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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年到永恒---文革宣言,连载之23

送交者: welyoung[★★声望品衔9★★] 于 2023-05-27 1:58 已读 6488 次 28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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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文化和社会保稳定的基石-----枪杆子


八十年代末有一个时期我对五四运动的结局特别不平,不能理解,五四运动规模不大,学生基本上也不守纪律,没有怎么组织,还打砸抢烧。为什么他们就能取得伟大的胜利?而八十年代末的学生虽绝大多数根本没有期望取得什么胜利(所谓的白闹也要闹)但也几乎没有人预计到结果会如此血腥,如此惨烈为了反腐败血溅长街还得背负暴乱之恶名。后来当我通过读文章得知,五四运动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吴佩孚的支持后,才心里释然。


对于文革这样一个运动不专门写一部分内容谈军队的影响和作用,绝对是不完整的,但是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少,所以这一章节和中国的未来之路是我感到最难写的。所谓难有两种,一是认识真理,二是讲真话的勇气,勇气只要无私就可具备。难点在于现在依然对于这两个问题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答案。其难还在于不仅仅要求理论上的清楚,还必须实践方面切实可行。什么情况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什么情况下党指挥枪?中国的未来如何避免既得利益集团的邪恶掠夺和对社会道德败坏,坚持走向上的路,而不致于溃烂。


对于前一个问题毛主席的一生都以一种耶稣上十字架的自我牺牲在践行党指挥枪的神圣准则,防止军队成为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创立了红军的毛泽东经常被一纸命令或者几个毫无斗争经验的秀才给撤销职务,然而毛主席从没有凭借威信动用军事手段进行斗争。毛主席在世时也没有为自己的妻子侄儿和军队建立联系,以至于在毛主席百年之后,发生政变,主席尸骨未寒,妻子和侄儿就身陷囹圄被迫害。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一悲剧说明:制度惯例是一方面,领导人是不是一心为公恪守政治伦理以及群众是不是有觉悟和警惕性是另一方面。此外80年代末是党指挥枪还是魔鬼指挥了枪?什么情况下军队可以鉴别党被坏人所把持。按照毛主席文革的做法就是军队不介入党内政治斗争,军队不对人民镇压。如果深入思考在毛主席去世后的两次暴力行动,除当权者对党性的背叛和品德的低劣外,人民群众的武装解除也是重要原因,七六年十月多少人(包括我自己)由衷欢呼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被粉碎,这就说明人民群众学习和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够,思想武装的不到位。而八九年虽然北京的学生和群众决心反抗贪官和腐败进行斗争,然而军事武装已经被解除或许是由于奖金,或许是由于其他,总之毛主席所给予的几乎是全民范围内的持枪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剥夺。如当年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仍然拥有文革时那样多的枪,该会是什么样?这是我的想法和疑问。接着回顾文革时三件和军队相关的事件。


第一件,所谓的“二月逆流”:


实在是小事一件,但是被过分渲染啦,其起因是毛主席分别于二月三日和二月十日两次小范围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几个老干部会错意或者以为机会来啦可以出出气。或者以为可以表现一下可以讨好毛主席。事实上毛主席是赞成中央文革代替书记处的,但是希望他们合规矩,建立协商机制。毛主席曾经讲: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书记处。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毛主席也赞成中央文革打倒陶铸,但是不赞成他们打倒的方式和程序。所以说二月逆流的导火索是毛主席对文革小组的批评。但它的背景是一月夺权。


1967年1月,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取原上海市的所有党政大权,即“一月革命风暴”。上海夺权风暴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各地争相仿效。“夺权”狂潮迅速蔓延全国,大批党政领导人被造反派定性为本地区、本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批斗、停职、罢官,原有的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走向日趋明显:从中央到地方,要打碎所有的权力机构,进行重建;各级党政机关、权力机构的领导人,其中相当一部分都要当做“走资派”被打倒、罢官。


当时建国不久,全国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基本上还是从战争年代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党、政、军干部,如今要打碎原有的权力机构,基本否定甚至打倒这支官僚队伍,更换他们,如此翻江倒海的政治颠覆其遇到的抗争和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二月逆流”,正是在这种触目惊心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从战争年代培养出来的一代党政干部已成为建国十多年来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的中坚,他们的信念、能力、经验、威望同样是国家政治统治的基石。把他们全盘否定,全盘抛开,从他们手中全盘夺权,是根本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只是让他们在全盘冲击中更换观念,转换立场,把屁股真正坐到毛主席所坚持的理论路线上来。就像延安整风那样,先大部打倒,再大部解放,等于把脑子洗上一遍。


