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具有极强的消化功能，它可以通过种种体制和机制将它的批判者和反叛者纳入它的轨道，成为对它无害甚至有益的点缀。正在德国热热闹闹进行的种种阿多诺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这些。人们津津乐道阿多诺高深的音乐修养和造诣，反复谈论他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挖掘他的生平轶事（最近德国出版了三本阿多诺的传记），合力将他打造成今年的又一个文化事件。 



然而，这个一百年前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个富裕而极具文化教养的犹太家庭的独生子，一生在痛苦和绝望中煎熬。表面上看，阿多诺似乎没有遭遇过太大的不幸。他虽也曾为逃避纳粹的凶焰亡命海外，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可他从未觉得幸福和满足；相反，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是“被毁了的人生”。“无数悲泣消融了盔甲，唯有脸上印着泪水的痕迹”，曾被他引用的贝克特的这两句话，既是他人生的写照，也是他形象的写照。他悲剧的思想和命运甚至也反映在他的形象上。从阿多诺留存下来的照片看，从童年到晚年，他的面容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忧郁加警惕。我只见过一张他笑的照片，那是在1968年，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他笑得十分勉强，而坐在他旁边，他指导的博士生，也是68年法兰克福学生运动领袖的克拉尔（Hans-Jurgen Krahl）却笑得十分欢畅，甚至有些放肆。两代人对时代的感受，往往有天壤之别。 



阿多诺的一个学生在记者最近问她为什么当年要投到阿多诺的门下时回答说，因为她向往茨威格讲的“昨日的世界”，而阿多诺就是这个“昨日的世界”。然而，阿多诺一生，恰恰是这个“昨日的世界”彻底崩溃的见证。 





01.



阿多诺出生在1903年，那时人类虽然还不知道世界大战和原子弹，不知道莫斯科审判和奥斯威辛，但现代性日益呈现出新的形态。正是在这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展开了修正主义大讨论──要不要阶级斗争；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决裂；在美国，福特公司在生产汽车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模式。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进入阿多诺的童年生活。他的童年就仿佛舒曼的《童年情景》那样温馨和充满诗意。阿多诺的父亲虽然是个酒商，却和当时许多富有的犹太商人一样，极力培养自己和家庭的文化教养与趣味，为了被上流社会承认。他在英国生活过，所以一点也没有一般犹太家庭的狭隘，家中充满世界主义的氛围。他不仅给这个家庭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而且对儿子非常宽容，允许他的一切奇思怪想。 



阿多诺的母亲是个歌唱演员，而他的姨妈则是一个钢琴家，给当时著名的女高音阿德丽娜·帕蒂当音乐会伴奏。她终身未嫁，就和阿多诺一家住在一起。阿多诺后来回忆，音乐属于这个家庭，他很小就被母亲和“第二母亲”──他的姨妈领进音乐（主要是古典音乐）的殿堂。他的音乐天赋──演奏、作曲和欣赏能力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和开发，音乐和母爱从他生命的一开始就在他心里产生了一个美好世界的乌托邦的印象。尽管后来艺术，尤其是表现主义艺术使他对这个荒谬可怕的世界有极深的体认，但他最终未能完全走出这个乌托邦，这是他的幸福所在，也是他的痛苦所在。 






作为一个家境富裕的资产阶级子弟，青少年时代的阿多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的艰难和人世的痛苦，是当时德语世界流行的表现主义艺术打破了锦衣玉食之家和古典音乐营造的梦幻世界，使他看到时代和世界的真相。而哲学则使他开始从理论上思考这些问题。阿多诺中学最后一年，读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和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在他老师克拉考的指导下，阿多诺基本把握了这两部伟大著作的历史哲学与美学的内涵，完成了他思想的青春期转变。从此，他始终将所感兴趣的一切放在现代性的历史哲学视域中来考察。这使他根本不同于时下肤浅的所谓“文化研究者”和“文化批评者”，这也使他永远与他的时代格格不入。阿多诺的悲剧归根结底在这里。 



在哲学力量的感召下，阿多诺决计在大学以哲学为主修专业，而将音乐学、社会学、心理学一起作为副修专业。也许是刚开始学哲学，思想还不成熟，阿多诺在主修专业上表现平平，完全遵循学院哲学那一套。他师从新康德主义者科奈留斯，跟着老师亦步亦趋，他的博士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物与意向对象的超越性》就完全是依据科奈留斯“纯粹内在哲学”的观点写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在给他的朋友洛文塔尔的信中阿多诺承认他自己也不满意，因为“它是科奈留斯式的”。但这种托庇于老师观点的情况在他做大学授课资格论文时也没得到改变。他1927年完成的《先验心灵学说中的无意识概念》也是毫无保留的以科奈留斯的先验哲学为基础的。他原以为这样科奈留斯会接受这篇论文作为他的授课资格论文，没想到科奈留斯拒绝了。当然，阿多诺这么做并不完全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也还是因为对自己的思想没有把握。他写信告诉他以前的老师克拉考，说他还不能信任自己以一部真正的著作作为授课资格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