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误解的尼采的“超人”

 谁是尼采的“超人”(übermensch)？这还是一个问题。首先，如我们所知，“超人”并非尼采的专名。在人们的日常想象中，“超人”就是能力超强的“神人”。世界各民族的古代传奇和神话中，大抵都有“超人”形象，多半是类似于鬼怪神魔的人物或神物，比如齐天大圣孙悟空之类。进入技术时代以后，“超人”形象主要出现在动漫故事中。如今在网上查一下“超人”，首先跳出来的“超人(Superman)是DC漫画公司旗下的超级英雄，在1938年《动作漫画》(Action Comics)创刊号首次登场；其次是指20世纪60年代日本推出的特摄系列《奥特曼》；然后才指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来的“超人”。

 可见有各种各样的“超人”，既有神话和传说的“超人”，又有漫画和影视的“超人”，也有尼采哲学的“超人”。所有这些，构成人们关于“超人”的混乱而复杂的想象。人们对尼采之“超人”学说的混杂理解也起于此。而就尼采哲学意义的“超人”而言，我们首先要反对的是两种流传最广的基本误解，一是对尼采之“超人”的法西斯主义误解，二是对尼采之“超人”的生物主义误解。

 首先，关于尼采的“超人”的最大误解具有政治色彩，主要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对尼采“超人”学说和“权力意志”学说的利用。希特勒曾多次访问德国魏玛的尼采档案馆，并公开宣称对尼采的喜爱和推崇，大概是真把自己当作尼采所讲的“超人”了。“尼采与希特勒”已成一个历史公案。不过笔者认为，对此我们要有一个公正的看法。一方面，尼采反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但不反犹，甚至还讨厌德国人；而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尼采主张“权力意志”，反对政治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和现代民主制度，崇尚主人道德，鼓吹力量和战争，因而也确实为法西斯主义的利用留下了空隙。尼采委实是一个充满内在冲突的复杂体，在哲学上又趋于采取极端立场(比如最喜欢采取“颠倒”手法)，甚至“超人”之说本身就有鼓吹强权的暗示性，凡此种种，让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有机可乘。这固然是事实。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没有理由干脆把尼采本人的“超人”学说归于法西斯主义。

 这里自然也涉及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问题。如我们所知，西方历史上许多哲学家一直都有介入社会政治的“统治愿望”，想成为国内所谓的“国师”，但失败者居多，典型者如柏拉图的“哲学王”，也包括海德格尔臭名昭著的“纳粹校长”经历。尼采本人反对政治变革，特别是反对法国启蒙运动，并且坚持个体启蒙，认为通过区域性的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是不可能保障个体自由和幸福的。(参见孙周兴，第171页以下)就此而言，尼采和尼采哲学是十分“非政治的”。但历史的经验也表明，政治统治思维必定会对哲学进行主义式的简化利用，哲学经常被用于政治宣传。

 其次是关于尼采之“超人”的生物主义曲解。在最后的《瞧，这个人》中，尼采自己就描述了人们对他的“超人”观念的误解，特别反对人们对自己学说的达尔文主义误解：“……因为这个词，另一个博学的、长角的畜牲竟然怀疑我是达尔文主义者；甚至于在这个词中重又见出了那个违逆知识和意志的大骗子卡莱尔的‘英雄崇拜’，那原是我深恶痛绝的。”(尼采，2015年，第379页)在别处，尼采也多次公开批评过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

 不过，尼采之于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参见皮尔逊，第380页以下)我们知道，尼采对于科学基本上持有开放态度，并不排斥包括生物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尼采后期反对柏拉图主义哲学传统的灵魂学说以及心-物或灵-肉二元论，誓要把“精神”颠倒为“身体/肉体”：“创造性的身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作为其意志之手。”(尼采，2010a年，第46页)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期的一则笔记中，尼采也明言：目标并不是大脑的更高塑造，而在于“整体身体的更高塑造”(Nietzsche，1999c，S.506)。虽然尼采这里使用的“身体”均为德文的Leib，而不是Korper(躯体)，即不是生物-物理意义的躯体；但是，这种对肉身的强调当然会让尼采倾向于生理学-生物学，在一些地方，他甚至声称要把传统的“精神性”颠倒为“动物性”。

