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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是最强大的“致愚教”(四)

送交者: light21[♂★品衔R5★♂] 于 2021-01-13 19:01 已读 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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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辩证法”是最强大的“致愚教”(三) 由 light21 于 2021-01-13 19:00

“辩证法”是最强大的“致愚教”(四)

七、“辩证思维”流行造成的民族灾难

如上所述,所谓“辩证法”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1)“绝对真理”,亦即不含任何信息 、毫无意义的废话。2)诡辩,亦即违反同一律,对所用概念故意不加界定,使它们变得灵活到不可捉摸,随便怎么理解都行,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随地任意改变概念的内涵,以此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

很明显,推广这套东西,势必彻底摧毁受教育者的思维能力。前面已经说过,人类要正确思考,就必须遵循一套规则,这就是形式逻辑。不遵守这套“交通规则”,头脑中的各种模糊概念就只会纷至沓来,杂乱无章,永远也理不出个脉络来,也就不可能形成井井有条的思想体系。

这说的是积极意义上的创建,消极意义又何尝不如此?逻辑证伪不但是数学的唯一证伪标准,也是哲学和其他无法用实证证伪的学科的唯一证伪标准,而且还是自然科学理论的第一道证伪标准。前文已经说过,如果一种科学理论连逻辑自洽都做不到,那它就连提都无法提出来。人类的假定是支配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和人类思维所用的规则一致,离开这套规则,根本也就无法构建出大众认可的理论来。

逻辑思维决不限于思想家或科学家建立理论体系,对我辈庸人也同样重要。从积极的意义而言,自觉使用逻辑思维能“倍增”人的原始天资,使得你比具有相同智商的人“聪明”得多。福尔摩斯之所以能侦破别人破不了的案,全靠他把逻辑推理应用得炉火纯青。这在所有的行业其实都一样,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例如史学研究、考古研究等等)使用的全是这一套。爱因斯坦本人就说过,科学家侦破客观世界奥秘,和大侦探侦破案件的过程并无不同。

从消极的意义来说,养成了自觉使用逻辑思维的习惯,能让你及时发现自己思维中的破绽,不至于如高手马悲鸣、林思云、樊弓等人一样,大无畏大无谓大无伪地在天下面前爆笑出丑。同理,逻辑思维习惯能使你具有起码的辨伪能力,无论听到什么谣传都能在瞬间内初步判断其可靠性,此所谓“谣言止于智者”。看书时更能有独立批判能力,不至于让人轻易洗脑。

这是从个体来说,从群体来看更是如此。思想交流要有可能,就必须先“统一度量衡”,把彼此使用的概念规范化,这才能让对方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通过争论或讨论或者达成共识,或如柏拉图的对话录显示的那样,双方准确辩诘,暴露原先忽略了的思维错误,最后深化双方的认识。否则必是鸡同鸭讲,徒然浪费时间。从消极的意义来说,“度量衡”统一了,尺度标准是一个,你若想捣鬼改口也就没那么容易了。此所以西方的法律文书所用术语都界定得极度严密精确,就连个买房子的合同,都繁复到让人看得睡意如潮。

不幸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居然谁也没想到这点。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争相拍卖自己,贬斥对方,可一直是鸡同鸭讲的乱哄哄的骡马大会,各家自带“尺子”、“升斗”、“秤砣”,不但和别人的不一样,就连自己使用时也是弹性无穷,当真是一片乌烟瘴气。直到战国时代行将结束,才出了荀子韩非师徒,开始注意到这问题,可惜大一统马上又来了,中国人从此失去智力进一步发育的机会凡两千多年。

这当然不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就没人会逻辑思维。如上所述,逻辑本是人脑固有属性,本该是先天就有的。古代聪明人的问题,是他们从来不去研究思维本身的规律,所以只会不自觉地使用这套思维方式,却从来想不到把它总结出来向全民推广,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因此,古籍中就只能偶见白乌鸦,其思维之严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却从未形成学术传统。

更奇怪的是,古人使用逻辑思维的领域很窄,多半用于政治军事权谋,在这方面可谓出类拔萃。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智多星”的战略筹划中,基本上找不到逻辑错误。其次就是用于分析人情世态。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李渔在《肉蒲团》中,以太监并不比常人健康长寿来证明“女色无害论”,用的其实就是逻辑学上的反证法(亦即归谬法),且与科研常用的控制对照实验原理暗合。更精彩的例子可从明代冯梦龙所著《情史》中找到。再其次就是用于学术考证,优秀范例是裴松之使用逻辑思维对史料进行严谨辨伪,这我也在旧作中介绍过了。反倒是越是所谓“思想家”,越发不会使用逻辑思维,以致中国古代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称为体系的理论。自老子以下,除了荀子师徒等个别例外,所有的大家们都是“天马行空”、“法无定法”,逻辑错误一抓一大把。

