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帮桀骜不驯的青年用音乐来表达真实，另一帮人却用影像叙述了另一种真实。

 

属于中国人的真实。




▲张艺谋。图源：网络
 

1992年年中，张艺谋拍完《秋菊打官司》不久，又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下一部电影。

 

王朔的小说，《我是你爸爸》。男主角，姜文。

 

剧本讨论会已经在北京新大都饭店进行了一个多星期，姜文却因临时有事，讨论匆匆结束。随后，得到的消息便是姜文另有安排，可能无法出演这部电影。

 

张艺谋明确，这部戏的男主角只能是姜文。于是，计划搁浅。

 

张艺谋打电话问编剧王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拍？

 

“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你认为如何？”

 

这已经不是王斌第一次向张艺谋提起这部小说，也不是两人第一次谈论这部小说的电影化，但之前张艺谋总是说“还没想好怎么弄”。

 

这次，张艺谋在电话里迟疑了一下，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你不觉得这些理念和这个套子挺‘殖民化’么？”

 

“这些思想和认识我觉得都来源于西方，它不像是我们中国人的事。弄不好还有点西方警匪片的意思。我们今天拍电影，不能再迷恋这些很‘殖民化’的理念。那是前几年玩实验电影的事，今天应当老老实实说点咱中国人自己的事儿。”




▲电影《活着》中，葛优饰演福贵。图源：网络
 

王斌却没有放弃，他认为这部小说可以尝试弄出点不一样的东西。但四处联系，都没有找到能够改剧本的作家。一番拉扯，转眼已是年末，事情再不定下来，就要影响明年的拍摄安排。

 

于是，王斌决定让张艺谋和余华见一面，看看剧本能不能由余华亲自修改——此前张艺谋是不赞同的，他担心作者本人只会越写越陷入自己的框子里。

 

为了让张艺谋了解余华的创作实力，王斌向余华要了他过去的作品集，其中，有一篇尚未正式出版的小说排印样本，题为《活着》。

 

“你们必须尽快还我，因我手头就这一份。”

 

王斌连声答应，交给张艺谋的时候，特意叮嘱了一句：“这篇还没发表出来，余华催着要，是他最新的东西，让你看看，最好你明天就还我。”

 

第二天再见张艺谋，他已经是满眼红血丝。他终于找到想要的东西了。




▲《活着》片头。图源：网络
 

张艺谋后来说，如果王斌不说《活着》明天要还给余华，他可能不会去看。

 

“看到最后，福贵牵着一头老牛在黄昏慢慢走远，我觉得，咦！有意思，经受了那么多人生的痛苦和灾难，最后他一个人很平静地走远，这样一种命运的承受力，会使人升华出一种感慨。”

 

张艺谋认为，这是中国人身上特有的“债多不愁、无怨无恨”的人生观。

 

这也许会被认为是一种“苟且”，但如王斌所言，“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就是这么活过来的”。



▲《活着》剧照。图源：网络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电影终于在西安开拍。尽管是一部悲剧电影，张艺谋却时常努力地寻找一些“幽默的点”。



原本设计的一段家珍劝赌的戏，当福贵听家珍说有了身孕，福贵一边在空中画弧线，一边做了个亮牌动作：“有了！”葛优演得活灵活现，一旁的巩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而摄像机背后的人也忍不住乐了。虽然，正片里并没有这一段。而给凤霞的孩子起名“不赌”“馒头”的一段，也流露出坎坷日子里可贵的温情。

 

1994年5月，电影《活着》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尽管张艺谋想将过去的故事尽量放轻松来讲，但还是看哭了很多人。男主角葛优则凭借精湛的演技成为了第一位荣获戛纳影帝的华人男演员。




▲1994年戛纳电影节上的葛优和巩俐。图源：网络
 

无独有偶，当《活着》在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隔壁同是三大国际电影节之一的威尼斯电影节，也诞生了一位华人影帝。

 

《阳光灿烂的日子》男主角，夏雨。

 

而这部电影的导演，正是那个没空给张艺谋当男主角的姜文。








1992年，还在北京讨论《我是你爸爸》那会儿，姜文就不时向张艺谋请教拍电影的事，那时候，他已经决定要独立执导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那是王朔的《动物凶猛》。

