为这句话包一皮含一着朴素的真理，虽然这老生常谈说得夸张了点。因此，当愉快心情到来之时，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它的到来，因为它的到来永远不会不合时宜。但我们往往不是这样做：我们经常会犹豫不决地接受愉快的心情我们想先弄清楚我们的高兴和满足是否确有根据。又或者，我们担心在严肃地盘算和认真地一操一劳之际，高兴的心情会打扰了我们。其实，这种做法是否真有好处仍是一个未知数。相比之下，高兴的心情直接就使我们获益。它才是幸福的现金，而其他别的都只是兑现幸福的支票。高兴的心情在人们感受高兴的此时此刻就直接给人以愉快。所以，对于我们的生存，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恩物，因为我们生存的真实性就体现在此时此刻它无法割裂地连接无尽的过去和将来。由此可见，我们应把获得和促进愉快的心情放在各种追求的首位。确实，能够增进愉快心情的莫过于健康；但对于愉快心情贡献最小的则是金钱财富。那些低下的劳作阶层，特别是在乡下生活的人们，常常露出高兴和满足的表情，而富贵人家却通常感到烦恼。因此，我们应该着重获得和保持身一体健康愉快的心情就是从健康的身一体里长出的花朵。众所周知，保持身一体健康的手段无非就是避免一切纵一欲放一荡的行为、令人不快和剧烈的情绪动荡，以及长时间、紧张的精神劳累；每天至少在户外进行两个小时的身一体快速运动；勤洗冷水浴，饮食有节。如果一个人每天不进行一定的身一体活动，那他就无法保持健康。一切生命活动程序，如果要保持工作正常的话，那么，生命活动程序所在的整体也好，作为这一整体里面的一部分也好，都需要得到运动。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对“，生命在于运动，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身一体组织的内部在永不停歇地快速运动；心脏在复杂的双重收缩和舒张的过程中，强劲地、不知疲倦地跳动；心脏每跳动次，就把身一体的全部血液沿着身一体的大、小血脉传送一遍，肺部一刻不停地一抽一气，就像一台蒸汽机；大肠则像虫子一样地蠕一动不已；体腺始终在吸收和排一泄；伴随着一次脉膊跳动和每一次呼吸，大脑本身就完成了一次双重运动。这样，如果人不进行外在的运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都是静止缺少运动的那他们身一体外表的静止就会与内在进行着的运动形成惊人的、有害的不协调。身一体内部不停的运动需要得到某种外在运动的配合和支持。上述身一体内外之间的不协调就类似于：某种情绪使我们的内在沸腾激动起来，但却不得不竭力压制这种情绪从我们外表流露出来。甚至树木的生长茂盛也必须借助风的吹动“。每一运动的速度越快，那这一运动就越成其为运动” 这一句话以最简洁的拉丁文表示，就是“ ， 这一规则可以适用在这里。我们的幸福取决于我们的愉快情绪，而愉快情绪又取决于我们身一体的健康状况。关于这点，只要互相对照一下我们在健康、强壮的日子里和当疾病降临、我们被弄得苦恼焦虑的时候，外在境况和事件所留给我们的不同的感觉印象，一切就都清楚了。使我们快乐或者忧伤的事物，不是那些客观、真实的事物，而是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一爱一比克泰德所说的“扰乱人们的不是客观事情，而是人们对客观事情的见解”。我们的幸福十占其九依赖于我们的健康。只要我们保持健康，一切也就成了快乐的源泉；但缺少了健康，一切外在的好处无论这些好处是什么都不再具有意义，甚至就算我们拥有那些属于人的主体的好处，诸如精神特质、情绪、气质的优点等，我们仍会由于疾病的缘故而变得沮丧不已，这些好处都会被大打折扣。由此看来，人们在彼此相见时首要询问对方的健康状况，并祝愿对方身一体健康的做法也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了，因为健康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的确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大的愚蠢也就是为了诸如金钱、晋职、学问、声名、甚至为了肉一欲和其他片刻的欢娱而献出自己的健康我们更应该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虽然健康能极大地增进我们的愉快心情这种愉快心情对于我们的幸福头等重要但愉快的心情却不完全依赖于健康；因为即使是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生成忧郁的气质和沮丧的心情。