“二月逆流”的先奏是1月19日、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等人和“左派”发生的争论。碰头会的主题是讨论军队是否搞、或者怎样搞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问题。会上,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康生、陈伯达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三位军委副主席则坚决反对,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侵的重任。


在两种意见的激烈冲突中,叶剑英、徐向前都激愤得拍了桌子,老帅们和中央文革的矛盾开始激化。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赞成军队不能乱,站在了老帅这一边。为保持部队稳定的军委《八条命令》也由毛泽东批准下达。


以下所引用得材料来源于78年后的老干部回忆录,肯定是有立场的,个别语句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日程:(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二)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规定等共六件)。


会议还未正式开始讨论。


谭震林对周恩来说:研究经济问题不能离开管生产的干部。现在许多业务干部都打倒了,我们还怎么抓生产?比如上海的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位好同志。我请春桥同志回去保一下丕显同志,把他解放出来。


张春桥说:这个问题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研究研究。群众不答应呵!这些事都要和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意见嘛,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又来那老一套了!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说: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搞革命,不依靠群众行吗?


谭震林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只看到这些干部参加革命、根红苗壮的一面,没看到他们后来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一面。批判他们是帮助,怎么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说:就算这些老干部有问题,他们的子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也要挨整?现在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张春桥说:不是!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谭震林说:你歪曲!


张春桥说:像你这种思想,起码应该批判。即使我们想保你,广大群众也不答应!


谭震林说:你所谓的群众是谁?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不就是你们的打手吗!他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的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今天在会上我敢打保票,曹狄秋、陈丕显、谭启龙、江渭清、江华这些人没问题。你们把他们打倒就是迫害老干部。江华一家子,死了大半,这叫什么革命?


陈毅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


张春桥说:这是翻历史的案。陈毅同志,你要对这话负责!


谭震林说:别来这一套。错不错有事实为证。你们整我,不就是说我捕了几条鱼嘛,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说:这就不对了嘛,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你是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说:你不要和稀泥,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该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拍了桌子说:你给我回来!谭震林你好大的胆子,有什么话好当面讲,干什么要走。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


陈毅说:老谭,不要走,就在这里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我看不是谭老板易激动,而是有些人欺人太甚。别看有些人口口声声叫着拥护街谈巷议,到底怎么样还不一定呢。我看他们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口口声声拥护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在延安,刘少奇在延安的时候,也是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现在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现在有人还背着包袱,连周总理都挨了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周恩来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障?还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许多干部都揪出来斗,这样残酷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吧!怎么行?


谢富治说:中央文革从来没有说过要整全体老干部,对在座的同志他们都是要保的嘛。


李先念说:不要和稀泥好不好。现在是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大逼供信了。不但老干部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说:迫害老干部是什么全局?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看有些人就是要打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陈毅说:他们不把老干部斩尽杀绝是不干心的。


余秋里说:连国民党都没有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周恩来说:你们说打倒老干部有什么根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都给我说清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全国就乱了。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周恩来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说:我没看。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给我们看一看呢?


陈毅说:就连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的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我看林彪同志也应负责任。


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大串连把正常的革命和生产都搞乱了。这种干法本身就有毛病。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使人民军队失控。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毛主席在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写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材料。江青说: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们必须反击。江青给主席写了个字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则一言不发,低头匆匆记笔记。这里引用的怀仁堂上老同志们的发言就是根据谭震林同志生前的回忆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记录整理的。


《红旗》13期社论的标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文章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发表在1966年10月。


会后,谭震林在激怒之余写了一封信给林彪,信中说“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刘少奇、陶铸、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住在中南海的以外,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谭震林本来想通过此信打动一道打江山走过来的林彪,再通过林彪的特殊地位对主席施加影响。林彪阅信之后批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林彪的批示连谭老板给他的信一起被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仅仅几小时之后,主席就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


