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198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本文据许倬云先生于5月28晚线上做客中欧领读者所做演讲整理而成。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许倬云，今天在这里，我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世界经济的今天以及未来如何，尤其下一步我们会怎么办？世界永远在变，以当前的世界而论，最能引导风波的是经济层面，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世界的格局和人类的未来。

 一、“共享共有”的全球化贸易总还是不公平的

 第一，既然各位是“中欧”的同仁，我讲一个欧洲最熟悉的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他写了四本书，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条件。以他为代表的“年鉴学派”，是以地理作为长时段的研究对象——人作为最短的时段，中间的各种情势就是中间的时段。

 在他的讨论完成之后，我们看见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产生，在欧洲施行、发展。而资本主义跨越世界的方式，是经过大西洋航道，将各处的物资调动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三角形周转——周转的物品有的是银钱，或者以白银换原料，原料换成品等等。多重局面之下的全球贸易，主从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区别。

 我借布罗代尔的意见来开这个头，指出这个世界在没有形成资本主义以前，区域性的主导者和服从者是有的。像古代中国这个大帝国，周围小的国家都像是铁遇见吸铁石，被吸在中国上面。中国也面临来自外部游牧民族的武装侵略，也有持续不断的武装抵抗。中国自己的经济扩张出去，将别的小国家都纳入其四周围。

 这种情况下，中国面对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大世界冲击的时候，这种分化变成其中不可避免的后果——或者说资本主义化之后的世界，资本和资源不可能均匀地分布在世界上。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格局下，总还是一个不公平的情势——权力不公平，义务不公平，财富分配不公平的情况。所以，下面我们怎么办？

 第二，根据布罗代尔提出的难题，我们看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

 他也是“年鉴学派”里面的一员，他讨论的是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之下，经济走向现代化、一体化的过程之间，世界究竟是一个还是几个？构成世界的每个部分，有没有产生社会性的分割？比如说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周边，生产者与消费者，同一个国家里面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关系。

 于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一方面我们看见的经济制度是主张“共享共有”；另一方面，“享”和“有”的分配，各处和各人都不相同。在这种普遍不公平的情形下，我们怎么谈世界格局？

 就在沃勒斯坦谈“世界体系”的同时代，几乎同步组建的是WTO——也就是世界共同市场，美国是这个体系的主要推手，目的是要将关税壁垒取消。这个情况不是沃勒斯坦本来要讨论的课题，但是这两个题目碰到一起，常常引起读者误会，以为沃勒斯坦是完全主张全球化。其实，沃勒斯坦是要从正在发生的全球化里面，提出课题、提出问题来。

 二、美国主导之下当今世界的危机

 我想要讨论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在这个不均匀、不公平的“全球化”分配之下，谁是世界的领导者？当时大家设立世界贸易组织（WTO），理想中的状况是国与国之间没有关税壁垒，资源、资本自由流动，物价便宜、人人自由——“地球是平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地球表面的地形非常崎岖，陷坑很多，障碍也很多。这个现实情况，如今我们看得很清楚。

 即使美国是世界盟主的地位，当美金代替黄金作为国际结算通用货币，“金本位”变成“美金本位”的时候，究竟美金是一个负担，还是一个武器？当美国将其作为武器的时候，反而回过头来割伤了自己。因为美国采用强制手段，提高或者压低汇率，这会损害到整个的“均势”，进而损伤美国本身内部的秩序——如今看来，这种损伤马上就要显现了。

 二战以后，美国主导之下的欧洲重建，以及日本的重建和经济腾飞。这一阶段，出现低端产业国家替高端产业国家分担生产工作的现象，以它的低工资、分工里面的下层次来供应上层次。

 美国忽然发现：欧洲市场忽然繁荣，以及日本经济全球扩张——昔日欧洲的穷亲戚，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了；而小兄弟日本的车子，居然已经满世界跑。这使得美国不得不惊慌。

 举例而言：将瑞典生产的钢铁运来，摆在匹兹堡的钢厂门口，价格比匹兹堡生产的还便宜。为什么呢？美国国内因为union movement（工会运动），工人的工资一次次提高，运输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居然发展到无事不提高，无处不提高。

