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来，中国人对现代化问题的探索，虽几经波折，但从未放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包括中国）现代化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具有新特点。例如，明确地将现代化定义为一个历史范畴；既有放眼世界的广阔视野，又立足于本土文明和文化传统；既憧憬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也正视它带来的各种新问题。

 一

 “现代化”（日语汉字为“近代化”）一词非汉语固有。在其原本语境里，modernization和civilization一样，都有朝某一方向演进直至臻于“化”境的意蕴。一般地说，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是伴随工业化次第展开的社会、经济、思想、政治等各领域的全方位大变革、大变化。新技术、新产业、新制度一旦生成，其影响就会向全世界传播。从局部地区的现代化到“全球化”，再到全球现代化，这是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大趋势。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实现现代化，也是世界各民族、各区域文明的共同追求、共同目标。这是现代化的共性、普遍性。所以，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可以把率先现代化的国家拿来当作参照系。与此同时，还应特别注意既有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现代化的后来者学习先行者，可以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尽量发挥“后发优势”而避免“后发劣势”。

 具体地看，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又各有其特色。各种有利因素（如不断扩大的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的政局与社会、必要的资源和原材料的获取）的遇合与交互作用，刺激和推动变革在英格兰某一些地点和时间点首先发生，其他地方、其他国家陆续跟上。由于各地区、各民族变革的内外条件、动力强弱不同，变革启动的先后有别，致使现代化变革的道路和制度模式、阶段性目标各异。例如，英、法、德、美农业转型与发展的道路各异，各国的现代经济制度、政法制度也多有不同。

 不同的文明与文化传统势必对其现代化道路产生影响。西方语境里的“文明”，有的学者承认其多样性，但强调文明间的冲突。更多情况下，西方学者将文明解说为一种单线演变的形态，其目标模式就是现代西方世界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包括近代以来相互之间畛域明确的“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汉语里的文明和文化在多数语境下词义接近，甚至异名同指。《易经》讲的是“天下文明”；孔颖达疏之为“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易经》又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些都指出文明、文化的本意是以人文教化天下，使之文采光明。华夏“文明”的主流是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远人。此即所谓“经天纬地、照临四方”。这也是汤因比在论述世界诸文明时所表达的愿景：“文明永远要把四面八方新鲜的人口力量纳入其视野。”华夏文明也曾多次大规模吸收异族异邦异教文化，达至三教九流涵化，多元一体偕行。农耕经济支配下的中国，早在宋朝、最晚在明代就已经孕育出繁荣的商品经济，有其先行于西方的科技发明与应用，繁荣一时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平民化、世俗化而非宗教神权控制的文化教育，以考试考核成绩、个人成就和品行为标准的官员选拔任免制度，与欧洲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身份限定全然不同的社会纵向流动。此类要素被罗兹曼等人概括为早期中国“现代性”的因素。当然，历史过程中的华夏文明既有包容、讲变通的一面；也有因循保守的一面。所谓“天下”也基本囿于东亚。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有高潮也有低谷，有治乱循环、王朝更替，有以“重农”为借口对民间工商业的抑制、摧残，也有严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

 西欧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始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西欧的作为现代化基本载体的“主权”国家，一般都经历了对外摆脱教权和帝国、对内削弱封建贵族这样两个平行的过程。相比秦汉时期已经大一统的中国，西方国家是新兴的“后来者”。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国家层面，是“旧邦新命”。18—19世纪之交，中国领先世界的农耕文明即将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赶上了世界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同时其进程又自有特色：从“自强”到“维新”，从“新民”到“共和”，都是华夏自家名目，或见于典籍，或有史迹可稽。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有断裂和突破，也有接续和传承。

 现代性的多样性，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差异，造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如罗素之语，作为世界上“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实体”，华夏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天下”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重复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不可能将率先现代化社会的生活和文化形态当作唯一的“现代性”照搬过来。所以，中国人的现代化研究既需要说明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趋势，也需要明察这些多样性、差异性。两者结合，才能总结出具有解释功能的、符合历史真实的现代化理论。

