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系列：中国文艺复兴迫切任务-再造青春

百多年前，辜鸿铭在英文演讲《中国人的精神》论及中国人具有的最重要的傲视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优秀特质是----温良，中国传统中的讲礼貌不是西式礼貌的礼仪套路，而是一种真正的关怀，这种关怀背后的内核是中国文化最要紧的精神之一---仁，即换位思考的精神。

又有林语堂在他的英文著述《中国文化的精神》里论及中国女性具有的最重要的傲视世界上一切其他民族女子的独有风范是----娴雅，他以他在伦敦参观Fu-morphopulus私人收藏中国磁器里一座定窑观音造像为例，阐述了他对中国女性这种超凡脱俗审美的神往与激荡------中国观音姿势之妍丽，褶文之飘逸，态度之安祥，神情之娴雅，色泽之可爱，私人认为在西洋最名贵玛妲娜（圣母）之上。


他说，实际上，中国民族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之哲学，中国人民，固有他的伟大，也有他的弱点，丝毫没有邈远玄虚难懂之处。

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


我们可以举出守旧性、容忍性，和平主义及实际主义。此四者本来都是健康的征点，但是守旧易致于落伍，容忍则易于妥洽，和平主义或者是起源于体魄上的懒于奋斗，实际主义则凡事缺乏理想，缺乏热诚。
统观上述，可见中国民族特征的性格大多属于陰的、静的、消极的，适宜一种和平坚忍的文化，而不适宜于进取外展的文化。此种民性，可以“老成温 厚”四字包括起来。
“难得糊涂”的中国精神被后来崛起的英吉利WASP民族作为海上方偷师去，变成一句西谚----“糊涂渡过难关”（“somehowmuddlethrough”）之本领。
在楼主姐姐眼里，我也好，辜鸿铭也好，林语堂等也好，殊途同归于一种最重要的中国国族特有的精神就是士与仕女的精神---就是《论语·泰伯章》中曾子说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句话文绉绉的，但是却有许多的变体，是一个意思。例如论述中国人的“面子”与“骨气”那些著名的醒世恒言。
老江湖，旧上海滩黑帮老大杜月笙：「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和情面。」《曾国藩家书》里“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
实际上楼主姐姐我一向认为有两种中国：第一，在典籍里的、道统里的中国---四十个王朝风里来雨里去，道统中国一般而言200-250年要经过一次历史周期律或者说血酬定律的洗涮，改朝换代会令道统与典籍里的中国断档； 第二，市井红尘文化里的中国---也就是活泼的，生活里的中国，文化与道统大隐于市的中国，五千年了来从未断档，中国赖以生存的真正方法论。
你看《论语·泰伯章》里文绉绉的话变作了杜月笙与曾国藩的白话、俏皮话，但那种对“面子”与“骨气”的推崇，对士与仕女精神的神往是一样的。
你要问我最可惜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什么，或者说楼主姐姐本人眼里中国人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那就是我非常可惜，由于几度异族入侵与统治的几乎“亡天下”危机，中国这个全球史上最早开启文艺复兴与人文觉醒的，比西方的文艺复兴早了一千年的国族，迄今没有完成自己的人文启蒙，没有彻底地开启民智，所以我这一番对吾华“起了大早，赶个晚集”的遗憾变作了我自己最在乎的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心灵生活的使命，一种精神上的美学召唤，即使这召唤来自遥远的汉魏六朝的穿越。
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说，艺术境界介乎学术境界与宗教境界二者中间，它“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境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艺术境界主于美。”
魏晋名人，生于今天苏州的张翰，字季鹰，是六朝行为美学的代表。他的名句“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李白信手拈来“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张翰还有一个更为出名的典故“莼鲈之思”。
《世说新语》“识鉴门”记述公元三〇二年，他在首都洛阳任齐王司马冏的东曹属官，见秋风起了，便想吃老家吴中的菰菜羹和鲈鱼脍，说道：“人生可贵的是能够顺心罢了，怎么能远离家乡到几千里外做官，来追求名声和爵位呢！”于是坐上车就南归了。不久齐王败亡，他则躲过一劫，当时人们就都认为他能见微知著，超级政治敏感大仙。
李白《行路难》“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而欧阳询《张翰帖》在时隔二百年后亦是记录了张翰的逸事，末句仍是“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的话，该帖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至宋一代，辛弃疾反用其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全然由于我们及我们前面的人一代代如何积德或如何造孽，我们未来的世界又将如何，则也全然取决于我们及我们后面的一代代人如何积德或如何造孽。
异族入侵与统治并非“亡天下”最初的不祥之兆，只是肇始后的因果，其实堡垒还是从内部攻破的----王船山说理学是北宋亡国之学，王安石是北宋亡国之法，毛太祖与我深以为然也。
我想说的是，迄今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完成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在十八初叶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已经全然完成的人文启蒙，我们中华民族人文启蒙的历程是那样漫长，总是被血与火弥漫，逼迫我们到生死考验边缘的一场场人祸所打断，又带着血泪与汗水咬牙前进。除了间或的盛世华章外，这个历程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高峰，却都是面临巨大变革与动荡的年代，六朝与晚明。我们要感谢那些在政治和社会黑暗、动乱的时期坚持理想的先贤士子们。
这个华夏的漫长的、长达千余年未尽的人文启蒙历程，其实也与在和平与战争中，夷夏不断冲突融合的历史轨迹吻合。
在六朝时代，是先秦之后中华多民族血缘与文化融合的一个大时代。汉魏间塞外诸族大量南迁，所谓五胡乱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历北朝隋唐，多无踪迹可寻。但知在一世纪被东汉窦宪等逐出北国的北匈奴，远遁西方，于五世纪突然现身于欧洲，由阿提拉王率领横扫西欧，后退入东欧。而南匈奴曾建立汉，后改前赵，旋即在大乱中式微，其中赫连勃勃一支在甘、青建过夏国，羯氐羌均强大又缩小。鲜卑全盛时称霸东北亚至中亚，它所建立的北朝，因分胡汉，促使汉族形成，至隋唐而定型。这时汉族实为北南诸族同化的产物。