一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主席曾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政权,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主席始终认为发动“文革”的起因是要在中国走出一条反修防修的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谁若在这个问题上和他唱对台戏,他是不能容许的。


二是对待“中央文革”的态度。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是直接联系着的。尽管主席对与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这一批老革命家并不准备全部打倒,也不否认他对“中央文革”里的某些人包括江青有看法(这从不久以后的一些讲话和作法就可看出),但就总体来讲,他不允许否定“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指导和左右“文化大革命”的工具,否定了“中央文革”,也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第二天,2月18日深夜就通知参加碰头会的全体人员开会,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主席说:“你们就是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叶群同志(叶群当时代表林彪出席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主席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主席的批评确实是很重的,从2月23日至3月18日,中央开会多次,批评谭震林和其他老帅们。很快,3月份,江青等人很不明智地又将党内斗争公开于社会,在接见造反派的大小会上不断披露所谓“二月逆流”真相,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反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之所以说江青这样做不明智,是因为这样扩大了矛盾,表面化了矛盾,无助于矛盾的解决。并且非常不明智地把利益问题政治化,二月逆流中老干部只所以发难更多地在于老干部利益受损。有两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一种是秋风扫落叶,一种是春风化雨。当然老干部是不可能被文革派春风化雨的。但结怨深,阻力更大。毛主席仍然在五一节和他们一起登上天安门,名单第二天见报。但是为了防止这些老同志因此而无所顾忌地反对“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于5月5日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告李富春,忠告他们:“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老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周恩来这封语重心长的信,是煞费苦心的。他叮嘱秘书亲自将信送给几位老同志传阅,一定要交给本人,不要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


毛泽东在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会上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大节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文革后,很多文章把这件事大肆炫耀,不太合历史事实。


第二件是二月镇反


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接到安徽省军区的报告,请示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是否应该派部队警卫会场。毛主席批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


 


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当天发出了一份《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决定说明,“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并指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八条命令》:“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二月上旬,毛主席又在一份文件上作了个批示,大意是: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林彪将毛的“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批示转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叶又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的令箭。


但问题出来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


 


起来造反、力主打倒当权的“走资派”并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是毛泽东定义的左派。可是此时已不同于文革初期,每一派都热衷于斗争“走资派”,没有哪个组织还在保省、市委,“保守派”已不存在。区别仅在先后。


而这些组织又彼此对立、彼此反对,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语无法严格定义,更使“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难以操作。


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去“支左”。那些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基层干部多的群众组织背后多半有“党的领导”,天然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再加上由于党领导一切,省委第一书记往往兼任大军区或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地委书记往往兼任军分区政委,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颇为惺惺相惜。对于地方干部被指为“走资派”而残酷批斗,军队干部难以接受。比如许世友。虽然中央说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就是“左派”,可是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核心一般是大学生,党团员少,老工人少,“成份不纯”、“行为过激”,怎么看都不像左派。


在造反派看来,省委第一书记倒了军区第一政委也就倒了,地委书记倒了军分区政委也就倒了。政委可以打倒,为什么司令员就不能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地方上有“爪牙、同党”,作为军队的政委,他们在军队里自然也应当有“爪牙、同党”。既然领导一切的党的机关都可以造反,军区就没有不可冲击的道理。更何况当时毛泽东正在支持斗争军队内的反党分子。一月八日、十八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杨勇相继被打倒、斗争。十九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和一批军队将领在北京十万人大会上被批斗。二十六日,海军政委苏振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上被斗争。因此,造反派组织无惧与军队对立,无惧冲击军区司令部。


这的确是个矛盾。要么夺省委权和冲击军区都是革命行动,要么都是反革命行动。说夺省委权的是左派,冲军区的是右派,行不通。至于毛泽东说的右派冲军区要追究,左派冲军区可以不予追究,就更行不通了,无法判断左右。


更严重的是中央文件中的“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


 


很明显这些文件和批示给坏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制造了青海“二·二三事件”青海军区负责人赵永夫就是这么说、这么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的“坚决反对右派”、“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已在有的省份实施。


     二月四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于是湖南驻军和公安局在与造反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的帮助下大逮捕,全省约十万入狱。成都军区于二月十七日开始在四川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抓了数万人。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镇反”。


文革初期,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万——40万右派”(据王任重笔记)。对西北地区,在《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中央批示:


“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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