 二

 作为不同文化思想背景下的一种知识生产过程，现代化研究本身具有共性和特殊性。很长时间里，一些学者对现代化研究、现代化理论的认知，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作为一种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论说，停留在箱根会议、“比较政治委员会”和工业主义、合理主义、发展主义、“模式变项”“发展型国家”等一类概念上。但是，世界现代化进程本身方兴未艾。各国各文明区域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进程都呼唤对它的深入研究。由于时代不同，研究主体的文化土壤不同，认识的角度、高度不同，立场观点各不相同，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是丰富多彩的。因此，不能将某一种——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以“好事情一起来”，即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同步美国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理论——定于一尊。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一文，曾将中国人研究现代化问题的起始追溯到19、20世纪之交。彼时梁启超等人接触现代化问题，是从面向现代世界为中国寻求新的自强之路开始的。梁启超的《新史学》呼吁“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新民说》诸篇提出“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既不能“墨守故纸”，也不可“心醉西风”。其实，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这一类“博考”已经萌发。例如，王韬早已论说“天下事至今日，其变极矣……仅行之于数十年间，而地球四大洲已可由分而合”；他还批评了当时很多人以船坚炮利为“立国之基”的看法，指出“此乃富强之末，而非富强之本也”。从王韬到梁启超，可以看出，近代国人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有其上下相承的思想脉络。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中国知识界围绕有关现代化的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如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比较、传统思想与现代的关系、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要民主自由还是要独裁专制等，进行过反复的讨论。30年代《申报月刊》发起了名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并将讨论文章结为专辑，“现代化”概念由此而被推广。这些讨论都有史学家参与。30年代前后，还涌现出一批研究中外现代变革的史学著作，如柳克述的《新土耳其》（1926年）、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况》(1927年）、何干之的《转变期的中国》(1936年）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年）、胡适提交美国历史学会1939年年会的《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项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些都大大早于美国的现代化研究以及与其相表里的区域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重启的现代化研究，可以视为中国人研究现代化的新阶段。它是适应新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紧随国家发展战略转移而发生的。它有“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两个面向，两个面向都突出对具体进程和相关理论的研究，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现成理论、现成模式。它注意吸收西方学术发展的新成就，比如现代世界体系理论、非西方发展理论等带有马克思批判意识的理论框架。同时，其中很明显具有中国学术思想的传承。新时期中国学者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立足点仍在中国，视野则较前人更为开阔，具有全方位观察世界、关注各文明、各地区历史与现实的高度，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一体的历史，亦即现代世界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在现代发展的时序方面，承认西方在多种动因的“遇合”作用下，率先建立世界市场和启动工业化、现代化，但不认为非西方国家可以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道路；更不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从来比其他文明先进、优越。事实上，世界史上的后来居上、一段进程中的落后者奋起跃过先行者，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史学界对世界现代化历史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称得上硕果累累。限于篇幅，这里只是简单概述代表性人物罗荣渠先生的成就。罗荣渠创建并主持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在教学与组织学术交流活动的同时，撰写了大量对新时期中国人的现代化研究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论文，并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修订成书，即《现代化新论》。与此同时，他还主编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并主持整理、翻译出版本领域的众多著作和文献资料。

 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板块：一是大转变时代的新历史观，即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这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形成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的理论基础；二是现代世界发展趋势通论；三是转型期中国发展趋势通论，把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的个案和组成部分进行研究。

 罗荣渠探索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其要点包括：衡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最终标志是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历史上既有的社会形态转变都是众多内外因素交互作用“合力”的结果。在《现代化新论》第二编里，他把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变迁归纳为四种基本形式。他提出了现代化的三次世界发展浪潮的观点。发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三次大浪潮，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升级与大批欠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的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对现代化启动、模式、战略选择的影响，不同地区现代化的成就与问题，都对西方既有的乐观派或悲观派的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现代化新论》第三编在分析了中国现代化思潮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以后，以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大趋势为基本线索，总结了中国现代化大变革的一些重要经验，特别指出新时期的思想界不应重蹈旧辙，听任对新的现代化浪潮冲击的自发回应。

 罗荣渠关于现代化的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著述，从世界和中国的具体实践提炼和检讨相关的理论，把对现代化理论的探讨和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结为一体，表现了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发展理论和比较历史方法的广博知识与娴熟运用，显示了历史学家对社会变迁宏观走向的关怀和学术责任感。

 三

 本文想要指出：中国史学家眼里的“现代”不是向前向后都可以无限延伸的不定之名。构成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现代性”，不是某个西方思想家大脑的产物；现代化作为一种创造现代性状况的过程，也不是永无休止的“绝对理想终极”，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内涵确定又充满内在矛盾、变动不居但有始有终、被拥抱被期待也终将被超越的历史范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端赖人们的选择。

 迄今发生过的世界现代化浪潮，既带来了经济飞跃和社会进步，也带来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灾难”。我们看到1871年诞生的年轻的“小德意志”曾率先开展第二次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然后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直至毁灭。日本从领先亚洲、成就骄人的明治维新，到发动侵朝、侵华战争，再到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从膨胀到崩溃，也没有用多长时间。德日的教训告诫世人，一个国家正因为换乘了现代化的快车，若是“醉驾”、冲出正道，很可能会在高速前行中车毁人亡。德日的例子比较极端。我们再看第一个成功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英国，以及第二次世界现代化浪潮的“优等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带头羊、全球化的推动者美国，它们当年在工业化高潮时期都曾遇到过严重的社会问题，今天又陷入新的困境。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正在经受各种新的问题或磨难。

