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白痴毛泽东：内政篇（七）     时间: 29 7 2007 13:54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
治国白痴毛泽东：内政篇（七）
芦笛
毛摧残国民经济特别是工矿企业的另一大自伤神功，乃是他出自“群众路线”以及“卑贱者最聪明”的“拜人民教”教义而发动的“群众性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
不瞒列位，鄙人正是这“群众性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的元老。本人的obsession，乃是人活着必须用脑，否则与动物无异。于是进厂之后，便恶补工科大学教科书，最后居然成了本厂的本行“技术权威”，不但在厂子里搞了点狗屁“技术革新”而名声大震（虽然绝大多数女工还是认定我是大傻，没人愿意嫁给我），而且作为工人技术权威多次出席了省里组织的技术鉴定会，颇知那“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是什么烂污事体。
就说本人搞的那“技术革新”吧。我在剧毒的电镀车间工作，为了逃避剧毒环境，便千方百计搞革新，这样就能天天在无毒的机修车间上班。那阵子正兴“可控硅”，于是我就弄了个无级变压调压的可控硅整流设备出来。那其实是烂污事体一桩，好使倒确实好使，可惜它把电网输送的正弦波变成了非正弦波。懂点高等数学的同志都该知道，非正弦周期函数可以分解为所谓“傅利叶级数”，也就是无穷个高次正弦函数的迭加。这在实际中就变成了所谓“高次谐波”，反馈回电网初级去，把整个电网的输电品质搞得一塌糊涂，造成大量的虚功消耗。
我对此心知肚明，开头还很心虚，觉得这完全是挖肉补疮，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唯一可以告慰的就是，这并非我的发明而是运用他人先进经验。没成想那竟然成了“重大技术成果”，使我旦夕之间成了“技术权威”，因此得以多次出席“技术成果”鉴定会，这才发现其实大家都在这么乱搞一气。比起他们来，我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记得有个所谓“重大成果”最烂污，我好歹还用了全波整流，那家伙用的则是半波整流，用的还不是整个半波，而是把一小部分截下来，于是电压平均值当然就降低了，从２２０伏变成了１２伏。那唯一的“优点”就是省了个变压器，但由此造成的高次谐波对电网输电品质的败坏简直是无法形容。
最有趣的还是我参观过的一个全省技术革命的先进典型。那先进事迹曾多次上报，而且还不光是省报，还上过《人民被日报》。我跟着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和其他厂子派去的参观团一道去学习经验，开头还诚惶诚恐，跟去朝圣也没什么两样，结果到后一看大吃一惊，简直不能相信世上有这种烂污事体。
那是家部级厂，乃是苏联在５０年代援建的，厂房布局设计一看就很正规，跟见惯的烂污厂毕竟不一样。后来该厂生产规模扩大了，用电量远远超出了变压器的负荷。在这种情况下，本该换用更大负荷的变压器，或是再装一台变压器。但该厂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由副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一道组成攻关小组，大搞技术革新，打破常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了“土法上马”、“鸡毛上天”的“多快好省”的人间奇迹，使得该厂在沿用原变压器的情况下还倍增了产量。
凡是有点科技常识的人都该知道，不管什么设备，都有个功率限制。超过那个负荷，设备就要发热，超过到一定限度，设备就要烧毁。人也是这种设备：跑步就要发热，体力透支到一定程度人就要倒毙。
该厂使用的变压器，乃是把电网的高压电变为３８０／２２０的工作电压，供应全厂的用电。那功率是限死了的，具体数字早忘了，姑且说它是１万千瓦吧。这就决定了全厂所有电器的功率总和决不能大于１万千瓦，否则变压器就要发热。可该厂的实际用电量却是２万千瓦，超出了负荷一倍，而那变压器却安然无恙，这岂不是打破了常规，破除了迷信？
这奇迹是怎么实现的？大家都见过变压器，外壳有一根根金属管，那是散热管。变压器的线圈和铁芯其实藏在铁盒子里，浸泡在绝缘的冷却油中。线圈和铁芯散发出来的热量就通过那冷却油靠热循环流到外面的散热管去，被空气冷却后，再流回内部。如此就能保证变压器在不超载的情况下散发电阻产生的热量。这是个天然散热过程，利用的乃是冷却油天然的热循环。
当变压器超载运转时，就要大量产热，此时若还是天然散热，就无法及时散发额外产生的热量，变压器的线圈越来越热，到一定程度就要烧毁。
那工厂的技术人员当然也知道这点常识，他们便对症下药，使用了强制循环，在变压器的天然冷却系统中加了一个泵，使冷却油原来靠天然热循环自然流动成了为泵驱使的高速流动，再把冷却管延长，在外面用冷水浇灌，于是不管变压器无论怎么超载，产生的大量热能都会被及时排放，当然线圈也就不会被烧毁了。这就是整个奇迹的秘密。
我当时看了真不敢相信世上有这种蠢事。那时毕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下就问那“张工”（文革前工程师很少，那老家伙是个工程师，那锼主意大概就是他想出来的吧）：
“您这只解决了散热问题，确保变压器超载后不会被烧毁，但变压器超载时，铁芯的磁通量必然要被饱和。因此，次级电压必然下降，请问这问题您怎么解决？”
老家伙白了我一眼，支支吾吾什么也没说出来。率我前去的副厂长立即变色，示意我不许再问。我不甘心，还要追穷寇。他一把把我拽出人群，低声嘱咐道：
“人家这是上了两报一刊的先进经验！你怎么能这样不顾大局胡来？!”