在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无疑在于人的最原初的、因而也是不可改变的机体组织的构成；也就是说，大致上在于一个人的感觉能力与兴奋能力及机体新陈代谢能力之间构成的正常程度不一的比例。超常的感受能力会引致情绪失衡、周期一性一的超乎寻常的愉快或者挥之不去的忧郁。天才的条件就是具备超越常人的神经力量亦即超常的感受能力。所以，亚里士多德相当正确地认为：所有杰出、优越的人都是忧郁的“：所有那些在无论是哲学、政治学、诗歌或其他艺术方面表现出色的人，看上去都是忧郁的”。西塞罗在讲述下面这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时，他所指的肯定也是上述那段话“：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天才人物都是忧郁的。”我在这里对人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它因人而异所作的考察，莎士比亚曾经异常优美地加以描述：大自然造就了奇特的人，一些人总是眯缝着眼睛，大声笑着，就像看见苏格兰风笛手的鹦鹉；也有一些人一陰一沉着面孔，笑不露齿，虽然奈斯特发誓那笑话的确值得一笑。《威尼斯商人》柏拉图用了“郁闷”和“愉快”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两种不同情绪，出现这些不同情绪是因为不同的人有着极为不同的感受愉快和不愉快印象的能力。因此，一件使一个人近乎绝望的事情，会让另一个人高兴发笑。一般而言，一个人接受愉快印象的能力越弱，那他接受不愉快印象的能力也就越强，反之亦然。同一件事情有出现好或不好两种结果的可能“。郁闷”型的人会因为“不好”的结果而感到悲哀和烦躁，对好的结果也提不起高兴劲儿。“愉快”型的人却不会为不幸的结果悲哀和烦恼，但对事物的好结果却会深感高兴。对“郁闷”型的人来说，尽管他们实现了十个目标中的九个，他们仍然不会为实现了的目标高兴，而仅仅因为一个目标的落空而烦恼、生气。愉快型的人则相反，他们会从成功实现了的目标那里取得安慰和愉快。没有一丁点好处的十足坏事并不容易找到。同样“，郁闷”型的人，亦即一陰一沉和神经兮兮的人，他们总的来说比“愉快”型的人更具有想象力，他们比无忧无虑的快乐的人更少遭遇其他的不幸和苦难，因为他们把一切都看成漆黑一一团一 ，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并因此准备着防范措施。这样，与那些赋予事情以愉快的色彩和大好前景的人相比，他们更少失算与栽跟斗。但如果神经系统或者消化器一官的疾病捉弄着一个天生具有不满、易怒心态的人，情况就会最终发展成这个样子：持续的不幸引致了对生活的厌烦，并由此萌生了自一杀的倾向。由于这个原因，最微不足道的不便和烦恼都会引致自一杀的结果。的确，当情况变得最糟糕的时候，甚至连这点不便和烦恼也不需要了，一个人会纯粹由于持续闷闷不乐的心情而决定自一杀。这种人会以冷静的思考和铁定的决心实施自一杀行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一个病人尽管处于别人的监视之下，仍会随时留意着利用每个不被监视的机会，迫不及待地抓住获得轻松解脱的手段这种解脱手段是现在求之不得的和最自然不过的这整个过程没有犹豫、退缩和内心斗争。关于自一杀方面的详尽论述，可阅读埃斯基罗尔的《精神疾病》一书。但除此之外，在某种情况下，就算是最健康的和或许是最愉快的人也会想到过自一杀。那就是当痛苦非常巨大，或者，步步一逼一近的不幸实在不可避免，这一巨大的痛苦或不幸已经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不同之处只在于自一杀所必需的诱因的大小，这一诱因和人的不满情绪成反比例。不满情绪越厉害，则自一杀所需的诱因就越小，到最后，诱因可以减至为零。相比之下，愉快情绪越强烈，维持这一情绪的健康状况越良好，自一杀的诱因就必须越大。因此，在自一杀的这两种极端原因纯粹出自与生俱来的忧郁不满的心理得到了病态的加剧；天一性一是健康、愉快的，只是为了纯客观事情的缘故之间存在级别不一的原因。健康和美貌有着部分的关联，虽然美貌这一属于主体的好处不会直接带给我们幸福它只是间接通过留给别人印象的方式做到这点但美貌仍然是至为重要的，甚至对男人来说也是如此。良好的长相是一纸摊开的推荐书，它从一开始就为我们赢得了他人的心。