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原本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的事务，部分归礼部，部分归理藩院。天朝上国嘛，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理所当然是天朝的下属。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在洋人的强烈要求之下，不得不成立了专门的涉外机构，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蒙老外说，汉语的外交部，就是这样写的，老外不辨就里，也就答应了。所以，从1862年衙门成立起，一直到1903年改制，晚清的外事机构，就叫总理衙门。

尽管如此，这个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机构，并没有多少新气象。总理衙门大臣和办事人员，跟其他的衙门一样，办事能拖就拖，能推就推。首席大臣照例是王爷，跟外国人打交道，王爷不吱声，其他人就一声不吭，就这么闷着。王爷实在没辙了，憋出一句话来，大家就随声附和。所以，多数的对外交涉，都得依靠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来办。让李鸿章这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地方官，实际主导了大部分的中国外交。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担任过总理衙门章京，有天进衙门办事，发现公文堆里具有一封署名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电报，是发给光绪皇帝的，但居然没有人处理，他要是不发现，就给埋在公文堆里了。
1897年新的德国公使来京，觐见皇帝的时候，走在了西华门的中间那条路上，随同的总理衙门人员，居然不顾外交礼仪，一把把人家拉过来。害得德国人一个劲儿地抗议，李鸿章一个劲儿地赔情。庚子之后，朝廷派醇亲王载沣做为特使，派往德国道歉（因为义和团期间把德国公使克林德给杀了），然而，事先总理衙门却不做任何的准备。载沣到了德国，连抽水马桶都不知道是什么，直接用抽水马桶洗脸。洗澡的时候，把整个房间弄得水漫金山，大出其丑，丢尽了清朝皇室的人。
这样的外事机构，外派的驻外使节，有好些也不怎么样，像刘锡鸿这样昏聩的顽固分子，也不是一个两个。驻外期间，每每神经过敏，总觉得人家看轻了自己，不顾外交礼仪，胡乱抗议，随意退场。像张德彝这样的人，倒是不怎么顽固，但驻外期间，留心的东西，居然多是人家的孩子游戏。
这期间比较好的驻外使节比如容闳，却因为留美幼童的问题，不安于位，最后移居美国。第一个驻外使节，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郭嵩焘，也因为饱受顽固派的攻击，说他有损国格，最终被朝廷谴责，郁郁而终。
外事部门的昏聩，归根结底，是因为朝廷的昏聩。虽说成立这样的机构，表示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但开门之后的朝廷，心里却总想着什么时候把门关上。总理衙门管的事儿越来越多，涉及财政、国防、内政、宗教、建设等等各个方面，只要有洋务，就得总理衙门管，但衙门却还是老一套。非得外国人推一推，他们才动一动。
都说李鸿章卖国，因为他签了最多的涉外条约，但是他不签，根本没有人能签，让别人来签，损失的权益更多。凡是在涉外的时候，好些官员不是狂妄自大，为了天朝上国的所谓威严而惹祸，就是奴颜婢膝，一味退让。最终擦屁股，都得靠李鸿章。把李鸿章赶走了，顽固派们连外国的假照会都弄出来了，通过总理衙门上达，假照会不仅言语严重不符外交辞令，而且内容明明白白要大清政府交出统治权。总理衙门的人，但凡有点常识，怎么可能不分辨真假呢？
然而，照会就这样交给了西太后，西太后勃然大怒，这才最后下决心，依靠义和团跟洋人开战。最终惹出天大的事儿，还是得把李鸿章召回来，跟洋人谈判，让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累死。
一个死抱着陈旧的意识形态不放，脑子里依旧是天朝观念的朝廷，即使被迫开了门，办了外交，也必定会出笑话，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