 依靠盟主的地位，美国占尽了一切便宜，可是“窝里头反了”。如此威胁，构成了美国必须要担心的问题：美国国内本身有信用问题，有美金兑换之后公不公平的问题，以及美金的负担——全世界需求美金量大的时候，美金的印票机迅速运转，导致美金通货膨胀，最终反馈到全球，最吃亏的是通货资金发行的地区。

 上述种种矛盾，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存在。如何解决？不是资本主义本身一厢情愿可以做到的。

 所以，八十年代开始，美国想办法惩罚日本，要将其压下去。最终，将一个生机勃勃的日本经济，将一个能把八佰伴、西田百货开得满世界都是的经济体打垮了。日本等于夭折了。到现在，这个夭折的日本，虽然以经济上的生产力而论是一个巨人；就其内部社会而论，却不公平到极点；而其在世界政治上担任的角色，是一个侏儒，只有唯唯诺诺跟着美国走。

 美国唯恐别的国家不做跟随它的侏儒，却忘了侏儒反过来问巨人要肉吃的时候，巨人怎么办？这些情况都是今天世界的危机，而美国并没有注意到的。

 此外，经济增长是有周期的。增长的局面到巅峰以后，是要垮下去的——除非有另外一波的成长，波顶对着波顶，拉成平线。商品有过期的时候，技术有淘汰的时候，资源可能有代替品出现——这个世界永远在变化。到最近的一波，是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以及数字化工具的大量出现——从生产到计划，都可以数字化。

 此外，在这个大的局面之下，大家都一起发展到高端水平的时候，谁做低端的产业？

 而这个时候，高端国家的财富已经高度集中，信用又极度的膨胀，市场交易、证券交易极端活跃——活跃到一个地步：交易所里面反映的经济状况，已经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乃至于扭曲。这种“虚胖”，导致美国经济几乎每十年一个小危机，二十年一个大危机，不断发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好几次美国经济出毛病，都出在美国本身资金的管理问题上——资本的信用不佳，房屋次贷的包袱，信用状的包袱，虚假的膨胀，以及资金外逃避税等等。开曼群岛这个小小的地方，全世界资金都集中在那里，实际上运作都在纽约、伦敦和东京。

 如此情形，造成资本主义内部发展规律性的“曲线”。而这种“曲线”，是发展中国家前进过程里也要面对的。

 三、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就是专门研究“发展曲线”的，这条曲线前半段从开始、发展成熟到登顶，是令人非常愉快的过程。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研究发现，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动，在经济发展初期时较为平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不平等加剧；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收入不平等状况会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又变得较为平等。图中，横轴用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纵轴用G代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配的状况。

 所以很多新兴的国家和地区，就想趁着在库兹涅茨成长曲线爬升到顶的时候，将自身经济维持在顶峰状态。我亲眼看见台湾地区就是很好的例子。我那个时候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美国三处轮流工作。某种程度上，我参与了台湾地区的民主改革，但经济改革是当时最主要的课题。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库兹涅茨被几位在美国的华人经济学家（刘大中，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邹至庄）敦请，到台湾去做顾问。台湾这边对接的政界人士，从台湾当局副领导人严家淦，到当时的“经济安定委员会”（注：台湾当局50年代设立的经济决策机构）委员李国鼎、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孙运璿，这几个枢纽人物，设计了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农村减租、“耕者有其田”，转换到经济建设。

 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政府帮助企业融资，同时政府还在指定的土地规划工业园区，政府设立免税港口……以大量的优惠政策，提拔、提升民间的资本上来。这相当于政府给民间企业打大量的“强心剂”“营养液”，将一个力气不够的人变成“大力士”。

 十年以后，台湾就已经是所谓“东亚四小龙”里面的“头头”。在今天看来，我的薪水涨了七倍，年年涨薪水——当然还赶不上美国的薪水。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台湾，大家都很高兴。

 台湾经济发展到了坡顶以后，顾问们刚刚走，台湾政局改变——进行民主转型，李登辉、陈水扁先后成为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实行了一个“金控银行”的改革，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拿政府的信用去向全世界押款？为什么不能向我们自己的银行押款？他鼓励银行兼并，包括信用合作社、房贷机构等等已经成功运作生产的运转基金，都将其席卷到“金控银行”之中。

