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习老：“你是我们到洛阳第一个来看我们的人。”■

1975年5月，齐心同志陪同刚刚解除监护的习仲勋同志由北京来到洛阳。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便去看望他们。齐心是习仲勋同志的夫人，是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当时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同事，我们曾一同被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中央党校“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之前，我与习仲勋同志并不相识，只知道他因小说《刘志丹》“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前曾住在中央党校南墙外的西公所，学习思“过”，是个特殊学员。
1975年，习老在洛阳
西公所在颐和园北宫门外的大有庄，原为清代皇室管理颐和园的官员居住的地方，是个独立的小院。为了习仲勋同志来学习，中央党校专门把这个长期没人居住、冷落荒凉的小院修葺一新。小院成了一个花木繁茂、清静幽雅的庭院，宜于休息读书。习仲勋同志和家人住在这里，但他却没有会客、出院活动的自由，实际上是被软禁。习仲勋同志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信党中央会查清他的问题还他清白，因而他心地坦然，常常是在屋里读书，累了，到院内散步、休息、种地，活动筋骨，足不出户。他按时让秘书范民新到党委办公室交纳党费，我那时在党委办公室工作，听说过此事，也接办过此事。

我到位于西工区的洛阳国际旅社，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看到了齐心与习仲勋同志。齐心看到是我，先是惊讶，后是欣喜。她连忙问我：“你怎么在洛阳？”我说：“前年刚调来，在洛阳农机学院教书。”齐心把我介绍给习仲勋同志，说：“这是我党校的同事。”习仲勋同志和我轻轻地握手，互相问好。只见他中等身材，长方脸膛，满头乌发，面清瘦，眼有神，身穿深灰色的旧中山服，脚穿黑布鞋，精神矍铄。这就是我初次见到的习仲勋同志。

落座后，我跟他们说：“我是1973年12月末由西华‘五七’干校调来洛阳的。我本来想去郑州，到郑州大学中文系教书，搞自己的文学专业，可是领导上不同意，说中央有规定，像我这样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不能留在省会城市工作。没办法，只好来洛阳。洛阳农机学院是工科院校，没有文科。学院组织部认为我是从党校来的，是搞理论的，把我分配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教研室开设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课，教研室领导让我在三门课中任意挑选。我考虑再三，选了哲学，专业虽不对口，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齐心说：“现在能给你安排个工作就算不错了！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个工作呢！仲勋刚解除监护，问题没有解决，中央让来洛阳休息养病，继续接受审查，等待专案组审查结案，由中央作结论。仲勋来洛阳，中央让我来帮助安置安置，安置到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洛阳市委让我们先住在这里等待。那你的家呢？”

我说：“家也在农机学院。我调到农机学院之后，学院把我爱人也从新安县调来了，两个女儿现在洛阳上学。我的小女儿冬梅不知你还记得不？她跟我在西华‘五七’干校办的小学读过书。等你们安定以后，我再来看望你们，请你们到我家里坐坐。农机学院在涧西区，离拖拉机厂不远。”

齐心说：“市委不知道怎么安置仲勋，等我们安排妥当以后，我再给你联系，在洛阳有你这个熟人，还可以相互照应一下。”

我和齐心说话的时候，习仲勋同志坐在旁边听，未言语。临告别时，他们起身送我到房间门口。习仲勋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是我们到洛阳第一个来看我们的人！”
1985年12月，习老为洛耐题词
■平民生活：习惯跟工农群众接触，我们尊称他为习老■

没过多久，齐心找到我家，告诉我：市委把仲勋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家属宿舍，已安顿好了。我说：“仲勋同志‘文革’之前不是曾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过吗，如去那里，可能还有些熟人，生活上不是方便一些吗？”齐心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比他受监护坐监狱好多了，人身自由了，比我们在干校也好多了。到耐火厂之前，市委的同志曾经征求过仲勋的意见，仲勋提出希望到离农村近一点的工厂去，便于接触工农群众。耐火厂与矿山厂相比，离农村就是近一点，出了宿舍门，向南走不远，就是农村。”齐心还说：“我来洛阳时，中央党校只是让我来洛阳帮助安置一下，下一步是调我来洛阳照顾仲勋，还是让哪个孩子来，现在还不清楚。你知道，除了远平跟我在西华‘五七’干校外，其他三个孩子都在外乡插队。我们住的地方与你住的地方是一条街，你有空到我们的‘新家’看看，认认门，有个啥事，好有个照应。”我一口答应。

