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丧权辱国谁之错？

有史学家认为，“大清无昏君，大清无奸臣”，以前都是皇帝太不堪而丢了江山。清朝呢，晚期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都想励精图治，保住大清江山，朝廷大臣，不管主战还是主和，基本上都是从大清的利益出发，没有跟洋鬼子串通一气的。事实上果真如此吗？丧权辱国到底是谁的错？

（一）史实

先来看看皇帝的决心，即使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曾经下过宣战诏书。

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激昂宣战诏书在1842年8月29日变成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银元。打开中国近代史上割地赔款之先河。

1860年9月12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换来的是《北京条约》，除了更大面积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连圆明园也被在洗劫一空后付之一炬。痛心疾首的时刻，他放下身段说：“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

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同样，演变成了后来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之余，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英、俄、德、法、美、奥、意、日、荷、比、西宣战。换来的是《辛丑条约》。从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全被外人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

最奇葩的是，她开始以通敌为名，砍下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主和派大臣的脑袋祭旗。战败后，为了讨好洋鬼子，又对主战派大开杀戒：先后砍下庄亲王载勋，山西巡抚毓贤即行正法，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的脑袋示好，连死了的大学士刚毅也被追夺原官。她老佛爷一怒一惊，先后拧下来九位重臣的脑袋。

（二）思考

看过这些史实，我们是不是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一次一次慷慨激昂地宣战，换来的为何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屈辱的条约？

阳明心学讲知行合一。和洋鬼子打交道，除了嘴巴厉害，腿脚功夫也得利落才行。直白一些，你得配合上足以支撑你的梦想的战略。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即使老佛爷以及朝中重臣，都看到了海军的重要性。可是，本来反对修建颐和园的总理海军事务的醇亲王，李鸿章和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愣是从建设海军的军费里拿出银子修建颐和园。轻重缓急都分不清，国运怎么好的了？不想丧权辱国被欺凌，又不愿意锻炼身体强筋健骨，结局可想而知。各方势力角逐，吃亏的只有海军。丁汝昌申请60万两白银购置速射炮，都被李鸿章拒绝。（战争失败后李鸿章手边的可支配银两有260万）。

为君者就是leader,就是一国的大统领，需要有远见卓识，需要有处理外境（自然灾害，国际关系）的能力，徒有满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看不清局势，制定不出合适的御敌方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不是昏君是什么？大臣明知海军重要，硬是从自家考量权衡利弊后，拨款出去修建颐和园，不是奸臣是什么？

（三）甲午海战军备实力

是不是因为儒家思想比不上西方哲学，限制了科技发展，军备跟不上，所以失败？咱们看看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双方海军军备对比。单从装备上讲，北洋水师占优势。

建立之初，北洋海军的各种规章制度，船制、官制、饷制、仪制、军规、校阅、武备，都是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定的。对于各级官兵的任命，也有严格分要求。琅威理任总教习时，官兵们上厕所的时候，都会练习打旗语传令的功夫，没有丝毫懈怠。甲午海战爆发前，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被日本称为“东洋巨擘”，在当时都是令人生畏的军舰。

火炮呢？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中日对比是26:21，中口径中日对比141:209，小口径中日对比92:50。

所以，挑起战争的日本，也是感觉到自己的海军实力不足，做好了海战失败而被大清追着打上本土的打算。

可惜战事一起，中国舰队在日常训练上的种种弊端就表现出来了：指挥失灵，炮弹射不准目标，侥幸打中了也没有杀伤力（连60万银子的速射炮配置都被拒绝，真不知丁汝昌靠什么实弹演习。）。惨败后还能谎报军功，也是一大奇葩。否则应该不会全军覆没。

不知很早就提出日本是大清最大威胁的李鸿章，在两艘军舰到位后，为什么会一下子骄傲起来，认为大清的门户安全了。

（四）真的是宿命吗？

从整体上看，真的有点儿宿命如此的意思。细端详呢，可以发现不少可以扭转局势的切入点。历史的车轮不停地滚动，参与其中的人，稍稍有点儿改变，方向就会不同。读史的目的是明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看清矛盾的症结，团结一致。每个人只要稍微改变一点点，结果就会不一样。

没写完，不写了。复旦姜文常的事儿总在脑袋里晃。还是那句话，不想被洋鬼子卡脖子，就下决心脚踏实地把基础理论研究搞起来，这才是中国的钙片。实在没钱，就把国足停了！把戏子的工资降一降。少几部宫斗剧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