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greatwarii（留园网“百家论坛”） 

我们在童年时，只会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这是最天真的分法。比如，你对一个小男孩真心微笑，他一定对你流着口水大笑。对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他也会直率的说：他没穿衣服！而不会像有了”城府“的大人一样：皇帝的衣服真漂亮！ 
因为孩子是真实的，他们只说亲眼所见，不会掩饰。所谓大人的深刻，也只能在真实的基础上。 
而人，首先，是好坏之分，然后是其他。这就是作人的底线之分。那个帮助了《纳粹枪口下的女人》的驻比利时德军司令法尔肯豪森，就是例子。 
他无疑是对比利时犯了战争罪的人。但他还是救了96个抵抗运动的人。法尔肯豪森帮了钱秀玲。他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很快我就要被解职了，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权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底线，决不在最后的关头，“枪口抬高1一厘米”，决不能见死不救。 
因为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法尔肯豪森曾经尽力挽救犹太人和比利时人，所以，军事法庭最后宣判，法肯豪森作为德国占领军的首领，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免除死刑，判处他有期徒刑12年劳役。 
今天，我想叙述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事情。我不想从共产主义去铨释。因为我不懂马列主义。我就想从个人的基本感觉出发来讲。如同孩童的好人坏人的水平一样。有的资料来自网上和在中国出版的正式刊物。但我所说的眼见耳闻，则以我的良心来保证。这是我自己最高的要求了。 
这个老党员，就是被陈毅称赞的：“他是中国党内敢于公开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 
他的名字叫刘顺元，（1903~1996）原名王学博，山东博兴县人。 
大概没有什么人能记得他。但他在他工作过地区，和他接触过的，都是从心里敬佩他。他是有着特殊经历，勇敢无畏，特别正直，特别正派的老党员。 
在上海第三次被捕时，他的山东口音，书记员把他误记为刘顺元了。那是1934年，他第三次被捕，审讯时他自报假名李春远，被记成“刘顺元”。从此，狱卒喊他“刘顺元”，狱中难友称他刘大哥。他“坚不自首，恶性甚深”，（这是国民党的判决书说的）被判徒刑十年。 
其实，他开始是按共产党审的，还把他和其他被判死刑的搞了一次假枪毙。但他没有害怕过。没有被吓住。这是我最佩服的。他过了生死关的。 

这是刘顺元被捕后的囚徒照。胸前是囚号。照片原件存上海敌伪档案中。 
特别让我佩服的是，他实话实说：“国民党腐败，这就是我加入共产党的原因。但我入狱时，是国民党的法官审我。因为只找到了几本宣传小册子，无法判我死刑。就只判十年。” 
难怪夏衍称他是“骨头最硬的人“。 
刘老（这是战友们称呼他，我无此资格。为打字方便，就用它吧）是1903年生人。家里是中农。学习刻苦。年轻时，他说他最想当乡里的邮差。一辆自行车，一身绿衣服，拿着官饷。虽则邮差是梦，但比那个还大的梦是当老师。于是他考上了北师大英国文学系，（北师大学费免，吃饭免）实打实的学了四年。可比现在那些没去过学校的领导们的博士后，含金量大的多！证明就是在淮南的时候，从英国人的教堂搞来的地图，只有他能读，认。
当然，这和在文盲面前谈资治通鉴不同。再就是晚年患食道癌。重病住院，专家会诊时怕他知道病情，用英语商讨，刘老说：“你们不要瞒我了。”医生很吃惊。因为他绝对是看起来是农民。有几个青年知识分子与他初次相见，以为遇到了“大老粗”，一经交谈，判若两人。 

右一是他1982年退下来，和老战友在一起。和夏天卖西瓜的老农有区别吗？ 
这是他老人家在新四军时的照片： 

左起第二人是他。下一个是叫他刘大哥的方毅。站树上的是陈毅。右起第三是罗炳辉。 
在北京上学时，闹过5.4，上过街。但接受了民主，自由，科学的新理念。他没烧曹汝林的宅子。1928年毕业回山东，在县里教书。我挺佩服民国时的教育。那时按人均来说，政府是对教育投入很大的。博兴这山东县里，也有正牌的师大毕业生教书。山东是个很重学的省。要不这里山东老乡的文笔都那么好？ 
在1928年，刘老入了国民党，还成了县党部的书记一类。因为他那时觉得北伐，国民革命能救国。据他自己讲，让他深思的是有一次在济南车站，看到警察欺负农民，震动很大。再有就是国民党的上至下的腐败和拉关系。1930年，当他在济南女中教书时，系统的读了马列主义的书，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那时，这些书随便可以买到。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不是由于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去革命的。是思想的追求。1931年，他加入了共产党。是在共产党最不吃香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可能是原来国民党的原因，要周恩来介绍才能入。从此，他为他想追求的公正，自由，人民幸福奋斗一生。 
