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瑗
1990年，邓小平已经86岁，他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完成后，他询问工作人员：张锡瑗的骨灰还在不在。

工作人员告诉邓小平，张锡瑗已经安葬在烈士陵园，并将张锡瑗的墓地状况录成了录像、拍成了照片给他看。

他对这份录像看了又看，还向邓楠展示，邓楠打趣地问道：“张锡瑗妈妈真有这么漂亮吗？”邓公陷入回忆，良久，极其认真地回答邓楠：“比这个照片还要漂亮”。

在邓公心里，张锡瑗的美丽是无尽的，他对她思念，也是无尽的。
相遇
张锡瑗是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他们相识于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0年，14岁的张锡瑗随父亲离开家乡，来到河北保定市。父亲是火车站长，和革命人士交往密切，参与过罢工运动，思想十分进步。

来到保定后，父亲让张锡瑗进入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求学。

1920是中国人觉醒后的第一年，学校里教育改革的学潮运动进行得热火朝天，张锡瑗认识了李沛泽等进步青年。

受到她们的影响，也加入了学潮运动，完成了思想上的第一次升华。1925年，张锡瑗来到北京求学，认识了李大钊和邓颖超等人。

认识李大钊，意味着认识了马克思共产主义，随着渐渐深入的了解，张锡瑗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越来越认同。
李大钊
这和她心中向往的世界十分契合，进而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此时北京处于冯玉祥控制之下，冯玉祥偏向国民革命，力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展开革命工作。

同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处于友好时期，共产党人在北京的活动环境是比较宽松的。

张锡瑗跟随组织促成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等革命活动，所谓实践出真知，张锡瑗学习能力极强，人又刻苦，跟着组织活动的日子受益匪浅。

因为表现优秀，1925年下半年，组织派遣一批党员前往共产国际和苏共为培养中国共产党员而专门创立的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张锡瑗也在其中。
莫斯科中山大学
来到中山大学后，张锡瑗学习遇到了困难。

她不会俄语，不仅生活不便，而且当时老师授课多数情况下都以俄语为主。为了保证上课的效率，张锡瑗天天不是上课，就是泡在图书馆里。

随着她的努力，她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更加系统化和完善，随后她将目光放在了苏联革命上，期待能从中为祖国的革命汲取经验。

她还去听了斯大林的报告，从中学习到了不少知识。就在她为学习夙兴夜寐时，一个人毫无征兆地闯进了她的生活。

那天她像往常一样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忽然听到一声中文发音的打招呼，她转过头去，便看到了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22岁的邓小平。
1921年，邓小平在法国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中国学生非常多，男学生也多，追求张锡瑗的男孩子更多。

张锡瑗是出了名的容貌迤逦，不过她两耳不闻窗外事，没有关注过这些，除了上课时和工作中必要的交流，她几乎不太和男同学打交道。

邓小平刚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就从同学口中听说了学校里有一位叫张锡瑗的女同学，漂亮极了。

每次他来图书馆，总是看到这位别人口中的校花埋头苦读，让他觉得这位女同学学习态度很不错，便与她打招呼。

张锡瑗和邓小平就这样认识了。

两人一起聊天时，张锡瑗也了解到眼前这位男同学年纪轻轻，已经有过很多革命经验了。

她听邓小平描述在法国巴耶男子中学、在巴黎勤工俭学的生活，听他讲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日子。
邓小平留法合影（后排右三）
听他讲述组织旅法华人声援国内的示威和集会时的经验，从法国辗转来到苏联时一路上的波折，身临其境一般了解邓小平曾经经历过的惊险刺激、困窘艰难和意气风发。

邓小平同样对小小年纪参加过革命活动的张锡瑗充满了欣赏，两个人怀抱着对祖国的热爱和革命的热情，好像永远有说不完的话。

张锡瑗和邓小平都加入了校团委组织局，锻炼自己。此时张锡瑗年纪尚轻，工作经验不足，完成工作时有些吃力。

甚至有一次，领导派发的任务没有完成，导致领导冲她发了火，她十分沮丧。

邓小平知道了事情的缘由，对张锡瑗说，以后工作上不懂的事情，可以去问他。平常闲暇时，他会主动和张锡瑗聊天，传授自己的革命工作经验。
年轻时的邓小平
张锡瑗认真学习邓小平分享给她的宝贵的知识，工作渐有起色，使得她对这位精干的男同学更为欣赏，两人关系也越来越好。