我又何尝不知道？但我实在忍不住，于是便嚷嚷道：
“刘老当，我知道你不懂电，跟你解释也没用。但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去问他，输出的线电压一定很低，绝对不会是３８０伏。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说，他们厂的马达烧毁率肯定比其他工厂高多了。所有的工人都知道：‘电压高，烧灯泡；电压低，烧电机。’他们为省钱不买新变压器，结果就是烧毁大量马达，钱非但没省下来，还只有多出去的！”
刘老当脸都白了，紧张地看看人群，又看看我，颇有伸手出来捂我的嘴的架势。可我还是忍不住，更加大声地嚷道：
“我还没说完呢！他们不但害自己，还害了别的厂子！变压器铁芯磁饱和之后，必然要产生高次谐波，回送到电网中去，不但造成大量虚功消耗，而且降低了整个电网的供电质量……”
刘老当忍无可忍，又不好当众斥责我，只好拽着我的手臂，把我拉到了外面去，疾言厉色地警告我，说他当初让我来不是来作刺儿头的，是来学习怎么把这先进经验推广到我厂去的。早知道我会这么胡说八道一气，他就绝对不会让我来了。我这种人要是早生几年，肯定要当大右派，云云。
刘老当算是领导中比较关心生产的老同志，文革中没少为此受过罪。我也知道他人很正直，虽然自己没什么文化，难得我党的反智主义教育对他似乎没起到太大作用，所以他是所有领导中唯一重视我的技术能力的人。更何况他说的也是实话，人家是让我来吹捧的，不是让我来砍旗的。
于是我就软了下来，跟他说：
“老当，别生气了。我们用不着学习他这先进经验，咱们厂又没超负荷。你去跟那家伙说，用不着这么蛮干，在变压器次级并联个电容柜就行了。那才是省钱的主意……”
老当如梦初醒，说：
“着阿！他们没装电容器。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刚才就没注意这事。”
“没装，我早看过了。你去跟他说，没错的。这才是真正省电的路子。我可以帮他们算出该用多大的电容器，能省下多少电能来。如果节省的电能等于或是大过他们超出来的负载，那就把这套强制循环的烂污发明撤了，也用不着换新变压器。”
懂点物理的同志都该知道，工厂用的电器主要是电机，在电工学上称为“电感负荷”，因为电磁感应，产生了一个滞后的电流，这电做的功称为“虚功”，虽然并不实际消耗能量，但仍然构成了变压器的负荷。换言之，变压器供应的电能无法被完全利用，有一部分消耗在做虚功里。如果在变压器次级并联一个电容器，就能起到蓄水池的作用，吞吐滞后的电流，抵销了电机造成的虚功，使得变压器供应的电能完全用来作实功，这相当于扩大了变压器的负荷，而且改善了整个电网的供电品质。刘老当虽然没文化不懂电，却是知道那玩意能省电的。敝厂就因为装了那玩意，改善了整个电网的品质，年年获得供电局的奖励。
于是刘老当就在适当场合给人家提了这真正的合理化建议。我当然不在场，以免引起副作用。过后我问他怎么样了，他沮丧地摇摇头：
“没戏。这技术革新是人家的先进经验。那电容柜装上去了，先进经验也就没有了，还怎么当典型？”
我一想也是：装电容柜乃是常规作法，并非独出心裁的发明。那家厂子没装，乃是他们不懂规程。现在装上去并不可能因此变成先进典型，反倒证明了他们的发明多余。人家怎么会干这种拆自己的台的蠢事？
这就是毛“群众性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神功的自伤机制所在。光从字面上看，这口号似乎一点都不错。但它的出笼背景乃是毛的反智主义。毛不但自己不承认世上有客观规律，而且千方百计发动群众起来破除客观规律，谁要是胆敢提醒客观规律的存在，谁就立刻要变成“拦路虎”。于是谁都不敢打击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特别是技术人员更是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生怕泼了冷水被当成“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大老粗一旦被发动起来砸烂一切框框条条，踢开所有的内行绊脚石，自然就只会搞破坏。
还不止此。如果只是单纯的大老粗胡闹，造成的损失总是有限的。但毛还为这种烂事赋予了政治意义，把它变成是否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于是烂事变成了路线斗争先进事迹之后，便永远无法改正，否则就是否定新生事物，打击革命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这运动的实质就是千方百计发动群众大干蠢事，一旦干出来后便把它变成圣迹，使得错误永无改正可能。“群众性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也就必然成了群众性技术破坏与技术颠覆活动。