其后历经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王朝，北方汉族不断与这些民族混血，而南国汉族也不断吸纳百越诸族，终成明清的汉族。
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六朝时代，中国人审美意识的自觉、人文主义的最初觉醒几乎已经达到了艺术境界的高度，他们在生活中享受着美的滋养，即使大环境是那样动荡和黑暗，生命是那样的无常和短促。
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楼主姐姐注：尽管我非常尊敬的宋庆龄与孙文两位革命先行者对于林语堂的观点与思想视为调和主义，嗤之以鼻，但我非常赞同他对中国文化里人文主义内涵的剖析），就是此人文主义（Humanism）的精神。
第一要素、就是对于人生目的与真义有公正的志识。
第二、吾人的行为要纯然以此目的为指归。第三、达比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即所谓事理通达，心气和平（spiritofhumanreasonab1eness）即儒家中庸之道，又可称为“庸见的崇拜”（religionofconmmonsenes）。
宗白华《论和晋人的美》一文开篇即说，汉末到魏晋南北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六朝时代，内战外战战火连绵，八王之乱、王敦、苏峻之乱、侯景之乱、党锢之祸等层出不穷，民族割据，政权更迭，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各种政治势力手段凶残，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宗白华先生说魏晋时期是中国人意识到自我，关照自我，并和自然界达到心灵契合的重要时期。“人生贵得适意尔”，是当时士人普遍的一种人生态度，“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
偏偏此时期，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还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科学发明和杰出的科学著作，儒释道等信仰文化亦有所发展，才女与神童喷涌。真正是一个在黑暗中开启的人文启蒙伊始，而且在世界历史范围看，起点也是很高的，要知道那是一千六百年以前！
以玄学为核心的新道家三玄思想，即《周易》、《老子》、《庄子》思想逐渐在社会上发展起来；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有何晏与王弼，前者著有《无名论》，《论语集解》，以玄学思想解释孔子的思想。后者才活了二十四岁。他著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老子指略》；
著名文学家嵇康与阮籍则是朴素唯物主义美学的代表，间或游离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边缘。杨泉、欧阳建、裴頠等秉承唯物主义思想。杨泉三国时吴人，著有《物理论》，批判玄学思想。鲍敬言的《无君论》是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萌芽之作。范缜著有《神灭论》彰显无神论。