 

两个月前，当姜文翻开这部小说，过去作为部队大院孩子的记忆一下子涌现在眼前。他边看，边在脑子里把文字翻译成画面。

 

“在《动物凶猛》中我找到了我当时自己认为的一种真实。”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图源：网络


姜文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经过一段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后，6万多字的原小说成为了9万多字的电影剧本。创作过程中，笔头一度跟不上脑子——这比他想象中要顺利得多。

 

1993年8月，《活着》开机不久，《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开拍了，但与写剧本相比，拍摄显然艰难得多。

 

开拍前，影片的投资原本由香港、台湾和大陆三地的公司构成。但偏偏遇上了全国房地产业萧条时期，正要开拍，内地的地产公司就撤资了。

 

姜文不可能让这件事以逗号或是省略号来结尾，于是，剧组一边坚持拍摄，一边不断寻找新的投资。面对资金不足，随时可能停机的局面，有的人选择离开，但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他们掏出几万、十几万，填补一个又一个资金的窟窿。

 

让人印象深刻的除了资金困境，大概还有姜文的“细节控”。姜文对细节的把控为拍摄增添了不少“难度”。




▲电影拍摄现场，姜文指导表演。图源：网络
 

记忆中，马小军的爸爸穿的一定要是洗得发白的黄军装，于是，他们费了老大劲去找这样一件衣服。

 

马小军跳的烟囱，颜色不对，必须要“劳民伤财”地上去染成一半红、一半灰。

 

小孩们在街道上打群架的时候，响起了《国际歌》。因为，在那个只有收音机的年代，当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放完，每家每户八点半准时响起的《国际歌》，响彻街巷，姜文说，那时候“满世界都是国际歌”。为了重现那样的场景，那样情绪高昂的播音声，姜文专门请来了几个广播学院的朋友，16个字的节目结束语，录了一下午。


国际歌音乐：中国广播艺术团交响乐团 - 红色经典
影片最初设定要呈现三个“马小军”的经历，从七八岁到十六七岁，再到三十多岁，成年后马小军由姜文亲自出演。但是，这样剪出来的影片4个多小时，根本没法要。最后，他把自己的戏几乎都剪掉了，只在结尾留下了不到两分钟的镜头，由夏雨饰演的青年马小军成为了绝对的主角。

 

1994年9月，《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又出现了新的“意外”——他们居然给只能看英文的国际评委们放了意大利文版，很多评委都是在半懵半懂中把片子看完了。但最后，他们还是把最佳男演员评给了中国小伙夏雨。




▲姜文、夏雨和威尼斯电影节奖杯。图源：网络
 

姜文在采访中说，印象中，中国电影人总是在电影节上被问及一些与电影无关的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但这次，大家都在跟我谈电影里的故事。

 

一个月后，片子“回到”北京，电影界、文化界都被震撼到了。导演孙周评价这部电影“一扫过去中国电影中常见的做作的东西，让人看到了生命的魅力和光彩。”张艺谋看完后，也很“忌妒”姜文可以把全部的人生体验、艺术感觉和生命活力都灵动地集中到人物形象上。

 

次年，影片正式上映后，在内地和香港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以及观众们的好评。95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将《阳光灿烂的日子》评为年度全球十大佳片之首。

 

关于这部片子为什么能引得到大家的喜爱，姜文说：“这是一部能够让大家找到共鸣的电影……每个人都将从影片中找到自己。”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图源：网络
 

姜文在改编剧本前就认为，王朔对一个少年成长过程的描写远远超越了时代局限。有人喜欢问为什么是那个时候，他不止一遍地说，找自己内心充实的东西，不能够回避那一个时期，因为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男孩变成男人的，电影也只是在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提起“那时候”最真实的感受，就是“那时候永远是盛夏、大晴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图源：网络
 

回溯1994，那一年的独家记忆，充满着真实、生猛的味道。

 

红尘滚滚，剧变的时代，总有人在观察、反思，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真实，真实表达。

 

而从真实中迸发出来的生命力，总是不约而同地吸引着每一个活着的人。

 

致敬1994，摇滚和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