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那些愚昧而高尚的人们

中国笔迹学泰斗  韩进

 

序

 
中国自古以来看重道德。春秋时重义，汉代以后重孝，宋朝以后重忠，清朝倒台之后重革命。毛泽东建国之后重无私奉献，文革时又重忠，最近二三十年来重爱国情操。我这么列出来好像是中国的道德在不断地变化，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信奉的道德是永恒不变，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并且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

中国人的观念，是认为不遵从主流道德的人就不应该活下去，也没有理由活下去。以前是你不忠君就该死，现在是你不爱国就该死。

我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也有这种遗风：潜意识里对任何不具备高尚道德的人都无法敬佩起来，不论你权势有多大，成就有多高，更别提财富有多少。

在海外看反共的文章，基本上只看到共产党人多么坏，奸猾，杀人放火，好像没有人说他们也有高尚的一面。这与我的感受不同。我认为，得人心者得天下，大体上还是有道理的，中国共产党能得天下，是有他们得民心的一面，许多共产党人的确有高尚的品德。从古到今，能与某些共产党人高尚品德相提并论的真不多，眼下精致个人主义盛行，人们已经到了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的程度。

研究历史也好，分析现实也好，求真的态度最重要。像这次美国大选，立场不同，观点各异，连基本事实也无法统一了，实在令人诧异。

我的题目是“愚昧而高尚的人们”，中国人马上就会想到雷锋。恕我直言，我没把雷锋列入其中。真懂笔迹学的人，自然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比如徐庆元就说雷锋是个二杆子，而我用直白的语言说，就是：雷锋的内心世界核心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至于性格嘛，有点儿爱出风头，积极，偏激。雷锋的道德水平当然不比平常人更差，但要说高尚，我还是有些踌躇。

下面记叙几个我平生遇到的几个人，他们的道德明显比雷锋更高更强。

 

第一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桃花板公社的一位老红军

1970年，我在土默特左旗察素齐一中读高中时，学校请了这位老红军做报告。

他在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派到男方去打红军。1929年，在井冈山，他带了一个排携带武器投了共产党。此后他多少次出生入死，当机枪手，一直战斗在前线上，到解放时，最高职务是机枪连连长。

现在的老干部经常说的是打天下、坐天下，可惜的是这位老红军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坐天下，他没有坐天下的思想意识。刚一解放，他的想法是：仗已经打完了，该回家种地了！于是他就要求回家种地。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没讲工资的事儿，此时政府要给他发工资，从1929年算起。当时政府没有现金，给他粮食。他把粮食一车一车地拉到集市上卖掉，然后回到桃花板家乡。他从来不对别人讲自己的革命经历，默默无闻安心种地当农民，直到四清时工作组非要他交代清楚几十年来的历史，他才把自己的证件、军功章等拿出来……

好几次打仗，死得全连只剩几个人，他不仅命大，还从来没负过重伤。

在延安，他和另外一个战士，当刽子手，一次将41个国民党军官押到山上砍了头，都是营长以上级别的。

他是个大高个，挺壮实的，给我们做报告，整整讲了一天。

第二个，是我们村里的，名字叫王四旦。他参加八路军大青山游击队，司令是后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姚喆，他是警卫连的。八路军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是他整天钻山沟，有一次没鞋了，拦路抢劫过老百姓的一双鞋。这是他自己讲的，我们都觉得好笑又有趣，倒是符合情理。解放后他在部队里当司务长，三反五反时连一张信纸也要查，他没文化，自然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一怒之下，他说：“球球球，我不干了！……”就离开部队回家当农民了。最可笑的是文革期间，他的老伴儿觉得日子穷得没法儿过了，让他去找姚喆。去了武汉，姚喆问他过得怎样，有什么要求？他回答：“我穷得连棺材板也没有！”于是姚喆给他写了一张条子，他回来后把条子给了政府，政府就给了一副棺材板；其它的，好像是什么也没得到。

他是连自己有什么需求也说不出来的人。

第三个人，是我们的生产队长，姓张。他是贫农，原来给地主当长工，解放后参过军，复员回来后永远是一副军人坚决执行命令的神情和气派。他的话语很少，属于沉默寡言的类型。

他的忍耐力不可思议。他的妻子病死了，给他留下一个女儿。1962年，大概我们这里算是比较早能吃饱饭的，就有人跑到甘肃领媳妇。当他人要出发的时候，张队长对人家说：“能的话给我也捎一个吧。”结果对方真给他捎回来了，又老、又丑，还傻，同时还带着三个孩子！相貌相当俊俏的张队长居然竟接受下来，后半生就这样过完了！

在我们村里，社员们别的权利没有，选生产队长的权利还一直是有的，顶多是附有正队长必须是党员这个条件。那年月，不偷盗集体庄稼的社员极少，这位张队长就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谁看见过他偷东西。当然，他的家里人是偷的，偷回去的东西他肯定也是要吃的。但在外面，他从来是一声不吭，好像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儿似的。

人民公社成立二十多年的历史，他当队长至少当过十几年。也有社员们不选他当队长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老老实实当社员。大多数时候他当的是副队长，就是带领社员干活儿的角色。这是一份苦差事，带头人总得比其他社员多干些，还要质量好。

张队长绝对属于意志型人，意志坚强得没法儿说。大约是74或75年的时候，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刻，生产队的社员们风言风语地传说张队长家里已经没吃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当面问过他。那时候我的父亲是保管员，张队长到我家里的时候比较多。有几次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来了，我瞅着他的外貌，真替他揪着一颗心，那真是皮包骨啊！被太阳晒黑的皮肤，松弛地包着他的脖子，干枯的肤色……他还坚持着每天带领社员们干活劳动，我真担心他突然倒地身亡！

我和张队长在同一个生产队十几年，可以说朝夕相处。我时常琢磨他究竟在想什么，是怎么想的。他把一切都闷在心里，对任何人都不说。他不贪污，不受贿，不谋私，像机器人一样辛勤劳动。社员们说，他当了一辈子干部，要说谋私，大概勉强算也只有一次。那是大队说有工厂来招工，让推荐青年人，他推荐了他的侄子。但不幸的是，那次推荐后来也没效，他的侄子并没有走出去。

如果我们议论社会的阴暗面，他不会吱声。硬逼着他表态，他会说：“社会总有阴暗面。”他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决服从上级命令听指挥，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眼前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能被他合理化。

他从思想上把自己僵化成了一部机器，像一辆坦克，勇往直前，死也无惧；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勤勤恳恳地奉献自己，无私得好像没有感情。

社员们谁都承认张队长是个好人，是个好党员，合格的党员。

夏秋之际，是社员们偷东西盛行的时候，每天中午、晚上，几乎没有哪个社员会空手回家的。每到收工的时候，张队长就撂下一句：

“收工吧！”

然后，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是故意给别人留下空子钻，假装没看见。他知道大家都穷，吃不饱，从来不阻拦或搜查别人偷庄稼、偷粮食。他仅仅严格要求自己，却并不严格要求别人。

有时候难免会发火，训人，但从来不给人穿小鞋。他没有仇人，对每个人都包容——当然这不代表着亲热，一贯沉默寡言，脸始终是冷峻的。

 

未完待续。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