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唐宋八大家，而八位大家分别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又如此不同：
韩愈，我们自然会想起他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想起他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想起他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柳宗元，我们会想起他创造的成语“黔驴技穷”，想起他的《捕蛇者说》，想起他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欧阳修，我们会想起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想起他那些婉约词……
王安石，我们会想起古代继商鞅变法之后最大阵仗的“王安石变法”，想起他写过的一个神童如何“泯然众人矣”（《伤仲永》），想起他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
苏轼，我们会想起的更多，想起他的千古名篇，想起他的豪迈豁达，甚至想起他的东坡肉……
苏洵，我们至少会想起，他是苏轼的父亲，“三苏”之一……
苏辙，我们会想起，他是苏轼的弟弟，“三苏”之一，“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中的“子由”……
曾巩……
是的，想起曾巩，只剩下一个省略号。
这位曾先生，纯粹是由于中国人对于数字“八”的迷恋才来凑数的吗？
曾巩出生在1019年，他生活的年代迄今近千年。在这一千年的时光里，他的文章受到冷落，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不过是最近一百年的事。也就是说，在民国以前的八百多年中，曾巩是古文写作领域大神级的人物。只是今人无法领略和感受罢了。
欧阳修在世时，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北宋文坛盟主，地位很高，当时就被称为“今之韩愈”。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个席位，即以欧阳修领衔，其他五人，要么是他的弟子，要么靠他的赏识才开始扬名。
作为文坛盟主，欧阳修生前就在物色自己的继承人。在遇到苏轼之前，他实际上已经认定曾巩是最合适的人选。
那时候，曾巩并无功名，但他的文章深得欧阳修推崇。欧阳修曾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又说，“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欧阳修对曾巩的爱，那是超出一般的爱。只要是难得一遇的好文章，糊上作者名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认定是曾巩写的。他曾把苏轼的文章当成曾巩写的，也曾把王安石的文章错认为曾巩写的。
1057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阅卷读到一篇好文，定为第一名，但转念一想，这肯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最终将此文降了一个名次。等到揭榜，才发现原来是苏轼的大作。
曾肇后来写文章纪念兄长曾巩，说欧阳修是文坛宗师，曾巩出道晚一些，但与欧阳修齐名，“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虽然是捧自己的哥哥，但曾肇这段话并无夸张。
事实上，曾巩生前的文名确实很盛，获得的评价也相当高。连苏轼都把曾巩当作欧阳修门下最厉害的那个人，他写诗说：“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王安石在给曾巩的诗中写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后来，王安石又对别人说，在我交往的人中，曾巩的文章“不见可敌”。
要知道，发出这些议论的人，都是自视甚高的文坛、政坛大咖。可见，曾巩真的是“无敌”，不然没有人会愿意为一个终生沉沦下僚的文人抬轿子。
《宋史》评价说，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在大师辈出、群星闪耀的时代，没有做过高官的曾巩，能够打出一片天地，确实不容易。
不过，曾巩最终还是错过了文坛盟主之位。原因不是他不够格，而是与他同时代的苏轼太过光彩照人了。既生瑜，何生亮。尽管曾巩的个人性情更接近欧阳修，但欧阳修在发现苏轼之后，经过权衡，还是明确地把文坛盟主之任，付与苏轼。
近代朝鲜文学家黄玹，把曾巩与苏轼的区别，说得十分到位：“北宋多大家，而法胜者莫如南丰（曾巩），以无法胜者莫如东坡（苏轼）。”用金庸武侠小说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曾巩就像郭靖，一招一式都有师承，中规中矩，却无人能敌；而苏轼就像令狐冲，无招胜有招，不仅厉害，而且是武林中特立独行的异类。然而，也因为曾巩的文章“有法”，苏轼的文章“无法”，有法可学，无法难学，所以后世学曾巩的人多，学苏轼的人少。