因此，荷马这些诗句尤其适用于我在这里所说的话：神只的神圣馈赠不容遭到蔑视，这些馈赠只能经由神只的赐予。任何人都无法随一心一所一欲地获取它们。《伊利亚特》对生活稍作考察就可以知道：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作一个补充：每当我们感到快活，在我们远离上述的一个敌人的时候，我们也就接近了另一个敌人，反之亦然。所以说，我们的生活确实就是在这两者当中或强或弱地摇摆。这是因为痛苦与无聊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对立关系。一重是外在的，属于客体；另一重则是内在的，属于主体。外在的一重对立关系其实也就是生活的艰辛和匮乏产生出了痛苦，而丰裕和安定就产生无聊。因此，我们看见低下的劳动阶层与匮乏亦即痛苦进行着永恒的斗争，而有钱的上流社会却旷日持久地与无聊进行一场堪称绝望的搏斗。而内在的或者说属于主体的痛苦与无聊之间的对立关系则基于以下这一事实：一个人对痛苦的感受能力和对无聊的感受能力成反比，这是由一个人的精神能力的大小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精神的迟钝一般是和感觉的迟钝和缺乏兴奋密切相关的，因此原因，精神迟钝的人也就较少感受到各种强度不一的痛苦和要求。但是，精神迟钝的后果就是内在的空虚。这种空虚烙在了无数人的脸上。并且，人们对于外在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甚至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所表现出的一刻不停的、强烈的关注，也暴露出他们的这种内在空虚。人的内在空虚就是无聊的真正根源，它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外在刺激，试图借助某事某物使他们的精神和情绪活动起来。他们做出的选择真可谓饥不择食，要找到这方面的证明只须看一看他们紧一抓不放的贫乏、单调的消遣，还有同一样一性一质的社一交一 谈话，以及许许多多的靠门站着的和从窗口往外张望的人。正是由于内在的空虚，他们才追求五花八的社一交一 、娱乐和奢侈；而这些东西把许多人引入穷奢极欲，然后以痛苦告终。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的手段莫过于拥有丰富的内在即丰富的精神。因为人的精神财富越优越和显着，那么留给无聊的空间就越小。这些人头脑里面的思想活泼奔涌不息，不断更新；它们玩味和摸索着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多种现象；还有把这些思想进行各种组合的冲动和能力所有这些，除了精神松一弛下来的个别时候，都使卓越的头脑处于无聊所无法到达的地方。但是，突出的智力是以敏锐的感觉为直接前提，以强烈的意欲，亦即强烈的冲动和激一情为根基。这些素质结合在一起提高了情感的强烈程度，造成了对精神、甚至肉一体痛苦的极度敏一感。对任何不如意的事情，甚至些微的一騷一扰，都会感觉极度不耐烦。所有这些素质大大加强了头脑里面事物的各种表象，包一皮括拂逆人意的东西。这些表象由于头脑强烈的想象力的作用而变得生动活泼。我这里所说的比较适用于所有充塞着从最呆笨的头脑到最伟大的天才之间广阔、级别不一的空间的人们。由此可知，无论从客体抑或从主体上说，如果一个人距离人生痛苦的其中一端越近，那他距离痛苦的另一端也就越远。据此，每个人的天一性一都会指导自己尽可能地调节客体以适应主体，因而更充足地做好准备以避免自己更加敏一感的痛苦一端。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首先寻求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的状态，追求宁静和闲暇，亦即争取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一騷一扰的生活。因此，一旦对所谓的人有所了解，他就会选择避世隐居的生活；如果他具备深邃、远大的思想，他甚至会选择独处。因为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所以，一个人具备了卓越的精神思想就会造成他不喜与人交往。的确，如果社会交往的数量能够代替质量，那么，生活在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也就颇为值得的了。但遗憾的是，一百个傻瓜聚在一起，也仍然产生不了一个聪明的人。