中国人不善于抽象思维的传统何来,我已经在旧作中约略说过了:拥挤社会的紧迫需要对居民的思维方向作了“加权选择”,使得古代中国人的思维定向与古希腊人的完全不同,研究人际关系的学问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学问,权谋术成了优选出来的强项,而与尘世无关的抽象思维能力便萎缩了。不但自然科学没能在中国诞生,就连数学和逻辑学也没能在中国诞生。古代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到了这个地步:就连最重视的文科,也因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西学东渐前,中国人不但一直没有建立合理的文字注音系统,导致“音韵学”这种冗赘之学因愚蠢而产生,而且竟然连语言需要“法律”来规范这点都不曾意识到,以致中文成了最没有规范性的一种语言。海外有人说,中文只有好坏之差,没有对错之别。这话再准确地不过地指出了它只是一种艺术语言而非学术语言。

这和西方可完全是两回事,哪怕是首倡“辩证思维”的黑格尔,其著作中也找不到中国思想家们著作中那些耀眼夺目的逻辑错误。尽管他的理论颇有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之处,但基本理论如“绝对精神发现自己”的“三部曲”还是一以贯之的,在历史、哲学、伦理等领域都根据同一思路用上了。相比之下,同样鼓吹“辩证法”(其实是相对主义)的战国诸子中最有才气的庄子,其主要学说本身就是个逻辑笑话:他的自由观本是抹煞世俗成败之别的,可他最爱讲的却是“小大之别”!如果说跨时代不便比较,那古希腊大家的著作也从未见过类似错误。

这就是海禁初开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很明显,要追赶西方,最大的问题还是人的素质问题,最大的现代化就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这素质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道德素质(含人文修养,公民觉悟等等)与智力素质。可悲的是,没有多少人看到这问题。哪怕是智者也只看到了前者,没有看到国民智力素质的惊人低下,而这主要是中国缺乏逻辑思维的悠久传统造成的。在中共执政前,这缺了的重要一课一直没能补上。

等到大老粗痞子党上台,就给全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我党代表着中国传统最反动没落腐朽的那部分,其强力推行的邪教自然也就因符合中国国情民俗而获得强大生机,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力磅礴于五湖四海,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有趣的是,这图景又于今日再度重演──伴随着我党的“去痞子化”的,是代表着腐恶传统的法轮功的勃兴。这说明一个民族要摆脱传统是何等艰难,更证明黑格尔所谓“历史会学习自己,因而不会重演”的说道是何等可笑。

我党改造全民世界观的结果,是使得原来就没有逻辑思维传统的国民特别是49年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基本失去了建立合理思维方式的可能,制造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弱智之邦。不仅如此,它更在伪知识分子们之中培育出一种无知无畏的大老粗轻狂气慨,使得他们不仅没发现自己缺了某个最重要的训练,反而动辄便以自己那高人一等的“辩证思维”,居高临下地傲视somehow逃脱我党摧残、建立了合理思维方式的少数幸运儿。

这结果,便是不但制造出漫山遍野的网上白吃,而且造出了一种西方绝对见不到的奇观:本来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理工科学人,却没有通过专业学习训练出普适的逻辑思维能力来,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他们擅长的所谓“理工思维”出来爆笑出丑,闹出来的智力笑话之匪夷所思,竟与赢得的如雷彩声难分轩轾。我不知道方今之世还有哪个民族,有着这种令人心碎的红色幽默。

为什么大老粗痞子党摧毁全民智力的“改造世界观”会如此成功?为什么所谓“高级思维方式”辩证法的底细竟然没有多少人看穿?我想,这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在《四书五经》、《老子》、《庄子》的浆糊桶里打了足足两千多年的滚,传统思维方式就是模糊混乱思维。毛共辩证法那种典型的错乱思维深符国情民俗,当然要甚嚣尘上。

其次是儒家积极反智主义的影响。宋儒搞“百科等级制”,把学科分成贵贱殊途的“大学”、“小学”、“异端邪说”等三大部类,只有“修齐治平”的“大学”才是金光大道,掌握了便一通百通。这种“纲式思维定式”在毛时代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光大。辩证法作为官定意识形态,取代圣贤之道成为“万王之王”,完全符合咱们的传统。

第三则是我党猛批所谓“形而上学”,压制逻辑学教育,使得学生成了毫无选择可能的井底之蛙。如果不是50年代出版了点苏联的逻辑学教科书,我就绝对没有课外学习逻辑学的机遇。到后来,就连苏联出的书也成了“封资修黑货”。学生最好的前途当然也就只能是如同老前辈裴松之、冯梦龙、李渔那样,不自觉地运用天生的那点逻辑思维能力。可惜自觉使用与本能使用完全是两回事,天生的飞毛腿若不接受专业训练,就绝无可能把全部潜能发挥出来。

第四个原因乃是国人如同契诃夫小说中的那个“套中人”一样,酷爱“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一类永恒真理,一见到“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偶然是必然的表现”之类废话,当然要如群兽乍闻《韶乐》,心花怒放,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毕再拜曰:“圣哉 !”