 当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中首提“超人”时，他的表述带着一种明确的生物学腔调，认为人处于猿猴与超人之间的过渡阶段：“对于人来说，猿猴是什么呢？一个笑柄或者一种痛苦的羞耻。而对于超人来说，人也恰恰应当是这个：一个笑柄或者一种痛苦的羞耻。”(尼采，2010年a，第10页)人源自猿猴，身上依然具有太多的猴性，而且常想做回动物。这种想法当然是有鲜明的达尔文的影响的。诚如萨弗兰斯基指出的那样，尼采坚持达尔文的两个基本思想：一是在进化论的专门措辞中的发展理论；二是作为演变进程之推动力的争取生存的斗争。(参见萨弗兰斯基，第309页)简而言之，一是进化，二是生存竞争，而这两项分明是达尔文学说的基本点。

 我们可以接着来追问：尼采既然非常接近于达尔文，为何又不愿承认之呢？为何尼采还要指控人们对他的“超人”的生物主义误解？尼采自己给出的回答很是干脆：“达尔文忘记了精神！”(尼采，2015年，第150页)这个回答颇令人吃惊。尼采不是要以“身体/肉体”反“精神”吗？怎么反过来要指责达尔文忘掉了“精神”呢？这是不是有点混乱和错乱呢？当然不是。尼采反柏拉图主义的“精神性”而倡导身体性、甚至动物性，并不是要转而去赞成生物主义或者反智主义，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尼采的主张应该是：不能以无意识的自然进化模式来思考人的更高的进化，人的进化必须被理解为自由行动和自由创造的产物。(参见萨弗兰斯基，2007年，第310页)这就是说，尼采之反柏拉图主义的“精神”，乃是对以传统哲学和传统宗教为表达方式的“精神”的反叛，尼采的目标倒在于寻求和倡扬一种“自由精神”。

 总之，任何关于尼采“超人”概念的区域科学的理解都是不当的，或者说都不足够，因为“超人”是一个哲学概念。我们这里无法展开对尼采哲学的整体定位和理解，诸如尼采到底是谁，是不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最后的形而上学家”等，但我们至少可以确认的是，两种最流行的误解，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曲解还是生物主义(达尔文主义)的误解，都未触及尼采哲学的真正内核。撇开曲解和误解，我们首先要回到尼采的文本来看“超人”，更要着眼于尼采对未来人类的预期来看“超人”。

 二、上帝死了才有“超人”

 那么，尼采自己是怎么来说“超人”的呢？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中，我们看到尼采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山上修炼了十年之久的查拉图斯特拉下得山来，在路上碰到一个用“唱、哭、笑和哼来赞颂上帝”的老圣徒，而这个老圣徒居然还全然不知道“上帝死了”；紧接着，查拉图斯特拉来到了一个镇上，径直跟市场上的民众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来把超人教给你们。人类是某种应当被克服的东西。为了克服人类，你们已经做了什么呢？/迄今为止，一切生物都创造了超出自身之外的东西：而你们，难道想成为这一洪流的退潮，更喜欢向兽类倒退，而不是克服人类吗？/对于人来说，猿猴是什么呢？一个笑柄或者一种痛苦的羞耻。而对于超人来说，人也恰恰应当是这个：一个笑柄或者一种痛苦的羞耻。(尼采，2010年a，第9-10页)

 尼采这段话的意思十分丰富，也不容易了解。这段话首次宣告了“超人”。它出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的第三节开头，而在第二节的结尾处，尼采刚刚与老圣徒告别，自言自语道：“难道这是可能的吗？这位老圣徒待在森林里，居然还根本不曾听说：上帝死了！”(同上，第9页)这就表明，“超人”之出现是与“上帝死了”这件“大事”相关的，可以说是以这件“大事”为前提的。这个前提必须被确定下来。如若上帝没死，则无所谓“超人”，也无所谓“克服人类”了。

 那么，“上帝死了”意味着什么？人们最直接的反应是，“上帝死了”就是基督教信仰衰败了，不再有强大的伦理和宗教力量了。这当然没错，但我们还不能停留于此。我们还必须落实到尼采所谓的“虚无主义”命题和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批判上。尼采自称“虚无主义者”，并且说“虚无主义者”持有双重的否定：“对于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不应当存在；对于如其应当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并不实存。”(尼采，2010b，第418页)笔者反复引用过尼采的这两句严格而精致的话，因为在笔者看来，它们是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工作的精髓，前一句否定源于希腊的哲学(以及科学)传统，即由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ie)构造起来的“本质世界”，后一句否定源于犹太-希伯来的宗教信仰传统，即基督教神学(Theologie)的“理想世界”或“神性世界”。总之，哲学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和神学的信仰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是个体-实存主义)一概被否定了，是为“虚无主义”。