在被捕前，他曾在陕南特委当书记。到今日，很多汉中安康的老人还记得他。但他最常提到的是他的战友张汉民。他提到此事，非常痛心和惋惜。事情是这样的： 
张汉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陕甘做军情和兵运工作。刘志丹，谢子长，阎红颜等都受到过他的保护。 
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地区长征到达陕南时，张汉民任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旅长。他派中共地下党员和红二十五军联络，商定了互不侵犯协定。当时，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无法同中共中央联系，医药器材和军用地图也很缺。张即派人送去川陕军用地图；并派中共地下党员去西安、上海等地为其购买电台、医药用品和其他急需物资。（可能电台没买到。国民党控制的严。因为后来是中央红军给了红25军一部） 
同年4月初， 警三旅奉命到宁陕以东阻击红二十五军。接到命令后，警三旅的中共组织即决定：如果两军遭遇，党团员要“枪朝天，打空弹”。张一面派人去红二十五军通报敌情；一面率七、九两团由镇安东进，“尾随”红二十五军。（其实是掩护） 
4月9日（一说3月19日）下午，旅部快到蓝田县九间房（今属柞水县）时，张收到担任前卫的九团团长阎揆要的报告：红二十五军已经隐蔽，沟内似有埋伏，建议就地宿营，以免误会。张汉民认为与红二十五军已有约在先，不会出意外，遂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当先头部队进至九间房时，警三旅（欠第八团）被红二十五军击溃，张等20名党员军官被俘。被俘后，张汉民当即向徐海东军长表明身份，并请他向陕南特委联络证明。当时红25军前后没有追兵。陕南特委有自己的地下交通线。（遍布汉中和安康地区）不到半天即可接头。但徐海东不认真调查分析，不听申诉，把张汉民等共产党员枪杀。使多年培育的兵运，损失巨大。好在1945年的7大，张汉民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想说几句的是，我是不能接受共产党杀自己同志的这种行为的，不管他有多美好的外衣。这也是我自认就不可能“革命”的原因。王树声，杜义德在西路军失败后，居然怀疑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会投敌。在祁连山里，亲手把他杀害了。1992年，李彩云被总政平反。1996年，杜义德对此事表示忏悔。王树生没有看到他的表态。难道杀自己同志下得了手，心不疼？ 
在上海作地下工作时，刘老任沪西区的巡视员。被捕三次。最后一次，就是上面我提的那次，被囚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出狱后，因为狱中的英勇表现，出狱后即恢复党籍，担任中共代表团干部审查组组长，负责出狱干部的审查工作。他与王鹤寿等一起先后接待和审查出狱干部一千多名。 
正是由于这次审干，在文革中，江苏的那帮人，也想搞出像北方61个叛徒集团（薄一波，安子文等）那样的南方叛徒集团。他们想从刘老这里下手。可他们看错了人。刘老的回答是：“我相信你们有能力杀我的头，但要我说假话，你们没那个力量！“。 
如果说共产党员该什么样子，我觉得该是刘老的样子。如果说我并不蔑视共产党，就是因为刘老这样的，活生生在我面前的人。 
在抗战时期，刘老一直在淮南工作。他自己说，那时他感到最舒畅。干群一致。中央定了政策，各根据地放手工作。他当过新四军淮南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政治委员，淮南区副书记等，在刘少奇，饶漱石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依靠群众，团结一切抗日的开明士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他所创造的经验，得到上级的高度评价。淮南根据地不断壮大，直逼南京城下。（如来安县等）党的中原局、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长期驻扎在这一地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央想调一些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高的干部到东北，和苏联红军联手，与国民党争东北的地盘。 
当时刘老对苏联，红军，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是抱着学习，甚而崇敬的心情的。不一定要去过苏联就是什么苏联派。中国共产党就是苏联帮建的。苏联传来的马列主义，列宁主义。后来，虽然不同意苏联的具体办法，从毛泽东开始，思维模式，搞社会主义，和苏联一致。。更不用说这些中下层的干部了。这奇怪吗？如果不这样就奇怪了。