 结果，本来运作健全的小银行合并为大银行——大银行负责周转，最后等于是割右臂上的肉去补膝盖上的肉。台湾本身“内溃”，经济发展迟缓，产生大量收入与分配的不公平。有大概一半左右的财阀家庭，其据有的资金成长了大概一千倍。物价不断上涨，其速度逐渐赶上了薪水上涨的速度，尤其房价更是如此。台湾内部贫富悬殊拉得极大——内部的不公平形成了，而台湾竞争力也丧失了。

 到今天台湾看上去似乎还不错，老百姓很快乐，但实际上台湾内部是枯竭的；尤其台湾面临外部强国高端工业的压迫——他们指定你的高端技术只能停留在哪个阶段，不许发展到产业链的顶上来——台湾面临着内外双重的不公平，实际上内部已经没有力气了。

 这一个在台湾已经发生的窘况，值得同文、同种、同国家的大陆注意，我们必须要自我警戒。固然大陆的市场比台湾大很多倍，内销有很大余地，但是内销的另外一方向——内耗，也是相当需要注意的问题。所以我在此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可能出现的困难。

 四、中国经济崩溃的后果谁都承受不起

 那么，我们究竟怎么办？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讨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成和败。我把皮凯蒂归入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里面去，他相信自由经济，并不主张计划经济。但是他提出来的困难，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1971年出生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其代表作品《21世纪资本论》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

 这就是：全球经济发展中如果资源太集中，是不是应该适当地调整一下？收入差别产生的阶级，以及知识程度差别产生的阶级，都会导致两极分化。

 尤其是强国和弱国、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之间，他们的经济差距都在拉大。如何缩短这种两极化，才能使得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局面，不会被自己两头扯、三头扯、四头扯，变成“五马分尸”？“五马分尸”的后果，就是席卷一切的革命，这是大家不会喜欢看见的。

 当前的世界秩序，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怎样达到各个力量之间彼此制衡的状态，使得高端和低端的分工，不会永远被霸权强制约束。如此一来，低端产业国家才有升等的机会。

 我们看见“华为事件”，孟晚舟莫名其妙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牢，居然全世界的法庭没有判美国法庭的不公，也没有人来判加拿大法庭的不公。这个事件，是不是公道的事情？我不是为孟晚舟说话，我是认为事情本身的不公平。我建议中国向联合国法庭状告美国、加拿大，他们诬蔑人权、毁伤公道。

 现在，我们走到结论上来。全世界都能看到，美国要“惩戒”中国，除非你“就范”。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就范”以后的后果？

 日本萎缩到今天，它的经济还能存在，是因为美国在替它做消耗——在日本驻扎着美国的军队，甚至东亚整个武装部分的修复、补给，很多工程包给日本做。

 如果中国像日本一样经济枯竭，从一个正面、有价值的partner，变成一个负面的包袱，这种经济上的损伤和冲击，全世界谁背得住？假如中国经济崩溃，这个十几亿人口的经济体崩溃，全世界受得了吗？中国承载的全球经济中低端、中端的环节一崩溃，美国受得了吗？

 所以美国是无知至极，太笨太笨，而且太一厢情愿了。美国将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理论当做像样的东西，福山（Francis Fukuyama）讲美国走到今天已然是“至善至美”——他不想想，任何人走到至善至美，就是衰败、死亡的时候。

 历史的时间是永远往前走的，而且时间不只是单向度的，每个现象都有它的时间，都有它不回归的方向，但方向都不一样。亨廷顿的理论、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说法，在历史学上看来不值得一谈。

 五、对企业家的盼望 对中国的盼望

 各位中欧同学是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我在这里有一个愿望，向大家请愿。天下有没有完全的自由经济，是个大问号；有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也是个大问号。还有更大的大问号：这个“计划”的对象是整个国家，是一个群体的企业，还是一个区域的企业？这些大问号，目前没有解答，我们摸着石头走路。

 如同沃勒斯坦所讲，中国是一个五千年经验发展而来的经济体。在我写的《汉代农业》中，指出中国的精耕、自耕农业经济，不是一个纯粹农村的生产经济，它是交换经济、商品经济中的一环。传统中国农村，有农舍工业、有专业生产，这里所说的专业生产不是农村吃剩下来的东西进行买卖，而是“专门的”专业生产。

 所以，各位是否可以想想：在企业跟社区之间，老板同雇员之间，相关同行之间，怎么样彼此协调，在某种限度的时间、方式、分寸之下，大家共同计划一下，形成一个相对的小循环。这就是生产者本身遇见消费者，生产者将自己当作消费者之一——因为你的雇工就是消费者，你自己厂的设备就是消费品，你用的原料就是消费品。至于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套用日本话：会社，以会社精神联系主顾和同仁。