 即使排除任何短时段因素的影响，我们也必须警惕现代化这一史无前例的全球大变革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性危机，以及其中可能危及人类社会存续的严重风险。世界历史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正因为诸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包容吸收、你追我赶，才有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然而，几百年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却一再显示，领先国家凭借强大的国力打压威胁自己地位和利益的后来者，为此而不惜诉诸武力。德日这样的“挑战者”甘冒战争的风险。20世纪中期之前，发生了一次次血腥的争霸和霸权交替。

 当今世界是多种生产方式并存、多元文明共存的世界，也是一个多种社会制度、多种经济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和国际市场上激烈竞争的世界。通常人们把它简单地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已经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即“西方世界”，另一部分是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或称为“非西方世界”。两个部分都面临着各自不同的现代化问题。既有苦于尚未现代化的，也有面临已经现代化甚至高度现代化中问题的。无论是作为目标还是作为进程的现代化，我们不能只看到它光鲜的一面，还要看到它自身可能蕴含的各种困扰、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和矛盾背后的逻辑可能会贯彻世界现代化进程始终。

 科技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大众消费需求都是现代化的动力。然而，我们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科技发展、工业化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丰富和生活便利，还有物欲横流和人文精神的失落。科学技术一旦失去人文关怀，失去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尊重，需求增长发展成过度消费、物质主义，也会给人类和自然界、给人的精神世界造成极大危害。现代世界体系是现代化的伴生物。在这个体系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奴役，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强国对世界的争夺，对弱国的侵略、欺凌，没有边界和缺乏约束的现代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对全人类的毁灭性威胁，环境生态的空前破坏，高速增长冲动和“自由放任”主义对公平、公正、民生、民主等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侵蚀甚至消解，新的社会阶层分化甚至固化，天文数字的贫富差距，人口随全球化趋势而大规模流动、迁徙带来的族裔矛盾、宗教冲突、认同危机，以及国家作用背后的权贵资本、钱权交易，种种左支右绌的现象，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现代化发生以来就带有的各种对立因素，包括现代化的基本载体——小到在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各种公司、集团，大到相互有明确边界、关隘的大量先后涌进高速发展快车道的独立国家——之间常常会出现的各种冲突，与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协同合作、区域一体化、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周期性地激化、爆发。任何突发事件、精英人物的作用，都不能根本改变其周期性发生的大趋势。当前，我们正处于现代世界体系第三个周期的下行阶段。国际冲突加剧，极端民族主义、极右翼国家主义、右翼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分离主义等各种力量再次显现。恐怖袭击、暴力冲突直至战争此起彼伏。看看今日世界各地的乱象，运用世界现代化浪潮波峰与谷底交替出现的理论和现代世界体系周期性演变的长波理论来观察，这些现象都不难解释。

 概言之，“实现现代化”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原则的社会形式”。人类如果停留在农耕时代是无法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形式的，人的发展必须经历现代化，但也必须超越现代化，才能达到全人类的理想社会状态。

 现代化研究中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例如，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研究。社会学家常常讲到“人的现代化”。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也是其客体。所谓人的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个体的人改变农耕文明下旧有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适应现代生产、现代社会。总览世界历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严复倡导“开民智、新民德”，到鲁迅提出“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再到当代中国的大众教育、思想解放运动，都有“人的现代化”的意蕴。人的现代化不但先行，而且会贯穿现代化整个过程。国外早有研究者关注人的现代化，代表作如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不厌其烦地列出了“现代人”应当具备的十多种意识和行为方式。很多有关人的现代化的论著倾向于给“现代人”下定义，将其描述为符合某些标准的人。然而，这些标准是唯一的、一成不变的吗？在20世纪初的德国，同样是讲一种推动西方现代化的个人德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强调节俭、禁欲主义；桑巴特认为是奢侈、贪婪、享乐主义；后来，理查德·托尼将韦伯命题归结为个人主义；格林菲尔德严斥之，认为应当是另一种集体意识即盎格鲁式的民族主义——学者们各执一端，判若云泥。现代化的不同场景、不同时段、发展的不同模式对人的要求并不相同。不能指望找到一把通用的标尺。同为“现代人”，金融家、企业家和普通劳动者，全球化大潮冲击下的美国工人和中国工人，所想的、所做的都会有巨大差别。现代化带来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也带来普遍的紧张、焦虑，带来人的“异化”；市场竞争可以激发人的创新能力，也会使一些人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人的个性解放的背面是自我中心甚至极端利己主义。所以，“人的现代化”和“现代化”一样，是一个终将被超越的历史范畴，是一个中性概念，不必将太多的感情成分寄托其上。与其讨论怎样才算现代人，不如记录和分析现代化进程中活生生的个体，比如工人、留守农村的和进城的农民，正在走向社会的青年、成功或者失败的企业家、创业者、政府公务人员，关注各色人等在社会转型中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和思想感情变化。这可能是今后致力现代化研究的同侪需要着力的地方。