这的确是当年在神州大地上普遍发生的荒谬绝伦的现象。我参加过另外一个鉴定会。某家农机厂造出了一个“争气机”，吹得惊天动地。那是个手扶拖拉机带动的插秧机。但那烂污货实在太下流，毛病百出，就连我这和农机不搭界的“技术权威”都看得出来根本不能工作。有如用那破玩意，本人不如下田自己去插，比它还要“多快好省”得多。因此之故，那会和其他我参加过的不同，开得很激烈，与会者指出了大量毛病，最后就轮到东道主发言了。
尽管事隔几十年，那位同志的发言我记忆犹新。他大义凛然地站起来，说：许多同志对这新生事物抱着怀疑态度，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这也怀疑，那也指责。有的同志甚至还说，日本进口的插秧机如何如何先进。那当然先进，可那是帝国主义国家制造的！为什么说出这种话来的同志就不会脸红？！起码的路线觉悟上哪儿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难道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崇洋媚外，跟在洋人屁股后亦步亦趋地爬行，对西方资产阶级洋货顶礼膜拜，看不起东方无产阶级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用自己的双手造出来的机器？！这不是党内走资派鼓吹的“造船不如买船”的奴隶主义、洋奴哲学又是什么？
这番慷慨激昂的革命演说句句掷地有声，全场顿时哑然，直到最后散会都没有谁敢再发言。
那农机厂离城颇远，与会者只能住在该厂招待所里。我有幸和省科委的两位领导同室。两位领导其实也就只是一般干部，四十岁来往。是夜，两位领导都转侧不安，长吁短叹。最后其中的老王干脆坐了起来，在黑暗中说：
“老李，那家伙那番话真他妈的够呛。本来这事明明白白，连瞎子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折腾了好几年，弄了个没法用的烂机器出来，花了国家几十万，想让我们掏腰包替他们填这窟窿。本来也没啥，可听他那意思，还不是只是个堵窟窿眼儿的问题，是要投产的问题。这事可就大了，光是试验就花了那么多钱，大批生产出来可就不得了了。你说这事到底该怎么办？”
老李长叹一声，听上去比老王还凄凉，说道：
“还能怎么办？你就没听出他那个意思来？如果不按他说的办，就是崇洋媚外，就是造船不如买船！”
老王更加激愤，说：
“不行！这些年来，从咱们手上出去了多少冤枉钱？国家的钱全他妈的塞狗洞里去了！难道你就不心疼？这次我可再不干了，说下大天来也不行！”
（芦注：这话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写的“取之于民，塞之狗洞”就是从这儿来的。其实那阵子我党的基层干部还是有点良心的，知道心疼国家的钱。）
老李仍然犹豫不决，老王便痛陈利害，举出他俩经办的各种先例来证明那必然是个无底洞，必须不断往里扔钱。那些例子当真是离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他越说老李越叹气，最后也加入他的二人转，不断给他补充遗漏的事实或细节。最后两人说累了，仍未达成共识，终于先后住嘴，老王颓丧地倒了下去。
我刚要朦胧入睡，突然又被老王的叫声惊醒。睁眼一看，老王再度坐了起来，兴奋地叫：
“老李，他们能这样糟蹋国家的钱，我们就不能糟蹋么？我跟你说，咱俩报个项目去出差，从东玩到西，从北玩到南，所有的城市都玩过来，怎么样？”
老李也来劲了，于是两人就开始设计最佳旅游路线，把所有的风景名胜一一列举过来。我听得实在无趣，便再度朦胧入睡。
后来两人又商量了一次，总算达成了共识，会议结束时，老王代表科委肯定了那“重大技术成果”，这就意味着该厂为此花的钱有了报销处，不再是必须自己承担的亏空了。但对是否投产，老王却说科委需要会同计委讨论后再决定。官场运作我不清楚，似乎是科委负责鉴定，计委负责掏钱。老王的表态纯粹是太极拳——避免了否定了新生事物伟大意义，却回避了投产问题。这招是否有效地“默杀”那新生事物于腹中，散会后我便再无可能与兴趣去跟踪了。
我只是个小工人，也就只参加过次数有限的技术鉴定会。人家可是科委干部，吃的就是这碗饭，知道的乃是全省的情况，又是自己人内部闲聊，绝无可能撒谎编造。如果那两位同志现在还活着又能写回忆录，把自己所有的荒诞经历写下来，肯定能成畅销书。不过，光是我本人种种耳闻目睹，也足够显示毛发动的“群众性技术破坏与技术颠覆”的自伤神功是何等威力无穷了。
【未完待续】 
治国白痴毛泽东：内政篇（八）      时间: 31 7 2007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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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白痴毛泽东：内政篇（八）