 同时，我对国内的形势，有很多的感想。相较过去，国内已经做得很好了。假如我们从全球性的眼光来看，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是不是在世界上其他的角落，我们也多尽一点力？

 现在我们是工业挂帅、产业挂帅，固然开辟了新的农地面积，比如说雪水灌溉沙漠形成绿洲，比如说太阳能发电使得农村可以有很多电量可用，这都是好事情。但我们能不能想一想：世界上的农业的供应不够，农业正在慢慢地落后。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在走向工业化，走向都市化。看今天的世界地图上非洲的大城市，我们都会吓一大跳：非洲无复当年的丛林，荒原一片，很多耕地没有了。中东很多耕地没有了，中国很多耕地没有了，全世界面临着耕地减少的现状。

 我们能不能在工业生产之外，想想吃饭的问题？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教人存活的基本环节，在这个领域我们多用心一点，不亏本。我们精致的、高产量的工业产品，外销固然赚钱；假若我们的产业分布更均匀，自主性更强，被人家压制、抵制的局面就可以改观了。比如说，现在中国的黄豆依靠美国，我们其实不需要依靠美国的，东北当年是看不到边的黄豆田和高粱田。

 第二个建议，是有关教育。因为我常常听见同学们抱怨，考试的关口是个大难关。水向低处流，人向高处走，教育变成一道“向高处走”的梯子。这条梯子不错，是应该走。但我们想想这一条梯子上面有两个功能，我们现在经常只顾及到谋生的技能、专业的技能，有没有想到教育里面安顿自己的成分？

 建立文化系统，延续文化传承，使得人的心灵境界也有取得资源的空间，也有取得资源的来源——心灵资源的来源，恐怕非常重要，因为人不是生产机器，人是一个文化动物。

 这两部分，各位都可以进入。一个产业可以设附属学校，培养这个科目的技工，集中于若干技能，针对生产所使用的机器、出产的产品逐个训练。短则两个月，多则一年，完全可以训练出合用的劳工。

 但你能不能也在附属学校，给劳工提供礼拜六学文化的机会？甚至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退出生产线加入文化事业；或者企业界共同支持文化事业、出版事业、写作班子等，都可以。

 我没有资格做文学家，我是替文学家、作家帮忙说话。就我自己而论，闲时哼两句诗是一个大享受；写专业历史文章的时候，读两首词也是一个享受——这比写两个page的专业文章，还更让我高兴一点。

 我想，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期望。

 六、结语：英美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

 结束以前，我还有一个想法。因为我在美国居住、就业，1970年做匹兹堡大学的专任教授开始，就有相当部分的薪水是放在社会安全福利金里面。到现在退休几十年了，我每个月的收入跟我在任时几乎一样。这是美国在二十年代经济恐慌的时代，罗斯福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一百年来，造福人间。

 美国这一百年来的稳定性，超过了欧洲。假如在欧洲也有这种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可能避免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另外一个方向：在英国，费边社主张议会民主，社会福利条款经过社会立法、国家立法，变成零零碎碎的改正、补救——这种方式有它的好处，弹性很大。

 比如说在美国，老年人有一个叫medicare（医疗保险）的制度，给穷一点的人的叫medicaid（医疗补助）——一个贫穷的老年人到80岁以后，他啥都不用花钱了。我一生下来就是伤残，按美国制度，如果我以伤残的身份，我一辈子什么事都可以不做，到死为止。但是，“我伤残就不需要做事”，这个是不通的事情。为什么一个人伤残，国家就要养他一辈子？

 假如在英国就很好办：我找个议员一诉苦，全国一签名——伤残者、议员全签名，一条立法出现了。在美国，现在没有办法补救，这是举一个例子。许多许多情形，不可能在设计时就想到的，也不是“一棒槌”设计下的“建国大纲”就能定的。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也是逐步被实现了一部分的。


 前面我讲到费边社的社会改革，罗斯福新政的福利制度，这个都是可以补救资本主义的弊病。当今世界，确实需要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缺陷，进行重要的改革。如此，或许可以避免许多冒冒失失的问题。当然，这中间孰利孰弊，也是需要施政者自己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