相比之下，处于痛苦的另一极端的人，一旦匮乏和需求对他的控制稍微放松，给他以喘息的机会，他就会不惜代价地寻找消遣和人群，轻易地将就一切麻烦。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逃避他自己。因为在独处的时候，每个人都只能返求于自身，这个人的自身具备就会暴露无遗。因此，一个愚人背负着自己可怜的自身这一无法摆脱的负担而叹息呻一吟。而一个有着优越精神禀赋的人却以他的思想使他所处的死气沉沉的环境变得活泼和富有生气。因此，塞尼加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愚蠢的人受着厌倦的折磨”。同样，耶稣说“：愚人的生活比死亡还要糟糕。”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大致而言，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一爱一好程度，跟他的智力的平庸及思想的贫乏成正比。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择独处，要么选择庸俗，除此以外再没有更多别的选择了。人的大脑意识是人的身一体的寄生物，它寓寄在人的身一体之中，而人们辛苦挣来的闲暇，就是为了让人能够自一由 地享受意识和个一性一所带来的乐趣。所以，闲暇是人生的一精一华，除此之外，人的整个一生就只是辛苦和劳作而已。但闲暇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什么呢？如果不是声色享受和一胡一 闹，就是无聊和浑噩。人们消磨闲暇的方式就显示出闲暇对于他们是何等的没有价值。他们的闲暇也就是阿里奥斯托所说的“一无所知者的无聊”。凡夫俗子只关心如何去打发时间，而略具才华的人却考虑如何应用时间。头脑思想狭隘的人容易受到无聊的侵袭，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智力纯粹服务于他们的意欲，是意欲的工具。如果诱发意欲的动因暂时没有出现，那么，意欲就休息了，智力也就放假了因为智力和意欲不一样，它不会自动活动起来。这样，人身上的所有力量可怕地迂滞静止，这也就是无聊。为了应付无聊，人们就为意欲找到琐碎、微小、随意和暂时的动因以图刺激意欲，从而激活智力智力的任务本来就是为动因效劳的。但这些动因较之于那些真正的、自然的动因，就犹如纸币比之于银元，因为前者的价值是有随意一性一的；诸如游戏、玩纸牌等就属于这一类的动因。这些游戏的发明也就是为了上述目的。如果没有了这些游戏，缺乏思想的人就会敲击随便一件伸手可及的物品来帮助自己打发时光。对这种人而言，雪茄同样是一件受欢迎的代替思考的物品。因此，在各国，玩纸牌成了社一交一 、聚会的主要娱乐。它反映了这种社一交一 聚会的价值，也宣告了思想的破产。因为人们彼此之间没有可以一交一 换的思想，所以，他们就一交一 换纸牌，并试图赢取对方的金钱。可怜的人啊！但我不想有欠公正地压制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们可以为玩纸牌游戏作这样的辩护：玩纸牌不失为一种应付以后的世俗生活的演一习一 ，只要我们通过玩牌能学习 到如何巧妙地运用那听任偶然的、不可更改的既定形势（牌局），使我们尽量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东西；为此目的，人们必须养成习惯保持沉着，即使牌势恶劣的时候，仍能装出一副高兴的外表。不过，正因为这样，玩牌也就会产生一种伤风败俗的作用。这种游戏的特质就在于人们动用一切诡计和技巧，不择手段地去赢取他人的财物。这种在游戏里面体验和获得的习惯，会在人的实际生活里生根、蔓延。这样，人们逐渐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务中，也同样依照这种习惯行一事，认为只要法律允许，就可以利用掌握在手的每一个优势。这方面的例证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闲暇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开出的花朵，或者毋宁说是果实。也只有闲暇使人得以把握、支配自身，而那些自身具备某些价值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幸福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闲暇只会造就一个无用的家伙，无所事事，无聊烦闷，他的自身变成了他的包一皮袱。