 进一步，我们更应该把传统哲学和宗教(以及艺术)视为前技术-工业时代的自然人类精神状态的构成和表达方式，“上帝死了”即表征着这种构成和表达方式的衰落和崩溃，简言之就是自然人类精神样式(自然状态的人类文明)的式微。“上帝死了”，自然人类文明归于终结，尼采才开始吁请“超人”：

 在上帝面前！——可现在这个上帝已经死了！你们这些高等人呵，这个上帝是你们最大的危险。/自从他躺在坟墓里，你们才又复活了。现在才出现伟大的正午，现在高等人才变成——主人！/我的兄弟们啊，你们听懂这话了么？你们恐惧了：你们的心灵晕眩了么？深渊在此向你们进裂了么？地狱之犬在此对你们狂吠了么？/好吧！来吧！你们这些高等人啊！现在，人类未来之山才有了阵痛。上帝死了：现在我们想要——超人活着。(尼采，2010年a，第457-458页)

 尼采这里的逻辑看起来很简单：“上帝死了”，“超人”复活。那么，“超人”是已经死掉的上帝的替代者么？“超人”是另一个新的上帝么？尼采从未这么说过。他只是说，“超人”是一个“至高的发育良好的类型”，这种人的对立面是“现代人”和“好人”，是“基督徒和其他的虚无主义者”。(尼采，2015年，第378页)在尼采看来，“超人”的对立面，即现代“好人”，是要被克服掉的。“人类是应当被克服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人类已经中毒了，受了那些鼓吹“超尘世的希望”的“放毒者”的毒害，也即是中了在自然人类文明时代里居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的毒，中毒已久，成了“颓废者”。尼采也把这个“颓废者”称为“没落者”和“过渡者”。向何方“没落”和“过渡”呢？这就涉及到尼采关于“末人”与“超人”之关系的讨论了。

 三、末人与超人：人之本质的重新规定

 尼采的“超人”是与“末人”对置的。“末人”就是“最后的人”(der letzter Mensch)，似乎更应该译为“最后的人”，“末人”这个译名不免有些贬义了，“末人”未必是“低人”，更不是微末之人。关于“超人”，我们前面也只做了否定性的界定。因此，关于“末人”与“超人”，我们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追问：谁是“末人”？“末人”是我们吗？谁是“超人”？“超人”是“未来人”吗？“末人”与“超人”是何关系呢？

 首先我们看到，尼采在“猿猴-人类-超人”之间构造了一个序列，“超人”之于人类，就如同人类之于猿猴。人类是被夹在中间的，夹在动物与超人之间，所以左右不是，如履薄冰，殊为危险。以尼采的说法：“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 一根悬在深渊之上的绳索。/一种危险的穿越，一种危险的路途，一种危险的回顾，一种危险的战栗和停留。/人身上伟大的东西正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目的：人身上可爱的东西正在于他是一种过渡和一种没落。”(尼采，2010年a，第13页)夹在中间的人类不光是“过渡者”，也是“没落者”，是“最后的人”即“末人”。所以尼采的序列其实就是：猿猴-末人-超人。

 关于“末人”的特性，尼采的描写也是相当令人费解的：

 看哪！我要向你们指出那末人。/“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渴望？什么是星球？”——末人如是问，眨巴着眼睛。/于是大地变小了，使一切变小的末人就在上面跳跃。他的种族就如同跳蚤一般不可灭绝；末人活得最久长。/“我们发明了幸福”——末人说，眨巴着眼睛。(尼采，2010年a，第18页)①

 这段话里最不好理解的是“眨巴着眼睛”。为什么“末人”要眨巴着眼睛？有论者认为，眨巴着眼睛这种表情动作说明了“末人”的生活态度，“末人”一方面因惬意而眨巴着眼睛，以此表达他对幸福的理解；另一方面不断地眨巴着眼睛，说明“末人”根本没有能够真正地睁开眼睛。(参见彼珀，第71页)这个解释有点意思，“末人”是平庸生活的享受者，没有崇高的追求——“末人——他轻咳，享受自己的幸福”。(Nietzsche，1999c，S.160)再者，“末人”又像柏拉图“洞穴比喻”里讲的囚徒，待着洞穴里，根本还睁不开眼。