因为在1945年后，党内的主流，就是倒向苏联。因而毛泽东写《别了，司徒雷登》就是这种思潮的反应。中共和南共不一样。他们一直和英美有交流。他们也是要搞社会主义，但对西方不反感，排斥。最主要斯大林和苏军在南斯拉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为，甚至要把铁托暗杀掉。可以说是斯大林把南共和铁托推向反面，推向西方。
当时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认准了马列主义的人来说，那时看不到后来的事变，就像马克思也料不到今天的世界。他们就是一心要学苏联。但苏联并不那样美好，但苏联也不是恶魔。还是要实事求是。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苏军在旅大的作为，彻底激怒了正直，有气节的刘老。他成了反苏分子。 
刘老从淮南，山东，走海路到了东北。他看到的是苏军的霸道蛮横，这让刘顺元十分失望。可更坏的是，苏联在东北推行的所谓货币改革，”中苏合作合营协定“和关东行署组织问题。下面是引用的网上资料以及他的传略。但我把那些不符合事实的去掉了。加上我的更正。比如对康生的描写。 
关东行署问题。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国民党政府全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旅大地区的防务委托苏联政府，旅大地区的行政权属于中国。但苏军没有这样作。 
今天看来，国民党政府是当时的合法政府。弱国无外交。合约是无可奈何。1946年9月20日成立了由中方人员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大连商人当会长，刘老是副会长。但这个商人在日占时期，表现很坏，为钱不要节。当地人民很恨他。但他对新的占领者苏军非常顺从。 
1947年3月以后，苏军将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升格为关东行政公署。苏联派梅列茨柯夫元帅前来旅大主持筹组工作，刘顺元参与了筹组工作的全过程。在筹组工作中苏军专横霸道，根本不把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见放在眼里。 
我是能想像那种情景的。就是在苏军内部，那个下级敢“犯上”？除了打败仗。贵为海军司令的库兹涅左夫元帅，还不是因意见不同（而且是对的）被朱可夫撤职。 
苏军指定大连商人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遭到普遍反对。刘顺元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向旅大苏军政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反映。这位苏军中将表示：这个名单是梅列兹柯夫元帅定的，一点也不能改，强令中共旅大地委（是不挂牌，地下的）必须保证迟子祥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 
鉴于苏军如此，刘顺元提请中共旅大地委将与苏军的争议，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南满分局。当时这两个领导机关忙于组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重要战役。另外，也是中央一边倒向苏联，因而答复：“旅大是苏军管制区，大政方针还是以苏为主。” 
这样中共旅大地委和刘顺元只好站在屈从的位置，同意了苏军所有作法。 
实事求是的说。大连的炮弹是更重要的物质力量。当时旅大是国民党不敢动的地区。有一颗炮弹演习时，落到离苏军岗哨500米处，国民党的驻军司令就上门赔礼倒歉。国军眼睁睁的看着军用物资从旅大，海路运到山东，支援解放军。这个作用有多大，我不妄议，但陈老总有话，对吧？ 
在这上面，大国沙文主义就只能忍了。刘顺元对这一切也得忍。因为当时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有利。但1946年的货币改革等，刘顺元再也忍无可忍。 
苏军强令进行货币改革。 
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后，滥发军用券在东北通用。旅大苏军司令部为防止国民党视察团到大连用苏军所发的军用券抢购物资，1947年5月17日宣布进行货币改革，限期从5月23日起5天内完成。居民所拥有的军用券，都必须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改变面值。在兑换期间实行现金限额管理，多余的军用券都要存入银行听候处置，引起了居民恐慌和工业企也的流动资金短缺。 
刘顺元向苏联元帅梅列茨柯夫陈述了这件事将对大连的经济活动和群众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但梅列茨柯夫强令必须如期完成，并指令刘顺元到大连广播电台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 
