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前已时有所闻。作者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难免“幸灾乐祸”，“幸”的是它让我看到了农民的希望，对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更有了深入 
     的认识。老实且富忍耐力的中国农民只要过得去，就不会到政府门前示威，也就没人注意他们的遭遇。他们只能以农民式的幽默表达不 
     满，如“毛主席万岁，邓小平万税”；江泽民主政后，则有“毛宰东(家)，江宰(人)民”(在江北一些地区，“ 宰”有时和“泽”读同音)等。农民的 
     积极性确实被调动起来，但他们不积极行吗？否则，他们不可能有余钱购买下一季的化肥等生产资料。“文革”期间，农民每天的工作时间 
     约为十至十二小时，现在至少会在十四个小时以上。当邓小平的改革让他们获取大量收益时，政府和贪官的手又将其全部拿去，留下几枚 
     可怜的硬币。农民的节俭会让他们几年后建起砖房，买上电视，但他们对邓小平并不领情。他们说“如果按当年毛主席的方法，咱们现在 
     也会盖新房，买电视，干得也不会这样累”。农民的心中自有一公平秤。 
     作者开始读博士时，对家乡农民来说无疑是学识“渊博”的。每次放假探亲，乡亲们总焦急地问：“政府还让不让咱们活”，“共产党还是毛 
     主席那时的共产党吗”，“ 以后这农业怎么搞法”。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呼吁“政府能让我们歇三年，也能攒点生意本不”。很遗憾，我无法给 
     他们一线安慰。由一群不懂农业，对农民没有深厚感情的官员制定的农业政策，是不会给农民机会的。 
     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乘上经济发展的头班快车。当内陆地区农民商品意识觉醒，准备搭上后一班快车时，计划生 
     育罚款和无穷的收费已无情地剥夺了他们买票的权力。也许，内陆地区的农民们已永久地错过了本来存在的发展机会，因创业的成本越来 
     越远地偏离他们的能力。 
     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国政府才不好意思地取消了对农民的二十九项收费。这是涉及农民生活每个细节的收费。其中有些收费只需到农 
     家小院站上五分钟就能发现它的荒谬。之后，作者曾上书国务院，希望政府考虑将粮、棉、油基本作物有关的农业税全免，经济作物和农 
     副产品税收削减，并将其不再纳入中央和省级税。这一基本合理的建议显然未被考虑。农业税在中央和省级税中(工业落后省份例外)所占 
     比例很小，经开源节流，不会对财政造成太大影响。和干部吃喝开支(二千五百亿以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这确是给农民的一点安慰和 
     希望。 
     如果您到广大内陆地区的县城走一遭，会见到漂亮的路灯、新修的街道、大型的商厦。可当您得知这儿没有一家工厂赚钱的时候，就 
     会明白是谁在支撑这个城市的运转。给农民一份希望，也等于给城市一份希望，给国家一份希望。国家对每个城市人口在市政、就业方面 
     要大量投资，国家给农民的仅是一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 
10   30                                                                                  10:46 
     Page 11    
                 ——                   -   ...                          
     固然，农村改革让中国有能力养活众多的人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农业政策，显然是成功的。但如果站在生产者的角度，以“投入产 
     出比”这一贯用的方法来评价的话，考虑劳动量增加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及子女教育费用(属劳动力再生产活动)增加等因素，中 
     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政策根本就是一场失败。 
     人们也许会拿乡镇企业说明邓小平政策的成功。成功的乡镇企业在广大内陆农村并不普遍。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农村大队及 
     公社一级的乡镇企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但农村改革后，这些企业象集体农业机械一样被废弃、黥吞。象作者家乡所在大队在“文革”期间建 
     起了塑料袋厂和肥皂厂，但现在一家企业也没有。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与这之前所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尤其是毛 
     泽东时代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薄一波的回忆文集中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从来就没 
     想过乡镇企业这回事，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丰富了改革的思路。当然，中央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其划入自己的政绩，似乎乡镇企业只有到 
     了改革开放才出现一般。 
     邓小平去世时，村民们见面打声招呼“邓小平死了”。没有怨恨，但也始终无法产生“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那种感觉。他们村边的河 
     是毛主席领导下挖掘的，路是那时修的，桥也是那时建的，当然已经残破……。天安门广场有一条永不干枯的人河流入毛主席纪念堂。其 
     中，经常可看到衣着朴素，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儿孙们的搀扶下表情肃穆地步入纪念堂。他们不知如何献花，也不习惯城里人鞠躬的礼 
     仪，只知道用磕头来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如果纪念堂允许的话，中国亿万农民的双膝一定能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跪出两个深深的 
     凹痕。 
     民主与独裁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避免中国兴衰周期率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建国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建立了在社会主义国 
     家中独一无二的、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其中甚至包括蒋介石的爱将宠臣及其他国民党人士。由共产 
     党人前仆后继打江山，却和民主党派共享胜利成果，这不仅需要毛泽东有民主的意识，更需要民主的胸怀。这一制度曾让共产国际和斯大 
     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长级干部中非共产党员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泽东率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代表大会，代表团中更有孙中 
     山的遗孀宋庆龄，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党的民主和自信？ 
11   30                                                                                 10:46 
     Page 12    
                 ——                    -   ...                           
