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1966-）山东日照人，北京大学心理本科，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硕士，“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

王丹（1969-）山东鄄城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本科、历史硕士，“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
历史反思──关于《六．四》马客1998年5月24日（一）
    人们纪念某个时日，因为它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全世界各民族带来骄傲带来自豪，如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统治，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美国人民为独立而斗争，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全世界人民庆祝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人们难忘某个时日，也因为它连着民族的奇耻大辱，连着刻骨铭心的创伤，如１９３８年９月３０日法、英、德、意签订的“慕尼黑协定”，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的“珍珠港事件”，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广岛被原子弹夷平……。
    在神州大陆，人们难忘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和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在宝岛台湾，人们难忘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和二十一师的“夜半敲门”……。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６日到６月４日，这是一个中国人民难忘的历史时期。
    因为这是４９年后从未有过的内政危机，数万部队持枪荷弹和近百万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对峙，开火。
    因为这是４９年后从未有过的外交困境，不光受到了几乎所有大国的经济制裁，而且遭到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港澳台胞和全世界海外华人的道义谴责。
    １９７８年以来──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最好时期到此告一段落，中国人民在迈向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进程上的损失难以估算。
    人们在痛苦中反思，在反思中成熟。
    张伯伦以后的英国人会有体会：恶魔的胃口不会被棒棒糖所满足。罗斯福以后的美国人可能深知：“割离政策”“中立法案”以图壁上观是自欺自损的一厢情愿。东条英机之后的日本人应该明白：当大日本皇军端起刺刀刺向无辜的人民、当他们脱下裤子扑向绝望的妇女时，没想到会有４５年８月９日这一天。我至今不忘２５年前日本影片《啊，海军》中主人公的反思：“打得赢的仗，就应该打吗？！”
    不忘历史悲剧，不让悲剧重演，这是反思的目的，是成熟的标记。
    “六．四”以后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应该怎样在反思中成熟？
    我想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现实：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进程并不像我们从前所想象的那样指日可待，周恩来在２４年前开的那张支票，已成了被现实无情否定了的历史。邓小平那张在未来半个世纪分期兑现的期票，还得靠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努力，靠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靠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
    这一现实是无情的，无情在于我们这代人怕看不到这一天。
    这一认识是有价值的，价值在于人们认识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凭理想靠激进是不行的。   
    怎样走向繁荣富强？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但我们有头脑过度发热的教训，５８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并不会使我们在经济上繁荣富强，而只能是相反。
    怎样走向自由民主？方方面面都在各叙己见，但人们的大脑不再象８９年那样过度简单，以为头上扎条白毛巾，抗着横幅标语，走上街头广场，就是走向了自由和民主。
    去年在北京出租车上，司机把我当成是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风云人物，说：“还好你们没上台。”我说：“话不能这样说，那时可有上百万北京人的支持啊。”“那是，您瞧多玄？”，回答中带着北京人特有的直率和深刻。
    那些头扎白条慷慨激昂的仅是学生领袖而已，这是民族不幸中的万幸。                                
（二）
    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是这一历史悲剧的主要责任者，因为邓是“总设计师”，因为中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设计出和领导出这种局面，还有什么话好说？
    但是在我们追究主要责任的同时，得指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六．四”这一历史悲剧是中南海的邓小平们和天安门广场上的王丹们联手造成的，缺一不可。
    用邓小平的话：“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
    用王丹的话：“如果我更成熟一些的话，我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使得不产生死人的情况。”
    政府的失误和学生的不成熟是最终导致“六．四”的悲剧所在。
    ９４年“六．四”５周年，朋友们开会研讨，图演“六．四”整个过程──从４月２２日胡耀邦追悼会起，到４月２６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４月２７日和５月４日学生上街游行，５月１３日学生天安门广场绝食，５月１５日戈尔巴乔夫访华，５月１７日和５月１８日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去医院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５月２０日颁布国务院戒严令，６月３日戒严部队紧急通告，直到６月４日枪响。
    我和在８９年创建全加学联的朋友分别代表了图演双方，结果论证了如果政府不失误及学生成熟一些，“六．四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图演政府一方的学联前主席在回答记者问时说：到了５月２０日，政府除了下台和戒严，别无选择。
（三）
    王丹说他９年前不成熟。
    ９年过去了，他４月２３日在纽约答记者问时说：