芦笛
２、农业
毛泽东对农业的“管理”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改造农村经济生产结构，二是制定农业生产方针。前者包括土改和农业集体化（最后发展到公社化），后者包括制定“八字宪法” 、大跃进、以及“农业学大寨”。
１）土改
土改和农业集体化都是从苏联主子那儿抄袭过来的，不过毛有自己的独创。
布党和中共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秉承马克思的思路，重视无产阶级，鄙视甚至敌视农民。马克思把农民看成是“农村白痴生活的囚犯”（"Prisoners of the idiocy of rural life"），布党沿袭这一思维定式，把农民看成是危险的反动派。所谓“工农联盟”的口号完全是一种统战策略，而“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才是布党的远期奋斗目标。
毛也常常叫嚷“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但他和洋祖宗的用意恰好相反。布党的意思是改变农村的落后反动的生产方式，使得农民变成使用先进的大机器生产的农业无产阶级，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先进文化，和城里人一样文明卫生。而毛则是把城里人统统变成手上有老茧、脚上有圣洁的牛屎的泥腿子。到了波尔布特那三传弟子，便干出了消灭城市，把金边的水泥马路犁成水田的人间奇迹。
斯大林之所以对毛满腹狐疑而且极度鄙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认定毛是个“农业革命者”，把毛叫作“中国的普加乔夫”。普加乔夫乃是１８世纪冒充沙皇的俄国痞子暴乱头子。斯大林使用这称呼，体现了他作为国际政治家和国际共运理论家的洞察力。其实就连毛自己都承认，他是陈胜、吴广、洪秀全等人的传人。
因此，苏共主要把农民看成是利用和掠夺对象而非依靠对象。十月革命后，列宁签发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两个法令都是漂亮而空洞的姿态，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当时前线士兵大量逃亡，对德战争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而土地也早被农民自己分了，用不着布尔什特去为他们作主。
革命前的俄国农村和中国农村并不一样，私有土地主要集中在列宁那样的贵族大地主手上。这些地主居住在大城市，地产一般交给经理经营或是租给二地主。二月革命爆发后，农民便趁乱把大地主们的房地产分了。俄国农村本来就有村社（commune）这种特殊的自治组织，“分田分地真忙”其实是村社主持进行的，和布尔什特没什么相干。大地主们先居住在大城市里，后来又纷纷逃亡国外作“白俄”，因此这自发土改倒也没有多少流血事件。
在内战期间，布党实行残酷无情的所谓“战时共产主义”，使用了“余粮征集制”的非常手段，亦即动用城市工人组成的“赤卫队”，靠枪杆子把农民的余粮抢光，胆敢反抗这一政府组织的武装抢劫的农民不是被枪决就是被投入集中营。这野蛮政策使得农村经济破产，于是列宁便在战后实行“新经济政策”，靠短暂走资来救命，果然立刻就使得经济恢复了生机。
经济一旦有所恢复，列宁便终止了“新经济政策”。但对于是否立即实行农业集体化，党内争论很大。对于当时俄国是否具备这条件，党内巨头们莫衷一是。斯大林本来和布哈林一道反对集体化，但等他把政敌一一打下去后，反过来又命令实行集体化，并把布哈林打入地狱。
关于农业集体化的争论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关系到布党生存的现实考虑。斯大林著名演说是：
“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５０年到１００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消除这差距。要么我们做到这一点，要么他们粉碎我们。”
这演说是在１９３１年２月间作出的。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国便入侵了苏联，可见他的预见何等准确。这所谓“赶上先进国家”，指的其实是国防能力也就是军火工业，而军火工业的脊梁乃是需要大量投资、生产周期较长的重工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本，而这只能去农村抢夺。集体化就是保证这种有组织的抢劫（organized robbery）的必需硬件。
