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川情结（八）日寇炸毁铺面促父母另谋生路
2021年8月31日
楚夫子
	爷爷在万县码头谢世之后，我三叔和四叔遵爷爷遗命，代爷爷率全家族三十余口继续往西迁徙，好不容易搭上了民生公司的轮船，颠沛流离到了重庆。刚开始，全家人统统挤进我父母预先租好的羊子坝21号两层楼的大房子。
	爷爷仙去了，我父亲是长子，按习俗，长兄如父。我父亲便管起了过去是爷爷管的那一大摊子事。第一件事是安排叔叔们的工作。我父亲做了个大致的区划：我二叔那时人不在重庆，长驻南洋成都分公司，初去乍到，人还未立稳，所以二房家眷跟王家所有眷属一样，暂时全部留渝，免拖二叔后腿。三叔原来在汉南开过茂昌烟行，业务经验丰富，就在入川后父亲自开的仁昌烟行管事。父亲自己也管一些，但主要精力转移到南洋重庆分公司。四叔高中毕业，是四兄弟中学历最高者，受我父亲之命，百事不理，专心一意在家温习功课备考内迁的大学。母亲的任务，则是照应迁渝的所有王家人的繁杂日常生活事体。定下规矩：四兄弟及家眷，按人头，丰俭一律，一视同仁，包括我父亲，没有特例，保障吃饱穿暖，能俭则不奢。惟子女就学，不許计较学费——一定要全部入读当时全重庆最好的小学和中学！这个“规矩”，一直贯彻到五十年代汉、渝全部企业公私合营为止，因为在那之后，王家企业被国家化解零碎，并入其它国营企业，王家失却了共同的企业收入来源，这才不得已而分家。我们汉阳王氏一族父辈四兄弟，在中国工商史上，可能是家族企业建立后唯一的从不分家的特例。而且，我们家族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宅门》式的吵架打闹兄弟阋墙死人翻船的事，連臉都不曾紅过！我们父辈奋斗的历史，没有内部的大争小斗，妯娌之间都不曾有龃龉，平平淡淡，从来不是写大起大落雇凶杀人的小说或电视剧的好素材。
	国民政府迁渝不久，日军大本营为了逼降，隔三岔五就派上百架轰炸机偷袭重庆，对城市中心实施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而国民政府的战机和雷达，已在之前的会战中毁损殆尽，地面的防空火力又特别的薄弱。无奈中，有人想出个土办法代替雷达：那就是利用电话传递速度快于飞机航速的时间差，从宜昌起，一路密密麻麻设置无数的观察哨日夜监视天空，报告过境敌机的数量、机种及飞行方向、速度，向后方发出警示。这样一来，敌机抵达重庆之前，警报器可以做到提前“拉位子”（四川人管拉警报叫拉位子）。位子一响，大家就赶快躲进自己掏的猫儿洞或公家挖的防空洞。
	当时日寇轰炸甚烈，重庆被炸几次之后，父亲便将不在市内工作和读书的家眷全部转移到江对岸的傅家沟李家花园（后来此园被何应钦买去）。李家花园地处两山之间，面临長江，景色美丽而壮观。因是乡下，敌机不去轰炸，相对而言，比重庆市区安全得多。为了最大地降低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父亲和三叔最早是将买进的整箱香烟存放在别人家的防空洞里。但后来发现很多市区的防空洞也被炸翻了，这才将到手的整箱的烟立即转运去李家花园，避免损失。门市部只留存极少数烟品供日售，货架上擺的都是空香烟听子。一有警报，就随身携带较高级的香烟钻进防空洞。有次空袭，仁昌烟行门市部被日寇炸彈命中，大火延烧，久久不能扑灭。房东在隔壁的一个大药材仓库被夷为平地，财产尽失，而父亲和三叔因早有防范，损失轻微。
	父亲因敌机轰炸失去了杨柳街仁昌烟行门市部铺面，本是坏事。但这坏事却也逼迫父母和叔叔们开动脑筋，另谋生机。开启了他们日后发展大后方化工产业的勇敢试探。
	在进退维谷的窘困之中，父亲问计于母亲。母亲当时正因市面没肥皂卖所以全家没肥皂用而苦恼。马上就来了主意。婚前母亲当过多年汉口中央女子肥皂厂高级职员，深谙肥皂厂的原料买进、皂品制作和成品销售等运行环节，也知道开办肥皂厂所需资本的多寡。她向父亲建议，既然重庆不生产肥皂，你又有帮太平洋肥皂厂推销肥皂的经验，咱们何不开个肥皂厂？
	母亲跟父亲合计了一下：当时逃难到重庆的外地人有八十万之众。除了这八十万难民，还有一百多座党政军机关的政府官吏、职员和家眷、三十八所大专院校内迁的师生。迁渝的工厂也不在少数。仅兵工厂就有十六家，迁渝兵工厂职员六千一百八十八人，兵工工人五万零八百五十五人，家眷十万三千三百零三人。按政府规定，机关职员和兵工厂员工，每人每月须配给肥皂二块。而重庆日用品极端匮乏，且从盘古开天地就不曾出过肥皂。他们想，越想越来劲儿：重庆四十七万原住民加上八十万新居民，就算原住民薪水低不用肥皂，八十万新居民要是每人每月哪怕只用一块肥皂，全重庆就至少每月需要八十万块肥皂供应！这真是在重庆办肥皂厂的特大绝佳契机！
	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重庆人大多采用古法，从皂角樹上打下皂角砸烂，以水浸泡后用来洗衣、洗发、洗锅、洗抹布，这就是为什么重庆有很多地方以皂角命名，如皂角岭，皂角乡、皂角沱、皂角扁、皂角坝、皂角院、皂角材、皂角镇、皂角垭、皂角河，等等。显而易见，如果王家开设肥皂厂，一可开重庆之风气，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利于坚持长期抗战；二可在抗战期间，维持王氏全家三十来口人在渝的生计。
	母亲还告诉三叔、四叔，据她所知，开肥皂厂所需资金可多可少。投资多者，如民国十年上海五洲药房总经理以白银二十万五千两盤进德商固本皂厂，又如民国四年陈经畬创办汉口烛皂厂，本金花了两万四千两银子。投资少者，如光绪三十三年上海裕茂肥皂厂，只花了三千银元，又如民国三年薛坤明开办的汉口太平洋肥皂厂，才用资金一万元。太平洋肥皂厂的无锡分厂，投资仅六千元。她自己服务过的汉口中央女子肥皂厂的创办资金，也只八千多元。父母手头的现洋，全部加起来，已有九千，不愁开办不起来。况且，在目下，肥皂造出来了，又无竞争，只要推销得法，资金周转极快，如滚雪球。至于技术，“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走路”。可以学汉口中央女子肥皂厂的办法，聘外地逃川的技师解决。王家兄弟听罢大喜。
	父亲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决定利用政府给外地迁渝企业的政策优惠，将即将诞生的制皂厂作为外地迁渝企业登记上报。并毅然决然投入历年积蓄的全部身家，创办制皂工厂。我四叔学历最高，给即将诞生的肥皂厂命名“天伦”，表示全家兄弟乐叙天伦之意，获大家（包括远在成都的二叔）一致赞同。次年，从成都返回重庆南洋公司述职的二叔也参加进来。从那时起，父辈四兄弟就不曾分过家，始终荣辱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心协力办实业，愈挫愈勇。


贴主:楚夫子于2021_08_31 18:58:34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