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殉制度是指古代葬礼中以活人陪葬的一种陋习，其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奴隶制时期，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开始式微，自汉以后基本绝迹，但在辽金时期却再度死灰复燃，此后断断续续一直持续至清末，直到民国以后才彻底消失。那么，人殉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发展的呢？简单介绍一下。



人殉制度源于原始社会，商周奴隶制下达到鼎盛

目前关于人殉制度诞生的时间，仍然无法准确判断，不过根据现代考古发掘的考证，这种残忍的制度早在史前文明时期便已经开始出现，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均曾发现人殉现象。



虽然人殉制度出现较早，但其最为兴盛的时期，却是在商周时期。根据现代考古发掘，商周时期的贵族大墓中，基本都有殉人，多者数百、少者数十。而《墨子·节葬》也有“天子、诸侯杀殉，多者数百，少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少者数人”的记载，由此不难看出商周时期人殉现象的普遍性。

而人殉制度之所以会出现，而在商周时期达到鼎盛，目前推断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对生老病死现象的曲解，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人在去世之后仅仅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或者说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因此，贵族们在生前享尽荣华富贵之后，通常也想在死后继续享受，而人殉便是为了使祖先在死后仍然能够享受到仆人的伺候。



二是殉葬者创造价值较少，彼时被殉葬者多为奴隶，而由于当时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生产力较低，因此奴隶对于贵族的价值相对较低，他们的产出甚至不足以养活自己，这导致奴隶主对于奴隶的性命并不在意，用他们陪葬自然也就毫不怜惜了。

三是殉葬者地位相对较低，商周是典型的奴隶制时代，在那个等级极为森严的时代，贵族们不仅享受着大量特权，而且地位高高在上，而战俘、奴隶、农奴地位极低。殉葬制度，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彰显地位等级，为此贵族阶级甚至还对不同等级的殉葬人数进行了规定。

商周时期的殉葬到底有多残忍？考古学家曾在安阳殷墟商王陵墓区发现一座大墓，在椁的顶部和四周便发现了成批的殉葬奴隶，整座大墓共发现殉葬奴隶三百六十多人，而其中大多数都是不满二十岁的青少年，甚至有大量幼童。



又如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武公去世之后，“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而称霸西戎的秦穆公殉葬者更多，“三十九年，缪（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

春秋战国以后开始式微，汉朝以后逐渐消亡

殉葬制度的逐渐消亡，则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例如秦献公嬴师隰便下令“止从死”，正式以法令的形式废除了殉葬制度。而除了秦国之外，其余列国也逐渐废除了人殉制度，而各国之所以如此做，主要还是人力资源的重要性逐渐开始体现。



一是生产力逐渐得到提升，进入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生产工艺的提高和铁器逐渐被用于农业生产，这使得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这种情形下，奴隶和百姓的产出除了能够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还可以为奴隶主和统治者提供大量的剩余价值，如果再以殉葬消耗人力，显然不太合算。

二是人口资源重要性凸显，进入春秋战国以后，列国之间的战争不仅日益频繁，而且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伤亡代价不断增加，这导致战争对国力的消耗极为严重，这便使得各国统治者对于人口不得不予以重视，当时人口的多寡甚至足以成为国家实力的衡量标准，如果再将人力消耗在死人身上，显然有些不合时宜。

三是奴隶制逐渐成为历史，进入战国以后，列国为了图强，纷纷进行变法，而列国变法的一个核心，便是逐渐削弱贵族特权，加强统治者的集权程度，而随着列国纷纷变法，奴隶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便使得贵族或统治者，再也不能轻易的一言决人生死。



秦汉后陶殉取代人殉

如上，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列国逐渐废除人殉，列国皆开始出现以陶殉取代人殉的现象，如此一来即可以废除人殉，而且还能一定程度上保证墓葬规格。

不过，此时人殉制度虽然被逐渐取消 ，但人殉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例如秦始皇去世之后，秦二世下诏“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而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为了防止秦始皇陵的布置和机关被泄密，又有不少工匠和奴隶被封死于陵墓。