不过，没过多久，国内革命形势有了大变的先兆，国民党对国共合作隐约有反悔的倾向。

邓小平受组织安排，提前结束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业，回国工作，张锡瑗则继续留在学校学习。

1927年，张锡瑗也完成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业，回到家乡保定工作。

回到家乡保定，父亲张镜海便在保定展开了革命斗争，声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北伐战争，张锡瑗和两个妹妹也参与其中，领导铁路工人罢工，协助父亲。
铁路工人罢工
这次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张锡瑗被任命为领导人，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负责展开革命活动，她很重视。

她将运动指挥中心设在自己家里，制定计划，协调人员，奔走宣传，开展活动，每个环节环环相扣，没有出任何差错。

此后她又组织领到了多次罢工运动和讨薪运动，她的能力得到了组织的肯定。

由于能力出众，党组织决定将她调往武汉中央秘书处，在这里，她又遇到了在苏联与自己谈天说地过的那位优秀的男同学——同样在此工作的邓小平，两人成了同事，同学情变成了战友情。

就在这时，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

为了挽救党和革命，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张锡瑗和邓小平都参加了。
八七会议
携手革命
会议后不久，组织迁往上海，邓小平受命中央秘书处处长。

迁往上海时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轮船，每天完成工作后，邓小平和张锡瑗都会到甲板上去看风景，聊天，谈论革命问题等。

同事里追求张锡瑗的小伙子不少，但张锡瑗一概不理，只喜欢和邓小平相处，让一群小伙子羡慕不已。

朝夕相处，两人都感觉到，之前的同学情、战友情，已经演变成为了爱情，但是都没有宣之于口。

抵达上海后不久，两人感觉时机到了，便互相坦白心事，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1928年春天，张锡瑗与邓小平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酒席摆在一家名叫聚丰园的川菜馆子里，张锡瑗换上了旗袍，美丽动人，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王若飞等三十多位中共成员都前来为二人贺喜。
周总理与邓颖超
婚后，张锡瑗与邓小平在公共租界租了一栋小楼，用来工作和住宿，旁边的楼里就住着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

此时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张锡瑗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她做了危险性十分大的交通工作，工作环境多变而又复杂，对人的胆量和随机应变的沉稳力考验很大。

张锡瑗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得体的旗袍，脚蹬高跟鞋，扮成上海贵妇的样子，游走传递消息，从来没有出过半分差错。

邓小平此时工作更是繁重，上海深陷白色恐怖，邓小平多次历险。

有一次，国民党特务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周恩来的住址，带人前来抓捕。

周恩来提前得到了消息，与邓颖超迅速收拾妥当好家中的重要文件，并带着张锡瑗，立马离开了住处。
此时邓小平外出执行任务，并不知道家中险情，但是张锡瑗和周恩来夫妇都无法联系上邓小平，告诉他家中有国民党特务的事。

万一毫不知情的邓小平回家与在里面等待的国民党特务撞见，后果不堪设想。

安顿下来后，张锡瑗和周恩来夫妇陷入等待中，祈祷邓小平能从别的同志那里得到消息，化险为夷。

所幸，邓小平安全。

邓小平执行完任务回家时，都已经走到原先的住处敲门了，忽然听到里面一声熟悉的声音问道：“谁？！”

他顿时感觉不对劲，立马转身离开了房子。

原来，房子里的特科抓捕队伍里有一位我党内线同志，听到敲门声，怀疑是邓小平，便及时出声给了他暗示。

之前在罗亦农住处，邓小平与罗亦农刚交接完工作，走出罗亦农家的门，便有一群特务忽然摸到家里，抓捕罗亦农。
罗亦农
巷口伪装摆摊的同志给了他暗号。邓小平明白出事了，立马往巷弄里跑去，才安全脱身。

邓小平回忆时曾说：“那个时候是真的危险啊，差半分钟，就半分钟，就没命了！”