到了南宋，在理学家的推崇下，曾巩的名声已超越苏轼。朱熹对“宋古文六大家”中的其他五位并不感冒，唯独对曾巩推崇备至，并致力于学习曾巩的文法。朱熹在成名后，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将曾巩推到一个很高的地位，称他是自孟子以来的作文高手，说他的文笔“峻洁”“平正”“好懂”“简庄静重”。
后人对曾巩的评价深受朱熹的影响，认为曾巩的文章既明道理，又自然平近，且规范端正，可以作为范本学习和效仿。曾巩的经典地位，由此逐步确立起来。
明代万历年间，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全书164卷，收文1450篇，多次再版，在明代后期文坛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四库全书总目》称：“世传唐宋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唐宋八大家”这一称号，就是从茅坤这里开始流传开来的。
自茅坤以后，明清两代关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选本，多达二三十种。“唐宋八大家”这一概念，遂深入人心。而曾巩，则持续受到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等主流文学派别的一致推崇，一直红到了民国。
直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曾巩的文学遗产才因为思想主题、审美趣味等出现转向而受到冷落。
宋代文学研究大家王水照在《曾巩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说，文化和文明的嬗变发展，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任何时代的读者和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时代需要和文化发展的趋向来取舍传统，因而使传统文化有的盛誉不衰，有的遭冷落遗弃，或者是同一对象的某些部分光景常新，另一些部分却黯然失色。
曾巩在800多年间受追捧，以及在近100年受冷落，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如果能站在更长时段的河流里去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声名的起起落落，就能理解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并非浪得虚名，更不是凑数。因为，我们眼下的观点和经历，并不能代表历史的全部。
曾巩不仅身后之名起落不定，生前也命途多舛。
现在说起江西南丰曾氏，是当地人的一大骄傲。这个家族在北宋文坛、政坛光芒四射，盛极一时。追根溯源，虽然曾巩的祖辈和父辈已经有了功名，但真正厉害的是曾巩这一代。
曾巩有4个弟弟、9个妹妹，在他之上还有个哥哥曾晔。除了哥哥曾晔未中举而相对早逝之外，他们兄弟五人以及几个妹婿均中了进士。有一年，这个家族一次考中了6个进士，轰动全国。
辉煌的背后，全是苦难。而这些苦难，基本上由曾巩替弟妹们承担了。
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晚年被诬告而丢了官，长年在家，将积蓄一点点耗尽。1041年，在曾巩23岁的时候，曾易占带着曾晔、曾巩兄弟俩赴京应举，这情景像极了15年后苏洵父子三人赴京应举、谋职。不过，结局却全然不同，曾易占父子全部失望而归。1047年，曾巩再次侍奉父亲进京，不料在途中父亲染病身亡，盘缠也已告尽。曾巩四处求助，才得以扶着父亲的灵柩踏上归途。
此后的10年时间里，这名从小被视为神童、20岁就名闻四方的早熟才子，放弃了个人的功名追求，而把全部精力用于承担家庭生活的重压。他在窘迫的大家庭中，既要奉养继母，还要抚养、教育4个弟弟和9个妹妹。尤其是在哥哥曾晔病逝后，他同时要养育两个侄子和两个侄女。
如今，我们仍可以通过曾巩的《读书》一诗，了解他这段负担沉重的耕读生活：
	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
	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
	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扬。
	山川浩无涯，险怪靡不尝。
	落日号虎豹，吾未停车箱。
	波涛动蛟龙，吾方进舟航。
	所勤半天下，所济一毫芒。
尽管十分劳累，但他仍旧通宵达旦地苦读，并教弟弟们读诗书。他用勤劳、乐观和自信，化解了生活的暴击。
10年后，1057年，嘉祐二年。曾巩带着弟弟曾牟、曾布，以及堂弟、妹婿等，一行六人进京赶考，终于，迎来了曾家的翻身仗。这一次，六人全部考中进士。曾巩本人则以39岁“高龄”，与21岁的苏轼、19岁的苏辙等人成为同榜进士。