苏军完全是用军事的办法来处理民事。其二是在二战胜利者的威名下，把同样对日作战，付出巨大民族牺牲的中国当成仆从国了。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波兰，无法拒绝。南斯拉夫就不听那套了。中国当时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反对南共。 
刘顺元为避免与苏军关系的恶化，只得忍让表示按期完成，但抵制了苏联元帅的指令，拒绝到电台作欺骗群众的违心广播讲话。这对苏联元帅来说，是极大的反抗。他把此事立刻上报莫斯科，斯大林。 
第二件事是关于苏方强制签订“中苏合作合营”协定。 
苏军在强令货币改革后，又担心国民党视察团视察大连后可能接管大连，急于将大连的主要企业和资源都变成“中苏合作合营”。签订中苏电业合作、盐业合作、渔业合作及中苏合营造船公司。
签订一方是中方关东行政公署，另一方是旅大苏军司令部和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萨瓦斯基。这些合营，等于苏方无偿霸占了完全属于中方所有的一半资产。在经营中，中方也只是挂名。 
中共旅大地委考虑，旅大的大中型企业和主要资源都控制在苏军手中，苏方拿出来搞合作合营，对恢复生产稳定职工生活有利，对支援东野，华野也有利。因此同意经过平等协商签订这几个协定。 
但是，苏军对中国人，中共，就是对待家奴一样 
苏军根本就不同中方平等协商，苏军司令部只是通知刘顺元带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图章去签字。先是在旅顺等了半天，没人理他。然后一个参谋又通知去大连签。到下午黄昏时分，一位苏军少将和萨瓦斯基才来到会议室，要刘顺元等人立即在协定上签字。 
在事关中方权益的问题上，苏方竟不允许中方作任何讨论便要强迫签字，这实在专横霸道。但刘顺元考虑如因此而拒绝签字，关系就会彻底破裂，只得再次忍让，忍气吞声签了字。 
但刘顺元签字后，坚决不出席那个当晚庆祝签订协定的狗屁宴会。刘老回家后，脸色铁青。把西服的领带扔地上：妈的，每天还要带这个狗套圈！他的老伴是新四军的老战士鲍有荪。问他为什么发火。听完刘老的叙述，鲍老完全支持他。 

这是1978年在北京和老伴鲍有荪合影。他们几十年风雨同舟，从不离弃。但他们的爱情誓言确是平淡，古旧的，但字字千斤。 
刘老说：“我的老伴，我就信她能和我一起拉棍子讨饭，也不离弃。” 
鲍老说：“不管你当狗屁中央委员，还是当农民，你决不能昧良心往上爬。”（这是原话，实话。但不是太受用。请她在天之灵理解） 
就是这样的正能量，刘老的忌恶如仇，永远得到是支持。这比对彭帅被错打为右倾后，执意离婚的那人，在我心中，是天上地下。 
其实鲍老是1932年的老党员。但解放初评级时，因有一段失去组织关系，大约是她半塔游击大队长时。因而把他算成1937年入党，评了13级干部。后来她的老战友写出证明，恢复她的11级的干部级别。但她拒绝了。她说：“我干革命又不是为这个！
人要是争级别，那个人就不能要。”她出身是教授家庭，考入杭州国立艺专。想学艺术。但在表哥范家篸的带领下，开始学习革命理论。范大哥后来牺牲了。她就义无反顾的参加了革命。是那种最忠诚，激烈，正义的干部。很多级别搞的很高的人，不知怎么，都很尊敬她，在根据地时，叫她大姐。 
第三件事是苏军要刘顺元制造虚假舆论。 
1947年6月3日国民党视察团来大连前夕，大连苏军司令格里格耶夫上校要刘顺元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作广播演讲。规定讲明几点：第一，这个政府是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主权的；第三，这个政府是为旅大地区老百姓服务办了很多好事的。 
这些都是苏军掩饰自己专横控制关东行政公署的谎言。刘顺元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讲真话，不能讲假话，我们不能去作这样的广播讲话。此次刘顺元未作任何忍让，这次抵制，更撤底惹恼了苏军司令部。 
于是 刘顺元被“驱逐出境”。 
真是啊，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被驱逐。 
但这也是无奈。因为要和苏联搞好关系。这就是当时的现状。 
1947年9月17日上午，旅大苏军总司令留德尼可夫上将的代表巴申上校，在旅顺苏军总司令部，与正在旅大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谈话。指出了刘顺元的许多所谓错误，认为刘顺元“不明白苏军司令部的政策，不执行苏军司令部的办法，因此要求撤退他。” 
连用词都是军事用语。 
同时旅大苏军司令部也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发了内容相似的电报。所谓撤退就是驱逐。巴申在谈话后表示：刘顺元如不离开，即用武装监送。 
巴申在与杜平谈话中，还对旅大工会主席唐韵超和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也要采取果断措施。 