 多年来中国人的现代化研究目光集中于东亚与中国，涌现出很多有关日本、“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当代发展“奇迹”的专著或者论文。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奇迹背后的问题甚至危机。几年以前，在一次祝贺多卷本《世界现代化历程》出齐和获奖的座谈会上，有读者对《世界现代化历程·东亚卷》提出质疑，认为它讲的问题太多，一些问题好像跟“现代化”没关系。这个反馈很有代表性。“东亚卷”是由笔者主编的。此前笔者参与编著的涉及东亚现代化的论著，如《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透视东亚“奇迹”》《东亚跨世纪变革与重新崛起》《走向现代的小农：历史的视角与东亚的经验》等，多从正面论述东亚现代化各方面或各个领域的成就，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农地改革对台湾发展中小企业、实现“公平的增长”的积极作用，也注意到美国对战后日本等的积极扶持和大力援助，注意到“冷战”和冷战格局下两次“热战”的重要作用。后面这些不可复制也不容复制的因素，对东亚和平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容讳言。但是，此前一些强调个别经验普适性的著述却忽略甚至无视之。“东亚卷”收集了老中青十几位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相比此前的许多有关著作，该书的确有意识地提出并着重讨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例如，“四小龙”经济奇迹的冷战背景、东亚区域一体化面临的困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住房问题、韩国流血的民主化过程，等等。这些都是实际发生过的。将它们摆出来，展开讨论，是对东亚现代化进程的必要反思，是现代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之前笔者的一位学生，毕业论文写一个祖上来自阿拉伯的蒲氏家族的命运。他从深圳回老家泉州搜集史料，在考辨国内学界以及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起点泉州港在明朝初期的急剧衰败，暴露出早期“全球化”（亚欧北非局部全球化）逆转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今后东亚发展和现代化中的问题还会显现，需要学界的密切关注。

 四

 本文还想就现代化研究与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关系略加分析。现行学科分类源于西学，问题与名目一样多。无论如何，在人文学科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资历可追溯到三代以上的古老史学要焕发青春，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学科建设内容丰富，这里只涉及跨学科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界就开始讨论如何引进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以摆脱史学当时面临的危机。现代化问题所涉及的原本就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领域。史学家的现代化研究虽然姓“史”，但也吸收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术语概念、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这至少可以为史学其他分支的发展提供借鉴。现代化研究对即时进程的现实关怀，也符合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界，人们的眼界已经打开，新涌现的大量世界近现代史、地区国别史的论著，不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而是具有对社会大变革的全方位关照。对现代化与发展理论和进程的研究，大到对整个世界的研究，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研究，小到对一个城镇、村庄、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变化的研究，都应具有一种横看全球风云变幻、纵看发展变化全过程的宏观视野。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多年来以“现代化”为标题或者主题词的论著，多数仍然属于史学家常常论及的“宏大叙事”。有些论著思想内容单薄、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其实，20世纪80年代史学家提出现代化研究的初衷就是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对中外历史尤其近现代史进行深入的、全方位的研究，包括对众多看似渺小、实则可以“以小见大”的现象、事件、人物的研究。如果不把选题和写作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不愿意坐冷板凳，不在具体细致方面下功夫，任何“范式”、理论即使喊得震天响，标签贴满全文，对史学发展也没有意义。

 现代化带来的光明和困扰如同一个铜板的两面。史学的现代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一方面，近代以来，海道大通、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开辟使得原本分散的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史、全球史。面对一个多元文明并存的世界，人们的眼界日益开拓。另一方面，史学逐渐被以西方为中心、以国家为本位的民族主义史学所统治。史学的专业化、与相邻学科的区隔，也走向极端、僵化，成为史学继续发展的羁绊。正如伊格尔斯所说，作为现代西方历史研究基础和源头的兰克史学，发展出历史研究的一整套职业文化，其影响及于整个世界，也造成了当今历史学的许多重大局限。伊格尔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兰克史学及其传播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人们对兰克史学及其传播的政治背景已经比较了解，对相关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尤其是经济背景，则所知甚少。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西方霸权的相对衰落，一种貌似跟“西方中心论”尖锐对立、形成另一极端、实则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中国中心观”浮出水面。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都有这种倾向，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套用伊格尔斯的语式，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倾向的出现也是中国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认识和解析这两个“一部分”，揭示其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对于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现代化研究应有的任务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