 可能让中国人愤愤不平的是，在科利版第10卷的一则笔记中，尼采把“末人”称为“一种中国人”。(ibid.，S.168)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有两次谈到中国人，都给出了负面的评论，有一处写道：“中国是一个国家的例子，那里大规模的不满与求变能力已经灭绝好多个世纪了”；另一处写道：“我们绝对不会认为，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正义和和睦的王国是值得想望的(因为无论如何，那会是一个极其深度中庸化和中国人式的国度)。”(Nietzsche，1999b，S.399，629)这是为何呢？尼采为何要拿他了解并不多的中国人开刀呢？

 中国人是“末人”吗？从《快乐的科学》的两处引文中，我们看到尼采对中国人的评价大致是：易于满足、不求变化、创造乏力、极度中庸。我们不知道尼采关于中国人的这个看法有何来源以及有何依据，难道是因为中国人喜欢眨眼睛么？也许是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人(东亚人)面相的集体想象？我们不得而知。②但只要不带偏执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其实是可以基本上同意尼采的上述评价的，传统中国人至少在晚近几个世纪里满足于世俗生活，对于人类文明的创造性贡献不在多数。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尼采的根本用意恐怕还不在于批评中国人，而在于描述人类谱系中“最后的人”，这“末人”是“最可轻蔑者”，再也不能射出渴望之飞箭，再也不能孕育任何星球，再也不知道爱情和创造，而只会不断地眨巴着眼睛了。

 “末人”意义上的人类必定要停滞，必定要被克服。于是，尼采提出了与之对立的“超人”。“超人的对立面是末人：我在创造了前者的同时也创造了后者。”(Nietzsche，1999c，S.162)除了上面讲的“猿猴-末人-超人”的位置和序列安排之外，尼采对于“超人”给出的正面规定则是：超人是大地的意义。

 看哪，我来把超人教给你们！/超人乃是大地的意义。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是大地的意义！/我恳求你们，我的兄弟们，忠实于大地吧，不要相信那些对你们阔谈超尘世的希望的人！无论他们知不知道，他们都是放毒者。(尼采，2010年a，第10页)

 这个说法跟“超人”的字面意义不合，也与我们通常关于“超人”的想象大相径庭，我们会以为“超人”是“高人”，至少是向上超越的。但尼采却说：超人是“向下的”，是大地的、尘世的。这当然跟尼采的柏拉图主义批判相关，“超人”是摆脱了传统宗教和哲学虚构的“超感性世界”的人。那么“大地”(Erde)是什么？笔者认为，尼采的“大地”是泛指的，既是地球，也是土地，也包括人类身体，总之是尼采反复强调的区别于“超感性世界”的“感性世界”。

 忠实于大地的“超人”根本上是尼采对人之本质的重新界定。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开始把“权力意志”规定为“生命”的基本特征，而“生命”则被等同于“存在”。“‘存在’——除‘生命’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某种死亡的东西又怎么能‘存在’呢？”(尼采，2010年a，第180页)对于生命来说，意志/意愿是本质性的，甚至求虚无的意志也是一种意志/意愿——要“不要”也是一种“要”。生命本身就意愿拥有，并且要更多地拥有，以尼采的话说，生命本身就“意愿增殖”。当尼采说“超人乃是大地的意义”时，他否定了以往的人之本质规定(即“理性动物”之规定)，给出了一个动物性-身体性-大地性意义的人之本质的新规定。正如海德格尔所解释的那样，尼采此时所强调的“大地性”意义上的“动物性”(animalitas)，乃是肉身地存在、充满欲望和渴求一切的“身体”(Leib)，是“所有本能、欲望和激情的支配性构成物的别具一格的统一性”(海德格尔，2015年b，第985页)。

 除了在“权力意志”意义上对“超人”的本质规定(即“大地性-身体性”)之外，尼采还必须从后宗教的意义上重解“超人”的生命实存经验问题，即“超人”这个“新人”的时间性实存意义问题。如果说“旧人”——“末人”——的存在是以自然状态下的时间经验为前提的，那么“新人”——“超人”——的存在方式应该具有一种异样的时间经验。这就是尼采晚期所思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