两天后的傍晚，我到耐火厂家属宿舍看望他们时，再次见到了习仲勋同志。耐火厂是国营大厂，职工很多，家属宿舍靠近农机学院，只隔一条马路，相距不过三几百米，我家在东，习家在西。习家住在一栋四层楼房的二层楼靠西边的一个单元的西边房子里，下午西晒。房子有两间，一大一小，大间朝阳，有厨房和卫生间，总共不过三十来平方米。仲勋同志对市委的安置还算满意，离农村近，符合他的要求。他说：“从这里出门，往南走不远，就是农田，过一道水渠，就是南山生产大队了。”仲勋同志这时已年过花甲，我不好称呼，就尊称习老。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和家人及相识的同志就尊称他为习老了。这样称呼，既尊敬，又亲切顺口。临走时，我邀请习老、齐心到我家做客。从这时开始，我们两家相互串门，走动就多起来了。

1975年8月，陈铁从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调到洛阳农机学院，与我同在一个教研室，他教政治经济学。陈铁曾是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兼政治系主任，中央党校理论班1960年学员，四年结业后留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任教，在西华“五七”干校时与我同连同班同屋。陈铁来洛阳之后，我们曾一起去看望过齐心和习老，并请他们到我家一起吃饭。

当时物资紧缺，副食品供应紧张，肉、蛋等都是按人定量凭票供应。因而，每当家中买到肉食或在郊区农村集贸市场买到鸡、鱼，我都让孩子去请习老、齐心、陈铁来家吃饭。要是来了熟人，像调到南阳油田工作的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李率经来我家，我就让孩子请习老、齐心、陈铁来说话、吃饭。

有一次，一位同志从谷水镇上给我买到狗肉，炖好后，我让孩子去请齐心、习老。不巧，齐心回北京了，习老就同孩子来了。吃过香喷喷的狗肉之后，天已黑了，我和陈铁送习老回家。他一开门，屋里水蒸气弥漫。习老说：“糟了，刚才走得急，放在炉子上的锅忘了端下来！”习老掀开锅一看，锅里馏窝头的水烧干了，幸未出事。

有一天，习老来我家，从一个布兜里拿出两个竹笋。这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南方产的金贵的东西。习老说：“这两个竹笋是拖拉机研究所的一位同志送的，齐心不在家，我不会做，糟蹋了怪可惜的，所以给你送来了。”我一看是两个又大又嫩的竹笋，真让人喜欢。我说：“这是好东西。今天做来不及了，等哪天买到鸡，做好菜，让孩子去请您。”就这两个竹笋，一顿还舍不得吃完，分两次与习老、陈铁共享，而鸡、肉都是陈铁买的。

来往多了，家里人都熟了，习老以平民的身份和平常人的心态对待生活，对待同志，我们都感到高兴。因为当时大家都是平民百姓，对未来难以预料。习老朴实、诚恳、平易、热情，时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特别是两个膝盖上的大块补丁，很显眼，连我的岳母都说习老“家常”“随和”。

1977年的新年快到了，由于几个月前“四人帮”被打倒了，大家都非常高兴。住在习老楼下的耐火厂的工人丁师傅要请习老一家吃饭，同时请我和陈铁两家作陪。丁师傅是我在习老家认识的，作为习老的邻居，他和家人对习老的生活帮过不少忙，像买煤买粮之类的事。那一天，四家八口团团坐在一起，品尝了丁家丰盛的酒菜。吃饭时，丁师傅唱秦腔助兴。丁师傅是陕西人，会唱秦腔，习老也是陕西人，喜欢听家乡戏。

习老在洛阳的两年多时间里，过着平民生活，轻松愉快，心情舒畅。习老曾说，他到洛阳后没有人打搅他的平静生活，专案组的人只来过一次，征求他对审查结论的意见。他们要维持“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反党集团”的结论，他坚决不同意，把他们给顶回去了。他还接待过两三次外调，都如实地写了证明材料。他说他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没有工作压力，没有精神负担，可以借这段休息养病的日子，多看点书，特别是过去没有时间看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多思考点问题；他可以自由地到工农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他可以自由地串门走访朋友；他有充分的时间，锻炼身体，颐养精神，这是他过去工作时所不可能有的。

