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死亡--上
之前谈了很久中国哲学，这一篇回到西方哲学。不小心扯多了，考虑到读者的注意力和接受度，分两篇发。 
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如果熟悉西方哲学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存在论，或者又叫本体论，英文是ontology。听上去好像很玄，啥本体，啥存在，其实就是讨论“being”的。我们肯定都知道be是英语中的系动词，中文“是”的意思。哲学上，如果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必须明确“是”是什么。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不知道“是”是什么，你怎么能问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当然如果你知道“是”是什么，你就不用问了。这个“是”是什么的问题翻译到中文就称为存在问题。很多西方哲学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存在问题，所以中国没有哲学。确实，中国人语法表述没有系动词，而且中国古代连“是”也没有，表达什么是什么时，用“什么者，什么也”的句式。翻译家把对being的追问翻译成存在，会给中国人造成一些误解。现在有些学者呼吁就直接翻译成“是”。“是”本质是一个定义性的概念，桌子是什么，这里的“什么”就包含了所有规定“桌子”这个概念的全部元素，能明确桌子为什么不是椅子，也不是柜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同时作了肯定性和否定性的两个方面的事，就如同孙悟空在空地上划了个圈，圈内安全圈外危险。但是，从定义性的角度说，中国哲学中有对“是”这个概念的论述，就是老子的那句，“名可名，非常名”，其中的名就是这个定义性。
我还是沿用学界普遍接受的“存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希腊哲学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一位哲学家巴门尼德首先提出的，他说：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whatever is is, and what is not cannot be。这里就反映出中文翻译存在与原文be给人的不同感觉。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句废话，但他们不了解这句话反映了人类最初的抽象思维，也反映出be肯定一方面必然要否定另一方面，而且这个be有普遍性和一般性，从此开启了形而上学的时代，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历几千年，一直到了康德、黑格尔和尼采。有人说黑格尔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也有人说是尼采终结了形而上学，我不好说，但是貌似可以确定的是形而上学进入了死胡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什么是形而上学？用一句不严谨但是容易理解的话说，就是采用抽象概念化的方式研究存在问题的一种方式。不知道各位读者的情况，我从中国教育以马哲为核心的体制中成长的，原本对形而上学具有很大的偏见。因为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是机械的孤立的看待问题的方法，可是对西方哲学整个体系有了了解之后，发现其实并不尽然，因为确实有机械的形而上学，但也有辩证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这个词是来自19世纪日本人引进翻译西方哲学时对“meta-physics”的翻译，取自中国《易经》中“形而上者之为道，形而下者之为器”。而metaphysics这个词是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的书名，但是这书名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取的。话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整个希腊之后暴毙，他的大帝国也分崩离析。作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被希腊人仇恨，他只好仓皇离开雅典，并在一年后病逝。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在他死后就消失不见，在公元一世纪才在一个地窖中发现重见天日。后人在整理出版亚里士多德手稿之时要分门别类，但有一类无法归入任何一类学说中，就单独拿出来自成一书放在physics之后，命名为meta-physics。有趣的是，meta这个前缀不仅有在什么之后的意思，还有超越的意思，所以“形而上”这个翻译是比较贴切的，但是这个metaphysics是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本意？无从知晓。 
形而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解决本体论或者是存在论问题，即being的问题，但是两千多年的发展，结果却不管是机械还是辩证的形而上学都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东方哲学一早就参悟了这个道理，即名可名非常名。但是有趣的事情正是这种实不可为而为之的过程，开辟了西方哲学一整个系统。就如同走迷宫游戏，有一条支路，古代东方哲人们看出这条路走不通，作了一个“此路不通”的标记，后来的东方人看到标记，要么就直接过去，要么在路口张望两眼，感觉迷雾重重确实不是路，所以没有人走；西方哲人也在迷宫中来到这个岔路口，不假思索就扎入迷雾中，而且留下一个“我进去了”的标签，结果一批批的西方哲人涌进这条路，结果在这条支路中发现了一个巨大宝藏，那就是科学。但是科学的宝藏发现之后，西方哲人发现原本产生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这里有朋友要问为什么没有得到解决，那话说起来就长了，要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话说两千年西方哲学史。这里我简化一点，就说人们想从哲学中获得最根本性的答案是什么，就是从变化多端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寻求稳定性普遍性，因为这样人才有幸福感和安全感。西方哲人走的路就是寄希望于发现存在（being）的普遍性一般性，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亚里士多德的客观世界的形而上学，造成了从客观世界抽象的形而上学与从先验理念世界理性推导的形而上学两个思路。笛卡尔被认为是近代哲学之父最主要的原因，除了我思故我在，还体现在他的思想使人们意识到所有对世界的认识活动都是在人的意识之中发生并完成的，这促成了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使人们不再去追问外在的世界的知识是真实还是虚假，转过头追问我们意识中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是否吻合。科学正是经由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壮大。但当科学不断进步发展的时候，形而上学却从科学中慢慢被排斥出来，因为形而上学并不是如实验科学一样被验证的严格意义的科学。康德试图统一经验主义与先验理性以挽救形而上学，但又不得不设计一个物自体的概念，造成不可知论。康德说“知性为自然立法”其实是限制人类的理性，即人类有什么样知性，对自然的了解就成什么样，比如刀模切蛋糕，刀是圆就切圆，是方就是方。康德之后的哲学家不满足不可知论这样的瑕疵，希望把形而上学发展成科学，甚至是科学之上的科学，就出现了胡塞尔引领的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运动。现象学主张剥离和悬搁我们头脑中已有的可疑的观念和前提，直观事物的现象，这样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比如说，一个杯子，如果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杯子，可能瞟一眼就知道这是个杯子，这个瞟一眼，只是从一个角度看，而这个杯子的其他面你都还没看到，你都头脑就给你补充了很多观念和前提，应该把这些可疑的观念和前提悬搁。现象学内容有很多，我无法在此文中全部详述，但是胡塞尔的这种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企图也是失败的。随着科学高歌猛进的发展，人们发现人类当初寻求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并没有实现。相反，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让人进入一种虚无之中，人对存在的意义越来越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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