    “我个人对自己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是七分过三分功。我对８９年事情发展到最后死了那么多人，我个人是终生的悔疚，我觉得我要为此承担相当的责任。我想我们当时年轻、幼稚，但我必须要说最该谴责是中国政府。如果我更成熟一些的话，我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使得不产生死人的情况。但是我想任何政治行动导致死人，哪怕只是死了一个人，作为它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都要负极大的道义责任！因此我永远不会推卸。”
作为涉及“六．四”悲剧一方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用“我想我们当时年轻，幼稚”来“承担相当的责任”，这说明了某种政治上的成熟或江湖上的老练。
用戴晴的话──“这是不可以的”。
（四）
抄一段天安门总指挥柴玲后来的自白：
“同学们总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后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有一些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达到个人的目的，玩弄自己一些交易，拼命的在做这个工作，就是防止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些措施，而在政府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所以，我们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同学们会这样做，但他们还是年轻的孩子们……。”
（五）
如果历史在这一刻停下，注视着广场上这些年轻的宣言签字者、绝食总指挥时，面对历史的将不再是读书的学生，不再是不懂事的孩子。当历史那双曾掠过无数肩头的无形巨手搭上那些年轻的肩膀时，那里绝不是王丹所说的什么道义上的责任。    
不争的事实是：
当时最不希望看到流血结局的是中共刽子手邓小平。
当时最不希望看到不流血结局的是学生总指挥柴玲。
刽子手输了，输掉了三落三起传奇般的声誉，但中国还没有解体。    
总指挥赢了，为１０多万海外学子闽粤农民赢得了不要钱的绿卡。
（六）
回到戴晴，她的评论一针见血：
    “我是觉得，不能轻轻地以什么‘冒失鬼’、‘年轻不懂事’等等来把一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一笔带过。如果你是在家里，即使你今年６０岁了，在８０岁的母亲面前，你永远是个孩子。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在中国１８岁、在美国２１岁以上的人，那么你参加了社会活动，你就是一个社会人。每个社会人在法律前都是平等的，就是你应该象所有超过１８岁或２１岁的人一样，享受你的权利和承担你应负的义务。如果你已经做出了这么多的事情，象六．四天安门，你作为一个领袖出来组织大家，把局面弄成那个样子，然后你就说，我年轻，我没有经验，就带过去了，这是不可以的。你作为一个社会人，只有一个法律标准，没有别的。你１８岁以上，你就得负责，没有什么年轻不年轻的。”
（七）
    每年６月４日前，总有人过节似地兴奋，你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没有民运，就没有“六．四”。
    我想起了相似的一支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新中国仅意味着反右、意味着大跃进、意味着三年“自然灾害”、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意味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有这样的新中国ＳＯ ＷＨＡＴ？ ＷＡＹ ＮＯＴ？
    同样，如果民运意味着跟着民主斗士去作伪证、意味着跟着自由民主党主席回国搞武装暴动、意味着跟着民主之父谴责所有与中国贸易在中国投资经商的国际企业金融界……，那么这样的民运与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朋友们常感慨为什么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在海外华人中的半衰期就那么短，胜似昙花。我说，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要吃民运饭，就得同支持和资助民运的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如果民运的国际支持者和资助者的切身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一致，那民运人士还有什么饭吃？相反，民运人士的声望不会在海外华人中看好，这实在是没有办法两全的事。不过这无碍大局，魏京生来了，只不过多了一个吴弘达。王丹到了，多一个“民主亚父”而已。
（八）
    反思历史，得取认真严肃、实事求是学术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教训，防止悲剧重演。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修饰历史是不行的。
    台湾“二．二八”事件始与４７年２月２７日的政府失误（查辑员傅学通取缔私烟被围时，射杀无辜围观市民陈文溪），随后是以台湾暴民滥杀外省人（阿山）开始，以国民党军滥杀本省人（菁英）结束的恐怖事件。
    然而在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８日“二．二八事件”４５周年之际公布的《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是不严肃和不实事求是的，因为这个官方报告毫无理由地把襄成悲剧的一个重要因数──台湾暴民滥杀无辜──给“消音”了。
    李敖曾深刻的指出：（二．二八事件）是善良的外省人和善良的本省人一家一路的哀呼与血泪。不问缘由、不问谁先开始滥杀，就先局限在台湾菁英的丧生上面，在学术上这是不公正的。
    如果以反思历史的角度，人们在谴责高雄要塞司令彭孟辑、谴责台湾主席陈仪、谴责国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同时，难道不应该去追究“聚众起义”在先“带走十万粮款，不告而别”在后的“二七部队”部队长钟逸人的责任吗？
    今天人们反思“六．四”，在把悲剧的主要责任定位与邓小平的同时，难道不应该认真严肃实事求是地去评价王丹和他的战友们的所作所为？去评价王丹自许的七分过三分功，他的过是否仅仅只是道义上的，他的功又在哪里？    
（九）
    “六．四”过去９年了。        
    那些不幸遇难的学生们，如果政府不“失误”如果菁英更“成熟”，他们该是走出了学校，走向了社会，与生活拥抱，与事业并肩，与爱………。
    我想起了３２年前那些“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满怀理想和抱负而不幸遇难的“红卫兵小将”……。
    我想起了５１年前在台北被军方枪杀的大明报发行人艾路生、在台中被“二二八斗士”割去鼻耳挖出双眼的专卖局科员刘青山、在桃园被轮奸的大溪中学教员林兆熹……。
    在青藏公路跨越唐古拉山的路段，常常可见这样的标志牌：危险！Ｘ年Ｘ月重大事故，死ＸＸ人。
    那些在“六．四”、在“文革”、在“二．二八”丧生的无辜人们，他们算不上英烈，但他们是历史的标志碑，当我们将来走到相似的历史关头，给我们触目惊心的提示：朋友，别忘了“六．四”，别忘了“五．一六”，别忘了“二．二八”， 别忘了我们！
 
1998年5月24日星期日

贴主:markmarkmark于2022_06_05 17:54:4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