葛洪的《抱朴子》是医学与化学著作、《肘后卒救方》给了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发明青蒿素最初的灵感！
数学家刘徽著《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有圆体积、圆面积等算法，祖冲之精确地计算出了圆周率，东魏时贾思勰著我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一部农书《齐民要术》，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这些都是世界科学技术历史上杰出的著作。
六朝时期从形而上的天文历法到实用的钢铁冶炼技术都高度发展。
经学、史学、美术、书法、音乐舞蹈等传统领域人物灿若星辰，例如王羲之、顾恺之等，陈寿著史书《三国志》，还有一系列逸闻稗史及历史地理著作《西京杂记》、刘义庆《世说新语》、郦道元《水经注》、阳衒之抚今追昔，写出了《洛阳珈蓝记》---当代歌手周杰伦有一首古风歌曲灵感来源此书故事。
颜之推，原籍今山东临沂人，寓居建康。南北朝时著名学者。《颜氏家训》为其代表作，凡二十篇。在教子、持家、文学等方面多有见解。但亦虔信佛教，有因果报应思想。
佛教的兴盛是六朝时期重要的文化烙印。最初的汉译佛经就是武侠小说常见的《四十二章经》，在六朝时代大乘、小乘佛教都十分兴盛，带动了一种新的美术形式---石窟艺术的繁荣。西游的高僧法显著《佛国记》大大激励了后世的唐三藏法师玄奘；东来的高僧鸠摩罗什在法显出国第二年，他即来长安传经。前后八年，译经九十八部，计四百二十五卷。

梁武帝萧衍是六朝时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是中国在位历史最长的文治武功、儒释道法兼修的皇帝之一，整整在位四十八年。昭明太子萧统就是萧衍最喜欢的儿子、皇长子，据说是热播电视剧《琅琊榜》里英年早逝的皇长子祁王即最后赢家靖王的大哥的历史原型，不过他是在年仅29岁时候病逝的。
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正是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禁欲，四十年不与后妃过性生活（佩服之极！），而在此前和尚是可以吃肉、可以恋爱的。
文学方面，从古风、乐府、宫体诗到辞赋、四六骈文、志怪小说、文艺理论等都长足发展，三子、前七子后七子等文武双全的文学家层出不穷，最杰出的有曹氏父子、谢安、谢朓、谢灵运、王粲、陆机、蔡邕与蔡琰父女、庾信、鲍照（李白说“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陶渊明、刘勰、钟嵘、昭明太子萧统等。

梁武帝不仅是一位帝王，也是一个学者。在经学方面，他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
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命殷芸将无法入史的剩余材料（主要是异闻杂谈），编入小说。这些著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
在文学方面，梁武帝也非常喜欢诗赋创作，现存古诗、乐府诗等诗歌有80多首。萧衍和王融、谢朓、任昉、沈约、范云、萧琛、陆倕七人共称竟陵八友，在齐永明时代的文学界颇负盛名。
著名的大乘佛教经典《金刚经》，其中“三十二分则”的编辑，即是昭明太子所作。原本长篇连贯的经文，经过他整理成为容易传诵理解的三十二个分则，各段并补充浓缩精要的副标题。 由于他与其父亲对佛教教义流通的贡献，禅宗寺庙时常以梁武帝与昭明太子父子合祀为护法神。
萧统编纂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文选》（人称《昭明文选》）。很多梁代以前的文学作品赖此得以保存。
梁武帝父子二人都是西方所谓Renaissance man，即博雅通才，百科全书式人物（拉丁語和意大利語中的Homo universalis、Uomo Universale）。

在描绘六朝风情的《世说新语》里专门有“任诞门”，其中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乘舟访戴的故事刻画出任诞的本义---“吾本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钱穆：“一任其意兴之所至，而无所于屈。其尊内心而轻外物，洒落之高致，不羁之远韵，皆晋人之所企求而向往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以这则故事阐释了“新道家·主情派”（六朝时期玄学的审美与哲学），他认为子猷的行为，是一种“任从冲动而生活”的行为，已然与“杨朱”感兴趣的“追求肉体的快乐”有了区别，“具有这种超越感，并以道家学说养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具有妙赏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乐，不要求纯肉感的快乐。他们纯粹任从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
《世说新语》“品藻门”里说桓温与殷浩年少时就都有名气，常在心里比高低，桓问殷：“你比我怎末样？”殷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宁作我,三字经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当时士人朦胧人文精神的觉醒。“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气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姿容貌，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鼓吹的对象。”（李泽厚《美的历程》）
《傅雷家书》：“近来常翻阅《世说新语》，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末文明，谈玄说理会那末俊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