中共旅大地委在1947年10月30日的常委会上，将巴申与杜平的谈话记录，给刘顺元看了。在此次常委会上，刘顺元对苏军的无理指责作了反驳和解释。多数常委都对苏军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刘顺元等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地委书记韩光在发言中反复说明，苏军对刘、唐二人的处理是经莫斯科批准的，已无力挽回。只能执行。 
请注意：是中国党要执行苏联党的命令。 
第二天在地委全体会议上宣布人事变动时，韩光对刘顺元、唐韵超被苏军赶走表示了惋惜之情。 
中共旅大地委常委原为韩光、刘顺元、边章五、苏杰、唐韵超5人，一下子被苏军赶走了刘、唐、边3人。刘顺元等人在旅大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苏军专横霸道的抵制，就此而告终。 
但中国人，中国党，饱受屈辱的那段历史不能忘记。这就是我写此文的目地。 
但事情没有完。 
济南再次被追击。 
刘顺元离开旅大，到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向陈云诉说了旅大事件的真相。没有听过陈云的表态。 
1948年5月，刘顺元回到驻在山东青州境内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向饶漱石、陈毅报告了旅大事件的经过。并说“人家都说我是反苏分子，你们敢收留我？”  
饶漱石、陈毅对此是很理解的，也没有压力。他两个都劝刘顺元并安慰他。 
陈毅说：“这哪里是什么反苏？是民族气节嘛！”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陈毅几次称赞刘顺元是中国共产党内敢于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第一人。 
饶漱石是不搞自己圈子的，不像高岗。饶漱石下去后，华东局没什么干部被牵连下台的。 
刘顺元回到华东局不久，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长。1948年8月济南解放，中共中央鉴于济南是被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决定建立直属华东局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任命刘顺元为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 
对刘老这个职务，他本人在谈话时从不谈。人们问他，他说：我没干多长，就被苏联人给赶走了。职务我是就低不就高。为什么要吹自己干过什么什么的。低级趣味。“他就是这样的人。 
1948年下半年，苏、保、罗、匈、波、捷、法、意8国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公开指责以铁托为首的南共的反苏立场。这一决议虽然与刘顺元在旅大的事无关系，但中共当时是坚决站在斯大林一边的。 
1948年底华东局准备集中力量组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准备接管南京、上海，决定随军南下。另外成立了以康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以刘顺元为书记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易名为中共济南市委，改由山东分局领导。 
网上说是康生对刘顺元的迫害，这不公平。是中共不得不听从斯大林。充其量，康生也就是坚决执行命令。 
康生刚到济南时，对刘顺元曾非常亲切和尊重，多次在会上称赞刘顺元理论水平高，工作有魄力，特别赞扬他在旅大敢于顶苏联人，有骨气。刘顺元早在1932年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时就认识了康生，但无直接接触。60年代，刘老来京开会，也是要拜访康生的。山东老乡吗。但思想不同了。 
由于中央的政策，康生对刘顺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排斥打击刘顺元，恐怕谈不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派出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庆典，并且要访问刘顺元为市委书记的济南，看看中共怎样处置对苏联不友好的刘顺元。（苏联的情报很准） 
苏联代表团要来济南访问，中央通知不要刘顺元出面接待，并且还要刘顺元写一份检查由中央交给苏联。 
这件事，被当时居住在济南的原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知道。郑老到北京找刘少奇为刘顺元鸣不平，但与刘少奇交谈后，就连声叹息地返回济南。 
原来刘少奇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1949年7月秘密访苏归来。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点了刘顺元的名，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你们的信任，我希望今后苏中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 