在北宋人才辈出的年代，牛人普遍都在20来岁中举，像曾巩成名这么早、中举却这么晚的，着实少见。其实，曾巩从18岁就走上科举之路。除了上面讲的，他有10年时间为了赡养大家庭而放弃求取功名，另外的10年，他考了多次，却蹉跎其间，没能考上。
究其原因，他早年屡试不第，不是文章写得不行，而是写文章并不趋附当时的应试文风。连欧阳修都看不过去，责问说：“有司所操，果良法焉？”意思是，连曾巩这样的人才都未能被录取，考试部门的评审标准，真的科学吗？
一般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确实会抱怨和指责外界，尤其是天才式的人物，更会将个人的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的滞后。但曾巩从不如此想。
在欧阳修为他打抱不平的时候，曾巩却“不非同进，不罪有司……思广其学而坚其守”——既没有嘲讽考中的人，也不对考官大放厥词，他首先想到的是自省，反思如何不改初心，并把学问做得更精深。
在曾家最困难的时候，曾巩受尽了同乡的嘲讽。当地人作了一首打油诗，戏谑曾家兄弟赶考只是去打酱油：“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曾巩不以为意，“力教诸弟不怠”。
曾巩志大才高，却未得到命运真正的眷顾。无论是科举，还是做官，始终是逆境多于顺境。但他始终心态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曾巩进入仕途后，主要有两项工作：第一项是出任地方官，在12年间辗转七八个地方，从河北沧州到福建福州，从山东济南到江西南昌，每段任职的时间不长，但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为官一任，振兴一方，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政声和事迹。
地方官实际上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基础，但在中国的传统里，“治国”是一大本事，但从来没说“治州”“治县”的，所以除非有特别好的运气，一般获取广泛声名的人物都在朝廷上，而不在地方上。地方官在国家的治理框架和人们的传统认知中，都属于小官。
曾巩本人却很不认同这种看法，他在送友人赴任柳州知州的文章中，专门驳斥了知州官小不足事的成见。他说，古时候的人做知县只负责一个乡、县，尚且能够用道德、仁义、恩惠、慈爱对辖区百姓进行熏陶和启发，现在的官员能够独掌一个州，怎么还能把官职看成低人一等，而不认真为政呢？他说，官无所谓大小，任职一方，就应该有造福一方的信念，更应该有久居之心，脚踏实地为当地百姓做实事，做善事。这是为官一方的本分。
第二项是担任史馆馆职，从事史籍文献编校工作。大概有10年时间，曾巩考证、校勘、整理的史书古籍达数十种。比如《李白诗集》，经他搜罗、发掘，从776首增加到1001首；传世的《战国策》，散佚严重，经他广泛访求采录，从22篇增加到33篇……
治学严谨的曾巩还有一个习惯，每整理完一书，他都认真作序，不仅记录和介绍该书情况，还将史评融入其中，对书中某一种偏向和缺失，进行论证和评议，让后世读书人有脉络可循。曾巩从事的这项工作，属于文科领域的底部工作。要不是他的用心用力，我们现在能读到多少李白的诗，能读到多少篇《战国策》，还是个未知数。虽然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历代都有人在做，但大家往往只看到书籍的成品，看不到流传背后的工作人员。这就好比现在理工科领域那些做基础研究的大师，他们永远不像做应用开发的人那么声名在外，也没有明星偶像光环，可能一辈子就是在逝世的时候被人说一句“一个大师走了”，仅此而已。但你必须承认，这些一点儿也不著名的人，才是人类文明传承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
无论是做地方官，还是校勘史籍，曾巩都是在从事基础性的工作，甘愿做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但他的价值，不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可以随意褒贬的。
在曾巩担任馆阁校勘期间，苏轼推荐了两名四川老乡拜访他。这两人因为文风不合流俗，被乡里人讥笑为迂阔，很是苦恼，特向曾巩求教。曾巩读了他们的文章，却称赞有加。两人很高兴，临行便请曾巩为他们写点文字带回去，好堵住悠悠众口。没想到，曾巩劝他们说没必要，根本用不着为这些闲言碎语苦恼，“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不必随波逐流，也不必阿附世俗，更不必为冷眼所动。流言可以杀人，但永远杀不了将流言当作空气的人。
宋代的理学家是一帮很“吹毛求疵”的人，怼天怼地怼空气，前圣今贤大都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但他们偏偏十分推崇曾巩的文章，为什么呢？除了我上面讲到的，曾巩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有“法”可依，可作范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曾巩的信仰和操守，是常人难及的。正如朱熹所说，曾巩是一个“醇儒”。放在人品与文品的标尺之下，曾巩以“文如其人”的统一性脱颖而出。