下面针对我党制造的典型混乱拨乱反正。

1)“强调逻辑思维会使人堕入“形而上学”泥坑,诱导人们用静止、孤立、片面的眼光去看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事物,并忽略事物之间的彼此影响。”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不断运动变化,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乃是永恒真理,除了巴门尼德师徒外,从来没谁否认这条。但这不过是废话一句,根本就无法用在事物的考察研究之中。

我在旧作中讲过,人类只可能用静止、孤立、片面的眼光去逐个研究事物,这恰恰是人类的抽象能力所在。物理学的“质点”、“刚体”、数学的“点线面体”等概念,完全是人为捏造出来的,捏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问题简化到有研究的可能。类似地,化学里的纯净的单质、化合物等根本就不存在于天然世界。要研究它们,先得人为制造一个 “静止、孤立、片面”的条件,把要研究的物质和其他杂质分开,这就叫“提纯”。不完成这一步,研究物质的化学性质就是句空话──你怎么知道发现的性质不是杂质的?生物学也同样如此。例如细胞分裂,乃是典型的运动变化过程。要知道它是怎么进行的,就先得把活组织“孤立静止凝固”下来,弄死切成薄片(还不是立体的,乃是二维的图象),一片片去仔细研究各个阶段的变化,最后再从头到尾拼成完整的图象。

这就是逻辑学上所谓的“分析”与“综合”,它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事物的变化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例如上例中研究细胞分裂,先将那过程拆成一个个静止的画面,逐个研究明白,这就叫“分析”,最后再把全部画面组装起来,这就叫“综合”,经过这两个步骤,人们也才可能掌握在整个过程中细胞发生的运动变化。

这其实和研究世界跳高冠军成功诀窍是一个道理,如果你不用高速摄影机把全过程拍下来,把动作一个个分解开,再重新组合起来,光是在旁边傻傻地背诵“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变化” 的辩证法口号,企图“高屋建瓴”地掌握全过程,那就永远无法明白人家成功的力学原理何在。

明乎此,也就不难明白为何逻辑学有所谓“同一律”,那道理完全是一样的。如果不在思维中把概念固定下来,让它的内涵外延始终不变,而是让它如同猪八戒变成的鲇鱼一样,在盘丝洞里的美女蜘蛛精们胯下钻来钻去,忽而是A,忽而是B,忽而兼有AB,那你就根本不可能想明白任何问题,而这不幸恰是古代思想家们的通病。他们的著作时时可见智慧闪光,可惜游走的概念如同流沙,不可能变成理论大厦的基石。

因此,“静止固定”的逻辑思维方式,乃是人脑对付不断运动变化的外界的唯一利器。这和拍快照乃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不把曝光时间缩小,胶片上的运动物体就只能是一片模糊。大老粗文盲党连这常识都没有,这才会因为物体在运动中,就禁止人家用拍静止画面的方式去研究它。

其实我党才真正是“孤立片面静止思考问题”的行家里手。毛泽东的“两分法”应用于社会实践,便成了世上最机械、最死板、最僵化的黑白两分法。人性的善恶,竟然以其财产多寡定量划分,多财多恶,少财少恶,无财不恶,成了典型的“量变引起质变”。而且刻舟求剑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只要在1949年以前拥有田产若干,那就再无“改恶从善”可能,只能在人间地狱里煎熬。老邓复出后毅然结束了这由政府向人民犯下的长达30年的滔天大罪,竟会在工农大众中激起强烈不满,说明我党对人民心智的败坏到了何等地步。直到今天,黑白两分法还仍然是爱国愤青的强大思想武器,要软化那亿万个花岗岩脑袋,不知还需要多少年的努力。

最可笑的还是“抓纲治国”的“抓牛要抓牛鼻子”的隧道眼思维方式。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谁“孤立、片面、静止看问题”到了把钢锭当成金条,命令全民放下正当职业不干,如旧金山、阿拉斯加、南非的采金狂一般,日以继夜、如疯似狂地大战钢铁。这就是咱们那不得了、了不得的“高等思维方式”,就是“全面、运动、辩证地看问题”,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就是“全国一盘棋”。论愚蠢的深度、广度与宏大规模,那倒确确实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以让毛泽东和他的膜拜者们据此称雄世界,也足以让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在坟墓里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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