集体化的第一步就是血淋淋的清算富农。当时的口号直接就是“消灭富农”。这消灭乃肉体消灭，数百万富农不是被枪决，就是全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北极圈内去。列宁当初从城里派出“余粮征集队”充当抢劫农民的主力，斯大林则从城里派出秘密警察ＮＫＶＤ的特殊部队去“消灭富农”。
但血洗农村并未压下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除了大量宰杀牲口，破坏生产资料外，农村还普遍发生了暴动和骚乱。为了彻底粉碎农民的抵抗意志，斯大林竟然派出部队抢光农民的口粮，人为制造了乌克兰的大饥荒，饿死了几百万人。德国入侵后，苏联西部新边疆的农民又起来反抗苏维埃政权。一直到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农民的暴乱才被陆续荡平。可以说，直到斯大林咽气，苏联的城市与农村其实一直处在某种程度的交战状态，这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如所周知，中共革命在本质上乃是中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农村痞子造反，与前驱的区别只在于引入了列宁革命工艺学。和苏共不同，农民乃是中共革命的依靠对象，农村乃是革命根据地，城市无产阶级和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毫无相干。因此，中共对农民的控制，根本就不是老大哥能比拟的。无论土改和集体化都是在党的主导下，通过发动农民进行，既用不着城市工人赤卫队，也不必劳动秘密警察的特殊部队，甚至出动正规军，动用坦克飞机平暴。
不仅如此，毛泽东比斯大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对软刀子的酷爱远远超过了硬刀子。斯大林喜欢痛快，充满磅礴的“阳刚之气”。他的名言是：“把那个人杀了，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相比之下，毛泽东则富于某种传统阴毒气息，可谓“阴之大柔”。他用来收拾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亲密战友的阴柔高招，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吕后收拾戚夫人、太监魏忠贤收拾“清流”杨涟、左光斗的手段来。
独裁者的个人品味自然要反映在他们的施政上。从全国范围来看，除了陕北老区肉体消灭了地富之外，其他地区只处决了所谓“恶霸地主”。毛泽东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对农村地富进行整个阶级的肉体消灭，而是把这些人留下来，为贫下中农充当了整整３０年拳击沙袋。就连处决所谓“恶霸地主”，他也舍不得浪费宝贵的革命子弹，多半是让农民的拳脚棍棒完成那光荣的革命任务。
毛泽东这种独出心裁的发明创造，从维护其统治而言当然是高明的。在这点上，我与樊教授和党朋们并无争议。
我只想重复过去说过的话：对所谓“阶级敌人”持续３０年的迫害，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全体中国人民永远洗不去的耻辱。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就连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纳粹都没干过。人家迫害的还是异族不是本族，使用的还是“最后解决”那种痛快手段，不是没完没了的羞辱、批斗、毒打以及各种各样花样百出匪夷所思的迫害、糟践与蹂躏，更没把这种野蛮犯罪奉为神圣国教，变成全民圣洁的生活方式，检验革命接班人忠诚度的试金石，教育后代的圣经，文艺创作的唯一灵感来源！
如果中国总有光明的一日，那么我坚信，后世子孙必然会把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推倒，改建一个“‘阶级敌人’死难纪念碑”，用以表示全民对那滔天大罪的无穷忏悔。
这当然是个人的价值判断，与毛泽东治国才能的客观讨论无关，并不想强加给樊教授和党朋们。可以和诸位心平气和讨论的是，对国民经济而言，土改是否有必要。
从单纯的经济效益角度（也就是前任经济沙皇朱镕基“抓大放小”的视角）来看，土改当然无助于实现经济效益的最优化。黄克诚同志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东北土改后，原来由少数人管理的大农业变成了个体农业，产量急剧下降。所以，如果那阵子是朱总理当家，大概要疯狂反对土改。这或许也就是《人民被日报海外版》几年前肉麻吹捧那些占有土地远远超过当年地主的“种田大户”的原因吧。
