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登大雅之堂的“如厕”问题
 
马客
 
（一）
 
我从小就受到入厕问题的挑战。
 
这问题本来是完全不成为问题的，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父辈太书生气、太缺乏远见，或者说对共产主义的实现过于乐观。
 
父亲大学毕业后跟着共产党，具体的说跟着汪道涵进城，接管上海的工业，顺便也接管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高级职员住宅。一楼三间，朝西朝北朝南三间卧室外加厨房和卫生间，归了安徽无为的新四军七师的L家。二楼五间，两间朝北一间朝西两间朝南的卧室外加厨房和卫生间，就住了我们一家。
 
那时我还没有问世，一家连我姐姐我姑婆四口人，觉得房间太多。不久来自胶东“酒兵团”的H家，一时无房周转。他们不闲小，住进了我们不住的三间西北房。再后来，又来了一个家属在南通的单身的X厂长，这次没地方了，管房的和楼上楼下的革命邻居们一商量，决定辟楼上卫生间为卧室，全体居民下楼入厕。于是乎，徐厂长进驻了厕所，这一住就到他离休。
 
５３年我和L家小闺女出生，５５年５６年H家的两个公子问世，再加上与我姐同年的L家大小姐，再加上L家的奶奶和H家的姥姥，在加上两家的两个佣人（老区来的H伯伯觉悟高，从来没使唤过佣人），三家男女老少一十六口，而卫生间只有一个，附近又没有公共厕所。等我们这批小浑蛋被提拔使用成人的卫生间时，楼内的入厕问题雪上加霜、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
 
每天早晨，卫生间外走廊的态势，有如通往华盛顿的９５号州际高速。外面排队的生理压力，里面如厕的心理压力。。。。如果任何居民后来发生相关的固疾，这肯定是重大原因之一。
 
那时小楼里的如厕之风气还很高尚，到位者速战速决，没到位者耐心等待。实在坚持不住，则轻轻地在门上扣最多两哈，里面的那位便会很抱歉地说：马上就好。
 
在这十几口人中，最不高尚最没有“急人难”觉悟的就是我，因为我一旦进了卫生间，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不但没有，有时还夹带本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之类的。而觉悟最高的是H伯伯，他是英俊魁梧的山东大汉，但很少说话，即使在等候入厕的艰难时刻也是一派忍辱负重之风。一次，我把H伯伯晾在卫生间外有时辰了，L妈妈走过，上来就捶门：里面是XX吗？再不出来，H伯伯要得病了！我打开门时，H伯伯满脸憋得通红。后来成人时回想，真的是问心有愧不好意思：跟着许世友的“酒”兵团“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八路，竟英雄气短被我这个不识相不暗人事的小赤佬逼在卫生间外而不能入厕，这罪受的窝囊：）
 
后来我问过父亲，为什么当初把二楼让出去还改掉卫生间？要是一家人住多舒服啊。而在５２年象H伯伯和X伯伯那样资历的肯定会分到条件更好的住房。父亲说，他们那时都想，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年轻的共和国的发展是会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很快所有的劳动人民都会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化住宅。
 
这就是父亲那一代人。他们的天真感觉和错误判断影响了他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其中也包括了他们及其子女的入厕问题：）
 
（二）
 
文革那场浩劫如果非要强说好，那它至少缓解了我们楼的入厕问题。
 
老家伙们，其实那时他们也只有４０岁左右（L伯伯属猪，４４岁，我父亲属鼠，４３岁，H伯伯最年轻属龙，只有３８岁），都先后在他们各自的单位里打扫厕所，入厕问题就得到了近水楼台的解决。
 
而我们这些小家伙们都不上学了，什么时候入厕都少有人和你竞争。有时一册三侠五义（那种古装薄本）看下来，腿麻了，站都站不起来。
 
然好景不长。
 
６９年初中毕业，我到了竹马岭，生理心理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是消化系统。进入该系统的食物的精华根本不敷生理之需要，但其糟粕在离开该系统时却又遇到很大困难。
 
这种困难是心理性的。
 
在竹马岭的男女生是一个排的编制，４０多号人使用一个公共厕所，一边四个开放式坑位。基本上能满足入厕的需要，重大原因之一是，要占着茅房不贡献，你得练功，恨恨地练马步练弓步，当然你还得习惯苍蝇蚊子和不雅气味。
 
然而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男女洗手间只是薄薄一块木板之隔，而且不隔到顶，身历声音响效果非常保真。这是城市伢儿从没经历过的挑战。
 