习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他和齐心每天早早起来，到南山（实际是丘陵地）田间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和晨练的职工、种地的农民聊天，了解民情。他往往是走得浑身发热，满头大汗，然后回到厂子澡堂里痛痛快快泡个热水澡。1976年6月初的一个清晨，我同农机学院的教职工到南山农村帮助农民割麦，在田间小路上碰见了散步的习老和齐心。习老看见我手拿镰刀、身背水壶、腰系毛巾的样子很高兴，笑着问我：“去割麦啊？”我说：“是的，帮助社员抢收！”习老和齐心闪在路旁，目送我们这支割麦的队伍。

习老非常关心国事，他不仅每天看书，读报也是每日的必修课。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习老很关心，认真研读。有一天，齐心在街上看到我，说：“听南新燕（南汉宸的儿子）说，你在工人文化宫讲新发表的毛主席两首词。”我说：“是的，是市图书馆约我去讲的。”齐心说：“仲勋也在学习这两首词，有空到家来跟仲勋谈谈你的学习体会。”我说：“我只是就两首词的语言艺术作些解释和赏析，有些话是照报上说的。有空我去请教习老。”

此后不几天，周总理就去世了，习老万分悲痛，立即发去了唁电。
1998年10月，习老与夫人齐心在深圳合影
■申诉平反：我和陈铁受邀为习老写材料■

1977年7月的一个傍晚，习老捎话让我和陈铁去他家一趟。我们到了习家，只见习老一人在家。我们落座后，习老说：“今天请你们来，帮我写个材料，送中央。”看到我们疑问的眼神，习老说：“‘四人帮’垮台快一年了，中央领导的工作忙，要解决的问题特别多，清查‘四人帮’，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等等，哪能顾上我。我不能在这里坐等。我想给中央写封信，报告我的情况，请求中央早日解决我的问题，这还不单单是我个人的问题，牵连着一大批干部。”

习老接着说：“我的问题主要是小说《刘志丹》。有人说它是反党小说，说是我策划指使李建彤写的，是作者的后台。根本不是那回事。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之前，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曾建议她不要写小说，可以写片断回忆录。她不听，坚持要写，我也没有办法。但我建议她如果要写的话，写陕北红军、根据地，一定要写党中央、毛主席、中央红军。后来小说要出版，送中央宣传部审查。中央宣传部认为是一部比较好的小说，可以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同意了。这些情况中央审查多年应该审查清楚了，但作出的结论我不能同意：第一，《刘志丹》小说不是反党小说；第二，小说的作者是李建彤，我不是小说的作者，我不是主谋，也没有指使李建彤写；第三，我没有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更没有什么反党集团。这三点是要向中央申明，请中央审查重作结论。这个问题是主要的、根本的。除此之外，专案组结论意见里还有两点，我也是不能同意的。一是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我是1926年5月，13岁在学校读书时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在监狱里转为共产党员，过去一直是这样写的。专案组结论意见说我参加革命的时间应从1928年算起，这不符合事实。这虽是两年时间的问题，但很重要，一个是大革命之前，一个是大革命之后，这不能含糊，是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实事求是嘛！另一个问题是我的家庭出身，过去我填表写的都是富裕中农，而专案组结论意见说我是富农。这个问题，今天对我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但专案组非把我的家庭划到地富反坏右一边，我不能接受。这个问题也要请中央审定。”习老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文革”中所谓的“专案组”的胡作非为很生气。

习老又对我们说：“这封信，要写三个问题：一是请中央听取我的申诉意见，尽快查清我的问题，重新作结论；二是说明我在洛阳休养情况，身体康健，思维清晰，精神很好；三是希望中央早点恢复我的党的组织生活，安排适当的工作，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习老让我们回去连夜写，次日送来，由他修改抄写送中央。当时，习老还说，这封信要尽快送中央，让中央主要领导看到，需要请胡耀邦、王震同志转呈。

习老还说，他在延安就与耀邦熟悉，耀邦那时是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而他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工作关系密切，个人关系也好，在北京时更不用说了。他与王震都曾在西北工作，王震为人厚道、宽宏正直、乐于助人。他们都了解他，他们又都是热心人，会帮他转呈材料，从中说话。这封信让儿子带回北京，同齐心一起，想法把信送到他们手里 。

我和陈铁离开习家，一起回到我家。我俩根据记录商量出一个提纲，由我起草，陈铁修改抄写，连夜写成，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习老家。

1978年2月，党中央派人把习老接回北京，他以特邀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4月，在习老的问题尚未作出结论正式平反的情况下，习老就被派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可见中央对习老的了解和信任。习老的正式平反结论通知，党中央是在1980年2月向全党下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