因此，我们应该庆幸“：亲一爱一的兄弟们，我们不是干粗活女工的孩子，我们是自一由 的人”进一步而言，正如一个不需要或只需要很少进口物品的国家是最幸运的国家。同样，如果一个人内在充足、丰富，不需要从自身之外寻求娱乐，那么，他就是一个最幸运的人。因为进口物品使国家花费不菲，仰仗他人，同时又带来危险、制造麻烦。到头来，这些物品只能是我们本土产品的糟糕的代替品，因为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从他人那里，或者从自身之外期望太多。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是极为有限。归根到底，每个人都孑然独立，这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单独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因此，歌德的评论（《诗与真》）适用于这里：无论经历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最终体会到自身拥有。或者，就像奥立弗高尔斯密的诗句说的：“无论身在何处，我们只能在我们自身寻找或者获得幸福”《旅行者》因此，每个人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所能，努力做到最好。一个人越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他在自己的身上就越能够发现快乐的源泉，那他也就越幸福。亚里士多德无比正确地说过：幸福属于那些能够自得其乐的人。这是因为幸福和快乐的外在源泉，就其本质而言，都极其不确定，并且为时短暂和受制于偶然。因此，甚至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它们仍然会轻易终结。的确，只要这些外在源泉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这种情形就是不可避免的。人到老年，几乎所有这些外在源泉都必然地干枯了，因为谈情说一爱一、戏谑玩笑、对旅行的兴趣、对马匹的喜好，以及应付社一交一 的一精一力都舍我们而去了；甚至我们的朋友和亲人也被死亡从我们的身边一一带走。此时此刻，一个人的自身拥有，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我们的自身拥有能够保持得至为长久。不过，无论在任何年龄阶段，一个人的自身拥有都是真正的和唯一持久的幸福源泉。我们这个世界乏善可陈，到处充斥着匮乏和痛苦，对于那些侥幸逃过匮乏和痛苦的人们来说，无聊却正在每个角落等待着他们。此外，在这个世界上，卑劣和恶毒普遍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而愚蠢的嗓门叫喊得至为响亮，他们的话语也更有份量。命运是残酷的，人类又是可怜可叹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一个拥有内在丰富的人，就像在冬月的晚上，在漫天冰雪当中拥有一间明亮、一温一 暖、愉快的圣诞小屋。因此，能够拥有优越、丰富的个一性一，尤其是深邃的精神思想，无疑就是在这地球上得到的最大幸运，尽管命运的发展结果不一定至为辉煌灿烂。因此，年仅岁的瑞典克里斯汀女王在评论笛卡尔时她只是通过笛卡尔的一篇论文以及一些口头资料了解到这位已经在荷兰孤独生活了年的人说了一句充满睿智的话：笛卡尔先生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幸福的一个；在我看来，他的生活令人羡慕（《笛卡尔的一生》，巴叶着）。当然，就像笛卡尔的情形那样，外部环境必须允许我们支配自身，并从中汲取快乐。所以教会派已经说过“：智慧再加上一笔遗产就美好了，智慧帮助一个人享受一陽一光。”谁要是通过大自然和命运的恩赐，一交一 上好运得到丰富的内在，那他就要小心谨慎地确保自己幸福的内在源泉畅通无阻。但这样做的条件是拥有独立和闲暇。因此，这种人会乐意以俭朴和节制换取上述二者。如果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依赖快乐的外在源泉，情况就更是如此。因此，对职位、金钱、世人的赞许和垂青等诸如此类的指望终究不会把这种人诱人歧途，牺牲自己以迎一合人们卑微的目的或者低下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