他的文章路子正，人品也正。虽然他对自己常年不得志不以为意，却见不得他眼中的人才被时代错过。
当他宅在老家为生计奔忙的时候，他屡次以布衣身份向朝廷要员推荐王安石。在给蔡襄的书信中，他说：“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
曾巩比王安石大两岁，两人相识于科举考场，一见如故，结下了亲密的关系。他们惺惺相惜的程度，有点像杜甫遇见了李白；所不同的是，杜甫与李白是单向互动，一个崇拜另一个，而曾巩与王安石是双向频繁互动，相互推崇，情深义重。
如今，我们读两人的文集，还可以读到他们写给对方的很多诗文、书信。
王安石的性格很怪，不通人情世故，但在曾巩面前，却能写出深情款款之句，说“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他还无比担心曾巩的境遇：“州穷吉士少，谁可婿诸妹？仍闻病连月，医药谁可赖？家贫奉养狭，谁与通货贝？”——曾巩那么多妹妹，要怎样找到好女婿呀？曾巩又生病了，这医药费可怎么解决呀？曾巩要养一大家子，又那么穷，这钱从哪里来呀？真是替曾巩愁死了。
曾巩在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也经常给王安石写信，排解忧愁：“一昼千万思，一夜千万愁。昼思复夜愁，昼夜千万秋。”
两人曾在不同时间段遭受流言蜚语，但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替对方辩诬。
曾巩长期考不上进士，人家讥讽他，曾巩不以为意，但王安石看不过去，写诗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你们这群小子，不配诽谤曾巩，他即便终生不遇，处境低微，死后他的文章也有像班固和扬雄一样供人膜拜的一天，你们等着瞧吧。
曾巩对王安石也是如此。当王安石步入仕途，因为特立独行而被世俗讥谤时，曾巩同样竭力为之辩护：“介甫（王安石）者，彼其心固有自得，世以为矫不矫，彼不顾之，不足论也。”王安石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合流俗，那些说他目空一切的人，压根儿不必理会。
可以说，曾巩和王安石是彼此生命中最亲密的朋友，没有之一。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整个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两次为相，在京主持新法，曾巩则辗转各地为官，颠沛流离，仕途坎坷。这期间，他们的书信往来明显减少，关系渐渐疏远。
很多人认为，曾巩和王安石至此已经友尽。实际上，他们的友情还在，只是双方的政见有了分歧。
1069年，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开始实施新法，并引故交为己助。应该在这个时间点，王安石也请最好的朋友曾巩参与其中。但曾巩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有点操之过急，规劝他更慎重一些。王安石则对曾巩的苦口婆心不置可否。曾巩为此深感失望。因此，在老朋友上台之后，他主动请求离开朝廷，外放到地方为官。
曾巩写给王安石的两首诗，留下了两人这段分歧的实录：
	日暮驱马去，停镳叩君门。
	颇谙肺腑尽，不闻可否言。
	……
	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
	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
	知者尚复言，悠悠谁可语。
后来，王安石在变法受阻之后，也曾给曾巩寄了一首诗倾吐，其中说：
	高论几为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
	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觉秋风白发生。
纵然老友对自己的变法有不同意见，但关键时候，能够一吐郁闷的人，在王安石眼里，除了曾巩也不会有第二人了。
事实上，后世很多人夸大了曾巩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从曾巩在地方辗转为官，基本都执行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来看，他也是变法的认同者。他的两个弟弟，曾布和曾肇，都是王安石变法的追随者，但曾巩也未因此而批评或反对他们的选择。
曾巩并非一个保守派。他和王安石一样，都认为应当变法才能解决“三冗”问题挽救大宋。不同的是，他认为王安石的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有改善的空间，所以向王安石提出来，可是向来执拗的王安石不听。
举个例子，王安石主张，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必须增加国家收入，所以变法内容基本以增加税收和朝廷控制社会财富为主。而曾巩后来给宋神宗提出来的变法方案，则把重点放在节约开支上，只有裁撤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才能压缩财政开支，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前提下解决“三冗”问题。