在淮南就非常了解和器重刘顺元的刘少奇，此时只好对郑位三说：“为了搞好中苏两个大党之间的关系，刘顺元的工作岗位只好动一动了。”（还是说的过去） 
刘顺元对中央要他就旅大事件作书面检查，并且要交给苏联，感到非常诧异，过了半个多月书面检查只字未写。郑位三知道了，劝刘顺元忍辱负重，为改善中苏关系作出牺牲。刘顺元才于1949年10月22日写了一份《关于旅大事件的申明书》，由山东分局转送中共中央。这份申明书虽然给自己扣上：“在处理与苏联同志的关系上，犯了头等的政治错误。”但通篇还是辩白多于检讨。 
刘少奇看了刘顺元的申明书，于1949年11月1日写了如下批语： 
毛、朱、周、师哲阅，退安子文存。 
请子文告山东分局，在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待后，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在刘少奇的批语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由于批语未提到给予刘顺元撤职处分，而是“再分配工作”，刘顺元被山东分局撤职，但未发正式文件，而且济南市委还于1949年12月18日，为刘顺元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盛大欢送会。 
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接到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通知，到北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顺元到达北京的当晚，就被刘少奇接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面谈。刘少奇听了刘顺元的诉说，而后平静地作了如下谈话： 
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你不是读过许多列宁的著作吗？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许多人思想不通。
列宁说：当着人民的面签订一个因为力量薄弱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和约，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因为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我们与那些毫无原则的人的区别，不是是否允许妥协，而在于我们将妥协作为达到战略目的的手段，而他们却把妥协作为战略目的。
我知道你这个人，优点是耿直、廉洁，很有原则性，缺点是太耿直，不会绕弯子，有时还显得有点固执。你想想，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帝国主义都在反对我们，我们现在能不同苏联搞好关系吗？据我的了解，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历史上并不很光彩，我们现在还不是照样称他同志，与他握手言欢吗？旅大的事关系到两个大党、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
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写一份检查。至于旅大的主权，我们迟早都要收回的嘛。“。 
从这里看来，中共和解放前，特别是初期，有进步。那时要是反第三国际，就是开除的命。甚至被出卖。现在，还是听，但有条件了。 
刘顺元按刘少奇的要求，于1950年1月2日写出了书面检查，为了党和国家“现实的政治利益”作出了特殊形式的牺牲。 
刘顺元的书面检查写出不久，就被连降三级，被任命为副局长。刘顺元早有被贬谪的思想准备，从此隐姓埋名，做一些不需要出头露面的工作。华东的党政军领导人都了解刘顺元，陈毅就非常同情刘顺元的遭遇，几次到刘顺元住所探望。 
刘老在四年期间从未为撤职降级讲过一句怨言，相信中央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 
点刘顺元名的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刘少奇就四处打听刘顺元的下落，要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54年9月24日决定：刘顺元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后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重新起用刘顺元，实际上也是为刘顺元的反苏冤案彻底平反。 
在新岗位上，刘老也是不辱使命的。无论在大跃进，极左时期，文革，改开，中纪委和破除干部终身制上。
以后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