但从远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性来看，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迟早要造成社会动乱，妨碍经济发展，甚至摧毁经济，因此土改确有必要进行。实际上，台湾经验之一就是先总统蒋公在学者襄助下进行的人道土改：由政府掏钱出来买下地主的土地，再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这既大幅度改善了民生，缓解了社会矛盾，又让发了财的土地主们跑到城市去经营工商业，促成了社会的和平转型，为最终实现健康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但漫说是由政府赔偿地主损失的人道土改，就连北韩那种无偿剥夺地主地产、但一般不对地主施暴的“和平土改”，都为毛所不容。他曾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谴责北韩这种作法，说什么“和平土改，后患无穷”。在他看来，没有充分煽起“阶级仇”的政治运动就不配叫运动，乃是所谓“夹生饭”，必定后患无穷。
为什么后患无穷？毛一如既往地没有论证，需要芦某在几十年后代他完成这个工作。
在毛，土改根本不是什么经济改革，而是一场为巩固统治所必需的政治运动。它的目的根本不是把土地分给农民──毛早在上台前就决定将来要效法苏联，把土地收归国有了──而是以此作引诱贫苦农民犯罪的赃物，使得贫苦农民为了得到终生盼望的土地，乖乖听任工作队教唆煽动，大规模实施集体犯罪，在自己的手上染上地富的鲜血，从此把命运和党连在一起。这就是《水浒传》上早就传授过的逼良为匪的“投名状”策略。
金日成没搞这手，只是把土地从地主手上拿过来分给农民。地主即使要怨恨，也只会恨到政府头上去，农民和地主之间并没有因此产生深仇大恨，对“变天”毫无恐惧：反正那是政府分给我的，又不是我抢来的。现在既然说不行，那我退回去不就完了？
谁都看得出来，这两者的高明度当然有天壤之别。毛式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平均地权”，而是以此把贫苦农民巧妙地变成地富的死仇，使得前者终生生活在被报复的恐惧之中，彻底断了后路，只能挺共到底。
终其一生，毛都念念不忘这绝招，随时随地提醒贫下中农他们当初做过些什么事，用“变天”的恐怖场景吓唬他们，驱使他们出于恐惧，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过来人大概都记得《艳阳天》那烂小说烂电影上某地主巨细无遗留地记载“变天账”的场景。就是这种虚构直接引出了高干子弟红卫兵1966年“破四旧”的大规模犯罪。
可惜直到今天，我党也从来没能拿出一本缴获的“变天账”实物来给大家看看，证明他们的欺骗宣传确有根据，而除了芦某这种异数外，８亿人中似乎也没几个人会想到这问题。其实我早在1966年间的红色恐怖高潮中便悟出了，中国人随便让政府怎么蹂躏都没意见，哪会处心积虑地去想变天报复！
这就是内战中我党何以能在“解放区”以史无前例的大手笔动用民力。张戎在其毛传中也提到淮海战役中的“车轮滚滚”，可惜她把那完全归结于我党在“解放区”实行的恐怖统治，却忽略了普通农民的恐惧是双重的，更怕的还是还乡团杀回来。能如此巧妙地exploit人类恐惧心理，将其化为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强大动力，这当然可以说是天才之举，我对此毫无异议。
但若从真正的治国角度（亦即我在前头给出的定义“治国就是国家领袖为国家与人民谋福利而使用人民信托给他的权力”——我迄未见到樊教授和党朋们反对这一定义）来看，则无论是土改还是集体化都后患无穷。虽然我党后来解散了人民公社，再度恢复个体农业经济，但农民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这结果就是将来一旦政权崩溃，则农民则立刻失去了使用土地的法理依据，必然要引起无数地产争夺纠纷，使得农村失去独立于全局动乱的自治基础。动乱对于中国并非新鲜事，但在以往的乱世中总有幸免于乱的农村。未来的动乱则连这条恐怕都做不到。
这就是毛的土改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从头到尾，它从来就不曾是一个经济问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大概也如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