《世说新语》“雅量门”中记录了西晋重臣王衍不生气，笑对人生故事。王衍有回给族人嘱托了一件事，好长时间也没见回复，有次在宴席上遇到了，就借机问道：“日前嘱托您的事情，怎么没办？”族人大发雷霆，顺手就举起樏，亦即食盒摔在他的脸上。他没说一句话，洗完手脸，就拉着丞相王导的胳膊，和他同乘一辆牛车离去。在车上，他照着镜子，对丞相说：“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看来是真的不生气，有雅量了。
王衍俊雅标致，且又才华横溢，常常把自己比作子贡，标榜有济世之才，再加上自己崇尚老庄，精通玄理，官也做得顺畅，历任尚书令、司空、司徒等职，当时的仕宦人士都还是很仰慕他的，都视他为士族的领袖人物。按说这样畅意的人生，我不生气，实能颐享天年了，只可惜生不逢时，在那个动乱的时代，还是早早地死去了---他被是在兵败后被石勒俘获杀害的。
阮裕在剡县时有一辆好车，谁借都会给的。有一个人安葬母亲，心里想借却又不敢说出来。阮裕后来听说了，叹息道，我有车，却使人不敢来借，还要车做什么？于是就把车烧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阮裕焚车的故事。宗白华在《论与晋人的美》中具体地谈到这则故事，他解读说：“这是何等严肃的责己精神！然而不是由于畏人言，畏于礼法的责备，而是由于对自己人格美的重视和伟大同情心的流露。”
历史总是具有周期性和相似性。
到了明朝中后叶，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相似的内忧外患，动荡黑暗的格局。大明帝国的两大政治特征：第一是以八股文开科取士，第二是抑制阁权相权，皇权极大化，直接导致皇家公务员---宦官及其东厂西厂特务机关和锦衣卫特种部队权力的泛滥，使得极品皇帝万历帝几十年都可以不上朝却安然掌握帝国权力。
这个时候出现的王阳明（王守仁）、李贄、汤显祖、徐渭、李贽等几人是将魏晋以降六朝美学与哲学发扬并光大的越古者。
到了近现代与当代---马恩主义本土化也就是中共的思想土壤是李大钊与我家先贤谭嗣同继承与开创的，经学、理学、心学、朴学之外又一大流派---仁学，振聋发聩的大盗与乡愿说，扒皮下多少包括园子里已经泛滥的犬儒主义本来面目。
胡适之别的学问soso，然而他的原儒说得更加高妙，儒，其实就是神权政治的商王朝底下那一群装神弄鬼的祭司巫师阶层在先秦时代跻身于士大夫等贵族阶层的存量而已。犬儒犬儒，谁能分别出大多数的儒与犬的区别呢？
一句话做个总结，楼主姐姐认为，中国人当前最要紧的心灵史任务不仅是完成一千六百年前就开始的漫长的思想启蒙征途，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地鞭策自己响应，最初从曹植发出的，到谭嗣同、李大钊、鲁迅等不断重复的那一句呐喊---“冲决网罗”！
“网罗”，在我看来，其哲学的本质，无论东西南北都一样，“网罗”其实就是人类身处于历史因果关系的禁锢中。
在微言系列的后篇，我会以东学功底颇深的，与维特根斯坦一样最后几乎皈依了禅宗的，战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老牌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保罗策兰一首诗的解读，来阐述“网罗”的这一哲学本质。敬请期待！
在欧陆新冠疫情第三波肆虐里静养而辗转沉思的，非常中国非常日常，且慈悲且霹雳的楼主--吾虽一介潇湘纤弱，然吾知留园之病，也知吾华之病。
也知地球之病，以及新冠病毒疫情对于人类的人文历史的哲学意义与时代精神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