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已经整整9年了。
在既漫长又短暂的9年里，也许你的人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许你的生活只是在不断地重复昨天。时间让我从中年迈入了老年，然而对母亲一点一滴的怀念，也随着光阴的流逝，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自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一直在治病，她先是得了肾炎，逐渐引发了高血压，冠心病，每天吃药，早已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上世纪90年代初，母亲在第一军医大学做体检时，在肾脏上发现了一个肿瘤，被医生确诊为肾癌。我们几个子女闻讯后大吃一惊，但谁都不相信这个诊断，于是我们就拿着所有的体检资料，分别去找了广州军区总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州市肿瘤医院等几家大医院会诊，专家们的意见却完全一致: 肾癌，尽早住院手术治疗。
在这几个权威性医院的权威诊断下，我彻底抛弃了幻想，不得不告诉自己，母亲确实是患了绝症，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那时，我还没有时间开始难过，整个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一心想的是怎样才能让母亲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于是，关于母亲的治疗方案，我们兄弟姐妹们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以我和大弟弟为首，分成了两派。
大弟弟的意见是明确告知母亲病情，马上住院治疗，早日手术。理由是如果不让母亲知道实情，她不会重视，也不会好好配合冶疗; 我的意见是不让母亲知道，我认为母亲虽然个性要强，但是敏感脆弱，她如果知道实情，精神上的压力太大会导致崩溃，况且母亲的收缩压高达200mmHg，手术那一关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得了。我和弟弟两人都各持己见，声撕力竭地吵红了眼，互不相让。
弟弟问我: 不作手术病情会发展很快，母亲的生命将会很短暂，你愿意吗？
我的眼泪忽然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哪怕她的生命只有几个月，我也不想让她在绝望痛苦中度过。
弟弟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
告知母亲体检的结果，这也是一个问题。母亲本身就是医生，以她的脾气，是决不会不过问自己的体检结果的。后来是由在军医大当医生的大姐，找了一台当时还少见的彩色复印机，把那份关健报告单改成了"肾脏某部位长了一个囊肿"，主动送给了母亲，母亲果然很仔细地看了她全部的体检结果，相信了她的肾脏只是长了一个小囊肿。
接下来怎么治疗就是一个大问题了。要瞒住母亲，就等于是放弃了西医治疗，我们四处去寻找中医。不知道弟弟怎么在白云山上找到了一个老中医，他用十几种菌类植物提取的汁液，说是可以治疗癌症，一天要喝两瓶，长期服用。但是那药价格昂贵，两瓶就是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好在弟弟已弃政经商，赚了不少钱，他承担了全部药费。
怎样要母亲把药喝下去，也是个大问题。说药价便宜吧，她不会重视而按时服药; 说药价贵了，她又会舍不得花钱，拒绝服药。弟弟又想出办法，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对母亲说: 这个药很贵，是保健良药，是做生意的朋友送的，不用花一分钱。家里的人现在身体都很好，就你身体差一点，你如果不喝掉就浪费了。话说到这个份上，母亲也没理由拒绝了。
奇迹出现了，一年多以后，又让母亲去体检，反复检查，肿瘤消失得干干净净，直到我2005年移民，十多年都没有复发过。我安心地离开了母亲，从未想过母亲有一天会离去。
2008年，母亲不慎摔了一跤，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2009年4月，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始终相信，如果我不出国，小弟不外出，母亲至少还能多活几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最喜欢的两个孩子，我和我小弟，却很少陪伴在她身边。
母亲的去世，给我的打击是巨大的，也是从那一年起，我有了白发，女儿也说我一下子就老了许多。刚开始两年，我不回国，总觉得我没有回去，母亲就依然还在那等着我，不是再见不到她了，而是我没回去才见不到她，这种对自己的麻痹，当然也不能持久。在她离开5年之后，我终于拿起了笔，想对母亲说些什么，这样才开始了我断断续续的写作，我想一直写下去，把我的一切，都告诉母亲，让她在天堂里也不会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