直到西汉以后，人殉制度才算是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而这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奴隶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列国都通过变法削弱了贵族特权，但除秦国以外列国变法都不算彻底，因此贵族特权仍然得以一定程度保留，西汉以后贵族特权才算彻底消亡。



二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汉武帝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之后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主流，且对人们的影响日益深重，而人殉制度与儒家思想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而汉朝以后人殉制度的基本绝迹，与此不无关系。

辽金以后人殉死灰复燃，元朝大力鼓励殉葬行为

从秦汉逐渐消除人殉制度，一直到南宋时期，人殉制度已经被基本消除，然而到了辽金时期，人殉制度竟然再度死灰复燃，而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更是大力鼓励民间的殉葬行为。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应该主要源于以下两点原因：



一是游牧民族仍有奴隶制特点，游牧民族因抗灾能力有限，因而经常对周边部落或政权进行掠夺，而掠夺来的人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奴隶，与奴隶社会一样，主人同样对掠夺来的奴隶拥有处决权，再加上草原能够养活的人数实在有限，以及游牧民族的人文思想相对较为落后，因此对于奴隶的生死他们也并不是很在乎。

二是元朝等级制度极为森严，辽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却开始推行极为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元朝统治者将不同人种分为几个等级，对底层百姓实行残暴的统治，而出于统治的需要，他们对于民间的殉葬行为不仅不予以制止，反而大为鼓励。

关于这一点，《元史》之中多有记载，例如《元史·卷三十四》有载“顺德马奔妻胡闰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宁民妻魏益红以夫死自猛殉葬，并旌其门。”《元史·卷三十五》也有载“大宁和众县何千妻柏都赛儿，夫亡以身殉葬，旌其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辽金到元朝，虽然人殉现象得以死灰复燃，但当时朝廷只是对这种行为不予以禁止或极为鼓励，但却不像商周时期那样形成固有制度，因而并不具有强制性，而且殉葬对象也不再固定为奴隶。

明英宗废除殉葬制度，清朝入关后再度恢复

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人殉制度的鼓励，导致人殉在明朝得以延续，明太祖朱元璋死后殉葬的嫔妃多达三十八人，为明成祖朱棣有十六人（《李朝实录》称三十余人），明仁宗朱高炽有五人，明宣宗朱瞻基则有八人（另说七人或十人）。



可见，明初不仅有人殉现象，而且为皇帝殉葬者多为嫔妃，不过殉葬之后其家族多少会得到一定补偿。《明史·后妃传》对此有载，“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自锦衣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然”。

正统四年（1439年），周王朱有炖去世，临死之前曾向明英宗表达了死后丧事从俭、不需要殉葬的意思，明英宗便下旨给其弟朱有爝，嘱咐其“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可惜诏书下达的还是有些迟，朱有爝已经按照定制，命令哥哥的“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皆殉死”。



或许是受此事影响，当明英宗朱祁镇于天顺八年（1464年）临终之际，留下遗诏废除殉葬制度。而明英宗之子明宪宗朱见深临终之前，同样在临终自己强调不必殉葬。连续两代皇帝的坚持，这才使得殉葬制度在明朝皇室得以废除。不过，明朝皇室虽然废除了殉葬制度，但民间受元朝以来影响，殉葬现象仍然存在。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竟然在法律层面又再度恢复了殉葬制度，“满人好殉葬，上下皆然，夫死妻殉是定法”，殉葬制度再度扩散至全国上下。直到康熙十二年（1674年）“乙卯，禁八旗以奴仆殉葬”，至此“八旗以奴仆殉葬”的制度才被废止。



不过，清朝统治者却仍然大力表彰“夫死妻殉”的行为，称之为“烈女”、“节妇”，并为其修书、立牌坊，这导致民间人殉制度一直未能根除。直到民国以后，随着新思想的不断涌入和民智的开化，人殉现象才全面得到遏制，并最终消失。

实际上，所谓的“冥婚”也算是“人殉”的一个变种，而现代的“纸人”其实也同样可以视为人殉现象的一种变相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