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的笔迹学为什么比中国落后?二十四
各国的笔迹学为什么比中国落后?(二十四)
中国笔迹学泰斗 韩进
中国笔迹学能够后来居上,一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是整体思维,正好对应上了需要整体思维的笔迹这个怪物,二是中国人只追求实效不追求严密的逻辑推理的传统和习惯;若是第三方面,则应该是中国笔迹学家有精神驱动力方面的优势。
《墨子·修身》中说,志不强者智不达,中国笔迹学能取得卓越的成就,与中国笔迹学专家群体的追求目标和精神驱动力是分不开的。目标决定了思维模式,决定了努力的方向。有人说,人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真是这样。分析笔迹,你想看见他人的内心世界,你才能真看见;在分析过程中也一样,你想看见对方的性格头脑里、眼前就会浮现出对方的性格,你想看见对方的嫉妒心、虚荣心或自尊心,你就会在临写中感觉到这些。你首先必须有想看见这些东西的欲望,然后在临写时才能有相应的感觉和感知。你必须有主动探索的欲求,若是摆出一副撑开口袋等树上果子掉下来的架势,感觉是不会产生的。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最高目标就是成为“帝王师”,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刘伯温就是榜样。能实现这种目标的人极其罕见。
我们最早走上职业分析笔迹道路的几个中国人,当初的目标或理想,首先应该说就是“帝王师”,准确地说就是给政府做人事顾问。其次呢,就是给大企业管理人事,第三,就是给各国总统大选做咨询,分析总统候选人。
一句话,我们的目标就是透过笔迹走进人的内心世界,我们为此竭尽全力。
可能,西方人由于那种严谨的科学思维限制,可能一开始就不敢打这么大的主意。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只要能达到目标,什么限制都不存在。突破特征法的束缚,对我们来说,太容易了,精神枷锁根本不存在。
这个目标曾经好像是近在咫尺。
好像是1995年1月19日,我在北京东直门内的中国中医研究院联系合作事宜,接到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徐泓的电话,约我星期日(即22日)上午到车公庄她的办公室谈话。
我如期赴约。
大约是9点左右。
1994年8月8日,我给吴仪(当时是部长,后来当国务院副总理)分析笔迹后,徐泓陪吴仪去看我,所以我们是认识的。
徐泓一见面就向我抱怨,说她这几天特别忙,因为海外风传邓小平感冒了,许多人找她打听消息,她接电话都接不过来。
诉完苦,徐泓话锋一转,郑重其事地问我:
“吴仪同志委托我征求您的意见,您愿意不愿意到中央组织部门工作?”
这是原话,一字不差!
说实话,从我发明临写法(过去一直叫临摹法)后一直就有这种梦想,但一听徐泓这么说,我还是感觉这梦想要实现还是太快了!
到中央组织部门工作,这意味着要给许多省市级领导凭笔迹定生死,责任实在是太大了!我当时自我感觉,技术还不过关;其次,我知道我若是答应,主要的工作,就是凭笔迹看谁贪污不贪污。可是,这个问题不仅要看笔迹正确,更重要的是还有上边的态度。我相信吴仪是一身正气的,相信朱镕基是清廉的,但是别人呢?我没把握。
我思忖:这种测评,应该是有一个团队,集体分析匿名的笔迹,不能让个人承担责任。
当时我的心很乱,我相信,这种事情弄不好是绝对要惹大祸甚至掉脑袋的。
至始至终,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告别之后,我也再没和她联系。
中国人的生存压力大,笔迹学专家也不例外。
本来,如果允许营业活动的话,中国笔迹学专家挣钱真不难,但是,由于各级政府、各个机构都生怕沾了搞封建迷信的边儿,偌大的中国,我们要找到一个允许摆摊的地方往往真比登天还难。在初期没有打开市场的时候,其实中国笔迹学只有摆摊一条路,这条路堵死之后,我们就几乎是毫无生路。
最初我们首先是从理论到实践,承认并且坚信凭笔迹可以洞察人心;其次是相信笔迹学实用价值极大,是人类社会的急需品;第三是认为一旦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突破,笔迹学会很快在全世界风行。
我是辞掉公职“下海”走上职业分析笔迹这条道路的,当时有这种勇气是建立在对分析笔迹的准确性和笔迹学的实用价值高的基础上的,植根于对笔迹学将迅速普及的推断。实际后果是,分析笔迹要广泛运用和普及远不是那么顺利的,我是吃了大亏,是扔掉了铁饭碗跳下了苦海。但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我已经没有回头路,转行干别的,不甘心,只能破釜沉舟。
各国的笔迹学同仁们,大概没有像我们这样经历的。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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