客观地讲，曾巩压缩开支、量入为出的方案，比王安石增加收入、量出为入的方案，更为彻底。宋神宗在看了曾巩的方案后，也盛赞说，在节约开支这一块，没有人讲得像曾巩这么透彻，并把曾巩重新召回了朝廷。
宋神宗问曾巩，你跟王安石的关系最好，你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曾巩回答，王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宋神宗说，王安石视富贵如粪土，一点儿也不吝啬呀。曾巩解释，我所说的“吝”，是说王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宋神宗连连点头。可见，不管怎么样，曾巩依然是最了解王安石性格的那个人。
可惜，这时候，王安石已经罢相隐居江宁，曾巩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王安石的执拗，以及变法内容的瑕疵，最终导致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失败。
南宋人叶适说，曾巩“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补”。而这恰恰证明了曾巩是一个道德操守极高的人。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成为宰相的时候，他明明可以放下他的坚持，迎合而上，但他偏偏不愿如此，他宁可艰难地在外做他的小官。
在举朝需要站队之时，曾巩不幸成了新党、旧党两面不讨好的人物。他曾说自己，“立朝无所阿附，有见嫉之积毁，无借誉之私援”。这一点像极了苏轼。
1083年，曾巩病危于江宁之时，王安石多次前往探望。一见面，王安石就对曾巩议论朝廷人事，说最近又有谁谁谁被任命为啥职位了，那谁谁谁只是一个屠夫，怎能胜任这职位呢。曾巩病重，无法说话，只有点头。
在最后的时刻，这一对昔年的好友，依然未把对方当成外人。
1083年，65岁的曾巩病逝时，京城盛传他与当时被贬在黄州的苏轼“同日化去”，连宋神宗都很震惊，叹息不已。后来才知道，苏轼还活得好好的，但曾巩是真的离开了。之所以有这个谣传，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苏、曾二人是帝国文坛的两根擎天柱。
不过，重温曾巩的一生，除了他所经历的苦难可以“媲美”，他的官名和如今的文名，远远不如同时代的其他大家：
不如他的恩师欧阳修，人家既是文坛盟主，又是当朝政要；
不如他的密友王安石，人家诗文俱佳，两度为相，威震朝野；
不如他的同榜进士苏轼，人家潇洒恣意，文采风流，赢得全民喜爱；
……曾巩有点悲催，他生前的工作和职位，决定了他出头的机会甚少。他不依附人，不迎合人，为人，做官，写文章，温和务实，纯净端正。
他虽然推崇和羡慕李白式的人物，但表现出来仍是一副不放纵、很克制的模样。这样的人，在崇尚个人主义、自由奔放的时代并不讨喜。也难怪新文化运动以来，曾巩逐渐沦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
然而，大家仔细想想，曾巩这样的人，才是中国历代读书人的主流命运。
要不是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受追捧了800多年，他就像古往今来的无数读书人一样，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化身为中国历史最基础的底色。那些时代的英雄，在这层底色上开花、结果，活成最亮眼的颜色，但这些都与默默无闻的底色无关。
可是，你必须承认，这层不显山不露水的底色，构成了历史进步与文化传承的基础力量。没有这层底色的铺垫与比对，再绚烂的颜色也凸显不出它的绚烂，再伟大的英雄也丧失了立足的土壤。
历史上不乏曾巩这样的人。曾巩代表了这一无声的群体，他们很重要，不应该被遗忘。如果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头衔之于曾巩有何意义，那就是，我们可以不理解他的文章有多牛，但至少应该理解他的背后站着一群构筑中国历史与文化底色的人。
历史上，现实中，99.99%的人注定要成为仰望英雄的人，而不是成为英雄。这是历史与时代的真相，也是英雄主义与英雄情结的底色。
曾巩就是文学加强版的我们，而我们就是文章总写不好的曾巩。
曾巩和我们走着相同的道路，走着走着，就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家贫故不用筹算，官冷又能无外忧。
	交游断绝正当尔，眠饭安稳余何求。
	君不见黄金满籯要心计，大印如斗为身仇。
	妻孥意气宾客附，往往主人先白头。
				——曾巩《戏书》
只是，曾巩比我们更早看开了，看淡了，看透了。
	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顾是豪雄。
				——曾巩《圣贤》
---节选自艾公子《文治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