开始大家都非常腼腆，如果双方同时到位，那简直是苦难的开始，薄木板两边都不敢有所动作或不敢大肆动作。以前的问题是因不能到位而憋，现在是到了位还憋，真ＴＬＬＤ活憋，活受罪。有个夥伴斗私批修找不到自我批评的题材，只好在入厕问题上暴露活思想，说是，以前进了会议室有话不敢乱说，现在是进了茅房有屁也不敢乱放。这都是思想没有入党的表现，得认真改造思想。
 
说实话，这思想改造的还挺快，快得立竿见影。
 
夥伴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真理，就是后来进入阵地的一方，通常是不敢造肆小心轻放的沉默的一方。真理一旦发现，手段也很简单。一方一旦听到有对方迫近的脚步声，没话也开始说起话来，而且嗓门特大。后来总结，什么叫先声夺人？这就是。
 
我特爱同SK一起入厕，他已经越过了先声夺人，而进入了隔板唱和从容入厕的高级阶段。我见证过一次，他在这边说肚子被食堂的萝卜吃吃坏了，那边的广播员WR认真地答，不会吧，我怎么没事呢。
 
但我那时还是脸薄，一人入厕时常提心吊胆，直到一年后，弟弟到竹马岭当难民时，形势才有所改观。我一人入厕时常带着弟弟，他在外为我站岗。当他远远地看到有女生来时，就会预警：哥，有人来了。
 
那时入厕的另一挑战是卫生纸问题。
 
那时女生们再勤俭，但这方面的预算还是挺重视的。而我们大小伙子，一则没预算，我们比女生多笔开销，我们得抽烟；二则小伙子去小卖部买卫生纸，那他不仅赔了钱还丢了脸。我是弟弟来后，才重新开始与卫生纸打交道，但还得有备无患画蛇添足地给小卖部的DY打招呼，说是给弟弟买的。
 
我们怎么办？
 
报纸。但报纸不但供不应求，而且那时的报纸，从第一版到第四版，版版的字里行间隔三差五的就会有伟大领袖，就会有工农兵，就会有方海珍李玉和草原英雄小姐妹……。有时在“岗位”上看着手中的报纸，简直无从下手。那时的政治觉悟和警惕性还是有的，尽量不去难堪伟大领袖，否则的话是自寻灭亡，但工农兵，实在就对不起了。
 
但不怕一万，就怕他妈的万一。在晚上、特别在腹痛如绞急的满头大汗之时，纵是四好标兵五好战士优秀共产党员也会犯对不起伟大领袖的错误。
 
还真有人不怕臭不怕脏地找到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证据。秘书CS是我的好朋友，他捧着“证据”，皱着眉头骂娘：真他妈的恶心人。他不笨，一下把“证据”送到医务所的王大夫，要他化验，是谁干的好事？王大夫不敢接这个烫手的马铃薯，带着“证据”去了县公安局业务组（即后来的刑侦队），据说是被法医骂了一顿。他本想把“证据”扔在县公安局的厕所里，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行动鬼祟，只好再把“证据”带回了竹马岭。
 
入厕能入出这等尴尬、这等麻烦，也是文革中的特景之一。
 
（三）
 
出国之后，我觉得我不会再有“入厕”问题了。
 
然而，什么时候都不能绝对说话。
 
９７年夏天我们一帮“海外学人”回国讲学。在武汉，我们被招待得有了大款或高干的感觉，那个吃嘛嘛香、喝嘛嘛爽，与番邦相比，那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吃的好喜欢。
 
有道是乐极生悲，我们队伍中锋头最健的BH同学到了半夜上吐下泄的。我陪他去了武医附院。
 
诊治中，他又不行了，我扶着他去了厕所。
 
厕所也很符合改革开放的现代标准，一色白瓷砖蹲位，没有什么异味。
 
等完事后，BH的眉头又皱了起来，他绝望地哼着：纸呢？
 
我这才想起了上厕所带卫生纸的天经地义。
 
空大的厕所中除了我俩，没有他人。
 
走吧，又怕他坚持不住掉下去。
 
不走吧，哪来的卫生纸？
 
嚷“ＨＥＬＰ”，那就太丢脸了。
 
入厕，入厕！
 
总理说，外事无小事。
 
我看生活也一样。
  
２００１．１１．９
左起：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高级职员宿舍；我和弟弟在竹马岭；秘书CS和我在竹马岭下。
贴主:markmarkmark于2022_01_30 1:26:3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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