     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至今还是一颇有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六·四”和苏东巨变，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 
     渐进性。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要求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政体，显然是不客观的。 
     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过渡到民主共和政体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理想固然好听，但在帝制余毒甚深的环境下根 
     本不好用，导致袁世凯复辟和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也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涂上了浓重的“ 书生造反”的色彩。至蒋介石执政时期，已只有 
     民主的幌子，再无半点民主的行动。 
     毛泽东本人虽有民主的思想，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体系，但该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 
     用。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缺少实施民主政治的文化环境；对中国人来说，明主比民主重要，官府施仁政比自己参政重要。在毛泽东时 
     代，领导干部普遍的廉洁奉公使人民对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及民主体制建设根本没有兴趣，也认识不到它的必要性。其次，毛泽东太高的 
     个人威望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碍。“文革”后检讨五十年代政策失误时，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曾说：“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也是举手 
     赞成过的”，这决不是谦词，原因是“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当对某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最终都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主席看得比我们远”。 
      《毛泽东传》形象地描述为“ 当毛泽东思考时，他的人民已习惯于将自己头脑中相应的一部分关闭”。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 
     空谈。“一言堂”和家长制作风的出现将是必然的。很显然，这并不全是毛泽东的过错，这更多地属于历史的必然。 
     当邓小平在《决议》中批判毛泽东家长制作风时，他自己也将犯同样的错误。以军委主席身份在四年内撤换两个党的总书记，不能说 
     没有家长制作风，而且更严重，至少毛有家长制作风时自己正在“家长”的位置上。但在邓小平用非民主的手法处理“六·四” 问题上，谁能说 
     他全错了？这就是历史。 
     毛泽东拥有民主开明思想的另一例证是于五十年代末，在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首次提出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两岸各保留自己的社会 
     制度这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思想。然而，今人已将“一国两制”的发明权毫无疑问地送给了邓小平。如果说海外华人华侨的这一失误还有情 
     可原的话，那么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则是令人费解的。作为毛泽东时代主要领导人，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 
     毛泽东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一重要精神。但他面对群众误送上来的荣誉，并没有作任何的纠正。 
12   30                                                                                    10:46 
     Page 13    
                  ——                    -   ...                            
     当然，邓小平作为第一位成功实践了“一国两制”的领袖，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历史不可磨灭的贡献。 
                 “   ” 
     知识分子、反右与 文革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 
     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 
     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 
     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 
     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 
     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 
     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 
     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 
     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 
     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 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 
13   30                                                                                       10:46 
     Page 14    
                  ——                    -   ...                           
     十年代，在文艺界提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 
     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阀作风形成 
     鲜明对照。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 
     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 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 红旗能打多久”、“ 外行领导内行”相继 
     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 
     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 
     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 
     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 
     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 
     的想法，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理想的“ 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 
     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如北大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国营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 
     制，以本人对经济学的认识和在多种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厉基本不了解国营企业)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实际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 
14   30                                                                                     10:46 
     Page 15    
                  ——                    -   ...                           
     害，并重新评估“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 
     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 
     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如果说反右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破“ 四旧”主要针对中下层人民的落后愚昧，那么“文化大革命”则 
     是从文化上对整个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六·四”后 
     重新回忆毛的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三代(赫鲁晓夫即属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实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警惕。这些有可能 
     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作者认为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时，他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戏称“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建国 
     后，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落后令他爱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 
     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愿望。从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这一点：一方面在和周边小国划定边界时，他从不斤斤 
     计较，但和美国、苏联这些强大民族交往时则寸土必较，决不退让。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寻找安慰的渴望？他对《三国》和《水浒》的 
     热爱，是否是在寻找这个民族的应有形象：胸怀天下、英雄豪气兼肝胆忠义？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 
     大革命”则是他对这个民族精神及灵魂进行改造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党、政、军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十个刘少奇也用不着发 
     动新疆的红卫兵，更不值得他将此列为最自豪成就之一。 
15   30                                                                                     10:46 
     Page 16    
                 ——                   -   ...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 
     识。中共某在位的顶级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 
     错案。但受害人数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三千五百万，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毛及其党的残暴。但据作者的了解，这 
     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学照上，只是政 
     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偶尔有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控 
     诉，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 
     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属蒙冤，说起“文革”来反而个个眉飞色舞，情绪高昂，象刚参加完狂欢节一般。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 
     万个家庭的话，三千五百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六十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则坦 
     然面对过去，没有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 
     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可了然；他所犯 
     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 
     也难见；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 
     显“五·四” 白话文运动之精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颇有“ 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 
     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面。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搞个人崇拜”是被写入《决议》的毛泽东的另一罪状。作者曾试图寻找这一罪状的证据。有关人民群众自发地对毛泽东崇拜的例证比比皆 
     是，但毛泽东自己搞个人崇拜的证据则无从寻找，倒发现了毛对到处建塑像作法的厌烦。