邓小平工作如此危险，当他回到家中时，张锡瑗便无微不至地照顾好他，衣食住行都安排得很妥当，期望他能分担他的压力。

张锡瑗崇拜自己的丈夫，欣赏他心中对于革命的忠诚和坚韧，欣赏他的智慧与工作能力，她对于丈夫心中坚信的那个世界同样坚信，同样期待。

张锡瑗的温柔和支持邓小平都在眼里，记在心里，眼前这个温柔美丽又聪慧机敏的妻子，是他在白色恐怖中倍感珍惜的一抹绚丽。
撒手人寰
1929年8月，邓小平受组织安排，前往广西，领导武装起义。

他离家时，张锡瑗已经身怀六甲，但是革命重任大过天，万般不舍，也只能咽进肚子里，也只能干巴巴地说一句“保重”。

在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氛围下，领导武装起义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更是危险重重。邓小平走后，几乎没有音信，张锡瑗很是担心又因是在孕中，身体有些不好了。

在广西，邓小平也是没日没夜的工作。这次起义如果成功了，对于建立党自己的军队，有着重要意义，他一秒钟也不敢松懈，因此很难有时间分给家中的妻子。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在广西时一心想着起义，几乎没与张锡瑗联系过，对她和孩子关心不够，现在想起来，我真对不起她们。”

但他对得起革命。
百色起义
同年12月和次年2月，邓小平和张云逸等经过不懈努力，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开辟右江革命根据地，为党和革命的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不久，邓小平要去上海述职。

他心里很是高兴，不知妻子是否已经诞下孩儿，自己终于能见到她了。回到上海，邓小平先去完成了工作，随后才马不停蹄赶往张锡瑗处。

但是他却看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场面，妻子正经历着难产。因为之前的忧虑，张锡瑗身体不太好，产子时很不顺利。
邓小平留在医院的长廊里，门里就是承受着巨大痛苦的妻子，自己深爱着她，却什么也不能为她做。

医生劝说张锡瑗，这个孩子可以舍弃，保证大人的安全。但是张锡瑗为人重情，坚决不同意舍弃怀胎十月的孩子。

在她的坚持和努力下，孩子终于安全出生了。就在邓小平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坏情况又发生了。

张锡瑗得了产褥热，以当时的医疗条件，这意味着张锡瑗一脚踏进了鬼门关。
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能留住张锡瑗，她逝世了。这一年，她才23岁。

邓小平悲痛欲绝，又无处诉说，从前工作中的不顺利，有妻子活泼的鼓励之词、温柔的安慰之语，如今妻子难产离世的悲痛，又有谁能安慰得了呢……

更让邓小平无法接受的是，痛失所爱不久，妻子拼死诞下的女儿，夭折了。一连失去妻子、女儿，这份悲痛，是邓小平无法承受的。

但是，他不得不承受，因为广西还迫切需要着他。于是，邓小平连张锡瑗都没来得及掩埋立碑，就匆忙回了广西。
李强
翌年春，邓小平途经香港，得悉中央特科的李强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于是找到李强居住的旅馆，亲自托付李强处理张锡瑗善后事。

李强回到上海后，便和邓颖超、张锡瑗的妹妹张锡珍等在江湾公墓购穴，埋葬了这位年轻的女革命者。

身处白色恐怖，为了保密，李强无法在立碑时刻上张锡瑗的真名，只写下了“张周氏”。

回到广西的邓小平强忍悲痛，迅速投入工作。

他想快点建立出自己和张锡瑗一起向往过的那个美好的共产主义世界，然后在那个世界里，亲手安葬爱妻，在她的墓碑上堂堂正正写上“邓希贤之妻张锡瑗”。
后来，邓小平回到上海去祭拜过张锡瑗，但是亲手迁葬她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邓小平随军进城，进城后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公墓。

但是令他痛心的是，日军已经将公墓破坏的面目全非，张锡瑗的遗体不知所踪。

后来在李强的帮助下，邓小平找到妻子遗骨和墓碑，并将其放在曾经住过的小楼里，继续挺进西南。
1969年，张锡瑗的遗骨被工作人员安葬在了上海烈士陵园。

阔别多年，86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来到张锡瑗的墓前，往事历历在目，此时的他早已眼眶湿润。

斯人已逝，但邓公对她的爱依然在，这位为革命奋斗一生的奇女子，终于在这一刻，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